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的文学价值

饮马长城窟行

魏晋：陈琳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

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

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

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

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

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

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

善事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

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

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

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

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

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

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译文：

放马饮水长城窟，泉水寒冷伤马骨。

找到长城的官吏对他说，“千万别再留滞太原的劳役卒！”

（当官的说：）“官家的工程有期限，快打夯土齐声喊！”

（太原差役说：）“男儿自当格斗死，怎能抑郁造长城？”

长城绵绵无边际，绵延不断三千里。

边城无数服役的青壮年，家乡无数的妻子孤独居。

捎书带信与妻子：“快快重嫁不要等！

嫁后好好伺侯新公婆，时时记住不要忘了我这个旧男人。”

妻子回书到边地，（妻子信中质问：）“你如今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太原差役信中说：）“身陷祸难回不去，为什么还留住人家女儿不放呢？

生下男孩千万不要养，生下女孩用肉来哺。

你难道没有看见长城下，死人的骸骨相交叉？”

（妻子信中说：）“嫁你就该随着你，想来不够牵记你。

明明知道边地苦，我怎能长久活着求自保？”

鉴赏

本诗用乐府旧题，以秦代统治者驱使百姓修筑长城的史实为背景，通过筑城役卒夫妻对话，揭露了无休止的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诗中用书信往返的对话形式，揭示了男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他们彼此间地深深牵挂，赞美了筑城役卒夫妻生死不渝的高尚情操。语言简洁生动，真挚感人。

郦道元《水经注》说“余至长城，其下有泉窟，可饮马，古诗《饮马长城窟行》，信不虚也。”诗的首句着题，也可以说点出环境特征，第二句以“水寒伤马骨”，渲染边地苦寒，则难以久留的思归之心已在言外。

这个开头既简捷又含蓄。

下文便是蕴含之意的坦露，“慎莫稽留太原卒”可以看出其归心之切，也透露了“稽留”乃往日常有之事，甚至眼前已经看到又将“稽留”的迹象，若不如此，岂敢凭空道来。

“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这是官吏的回答一派官腔，也话中有话。只此两句，气焰、嘴脸，如在眼前。

那役卒看此情景，听此言语，也愤愤地回敬了两句：男子汉宁可刀来剑去战死疆场，怎能这样窝窝囊囊，遥遥无期地做苦役呢！

以上“三层往复之辞，第一层用明点，下二层皆用暗递，为久筑难归立案，文势一顿”。

“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如此“官作”，何时竣工？再加上如此官吏，更是归期无望。也正因这样，才造成“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古时凡妇人独居者，皆可称“寡妇”。

两个“多”字，强调地概括了广大人民的苦难境遇。这四句诗，不脱不粘，似是剧中的“旁白”，巧妙地将希望转至绝望，由个别推向一般，由“健少”而连及“内舍”，从而大大地开拓了作品反映的生活面。

这对于了解人物的思想活动，乃其所产生的现实基础，对于勾连上下内容，都是很重要的。

“作书与内舍”，便是上述思想的延伸。“便嫁”三句，是那位役卒的寄书之辞。首先劝其“嫁”，而后交代她好好侍奉新的公婆，这无疑是希望她能得到新的融洽的家庭生活，最后还恳求她能常常念起往日丈夫（即役卒自己）。

第一句，明确果断；二三两句，又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其善良的心地，与难忘的情爱。这矛盾的语言藏着归期无日、必死边地的绝望。藏而不露，亦是为了体贴对方。

“书”中三句，第一句为主，后两句则是以此为前提而生发出来的。所以妻子”报书往边地“，便抓住主旨，直指丈夫出言粗俗无理，“今”字暗示往日不曾如此。语嗔情坚，其心自见，一语道尽，余皆无须赘言。

“身在”六句，上役卒再次寄书，就自己的“出语”，与妻子的指责，作进一步解释。头两句说自己身在祸难之中，为什么还要留住别人家的子女（指其妻）受苦呢？

接着四句是化用秦时民歌――“生男慎勿举（养育），生女哺（喂食）用脯（干肉）。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其用意是以群体的命运，暗示自己的“祸难”，自己的结局。

因此，前言虽“鄙”，亦出无奈，其情之苦，其心之善，郭不可察，何况其妻呢！妻子也确实理解了，感动了，这从再次报书中可以看出。但是纵已以死相许，对丈夫的结局终不忍直言，只以“苦”字代之，回肠九曲，又言辞得体。

本诗采取了点面结合、以点为主的手法，诗中既有广阔的图景，更有具体细腻的描绘，两者相互引发，概括而深刻地反映了“筑怨兴徭九千里”，所酿成的社会的和家庭的悲剧，显示了作者驾御题材的能力。

诗中人物的思想活动，均以对话的手法逐步展开，而对话的形式又巧于变化，这一点是深得前人称赞的。

不仅如此，语言也很有特色，役卒对差吏的刚毅、愤慨之词，和对妻子那种恩爱难断、又不得不断的寄语，都表现了感情的复杂性，和性格的丰富性；妻子那一番委婉缠绵而又斩钉截铁的话语，则写出了她纯洁坚贞的深情；就是那差吏不多的两句话，也活画出其可憎的面目。

如此“奇作”的出现，除了作者的才华与技巧之外，似乎还应该指出，它与诗人对当时连年战乱、“人民死丧略尽”的现实的了解，对人民命运的同情与关注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本诗的现实意义，也是不可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