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丝绸之路的“三绝三通”

丝绸之路开通之后，也曾历经磨难，几经变故，《后汉书·西域传》称：“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这说明，在东汉初期一百年间，丝绸之路曾三次断绝，三次畅通。这个“三绝三通”的过程是怎样的呢？《后汉书·班超传》作了详细记载。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自立，西域诸国多与新莽政权断绝关系，西域又被匈奴控制，丝绸之路断绝。此谓“一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班超奉命出使西域，争取各国脱离匈奴，归附汉朝。东汉与西域重新建立联系，“丝绸之路”至此复通。此谓“一通”。

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汉明帝驾崩。北匈奴攻占车师，焉耆、龟兹反叛，“攻没都护陈睦”。次年汉章帝刘炟继位，决定召回汉官戊己校尉，不再派遣都护。后匈奴趁机侵占伊吾，东汉与西域二次断绝联系。此谓“二绝”。

汉章帝下诏征还班超，班超奉诏将欲回国，从汉诸国大为震动。于是，班超与属员留了下来，后在东汉援军支持下，大败莎车、龟兹、焉耆，向东越过葱岭的大月氏，“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

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派副使甘英等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经安息、条支，直达波斯湾边，“距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临西海以望大秦”。因安息国一向用东汉的丝织品与罗马交易，不想让甘英开通东汉与大秦的直通商道，就故意夸大航海困难，甘英不得已返回。这是中国使者第一次远达波斯湾，《后汉书·西域传》称“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至此，丝绸之路再复畅通。此谓之“二通”。

班超在西域经营30年，71岁病逝，葬洛阳北邙。和帝于公元105年驾崩，殇帝刘隆即位半年余夭折，东汉内部动荡，接班超而任西域都护的任尚不能掌控西域，安帝刘祜即位后难以西顾，下诏罢都护，“遂弃西域”。此谓之“三绝”。直至18年后的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东汉朝廷才派遣班超之子班勇出任西域长史。班勇“将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遂破平车师”；延光五年（公元126年），又大破北匈奴。

顺帝刘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班勇、张朗（敦煌太守）讨伐焉耆、尉犁、危须三国，三国臣服，“并遣子奉献”。至此，班勇重新打通并保护了边塞与丝绸之路的畅通。此谓之“三通”。班勇撰写的《西域记》一书，是范晔撰写《后汉书·西域传》的重要依据。

回顾东汉丝绸之路的“三绝三通”，我们可以得到三重启示：

其一，丝绸之路既是一条友谊之路，又是一条发展之路，开放之路。为什么“三绝”后又会“三通”呢？因为“绝”就会影响中原与西域各国的经贸往来，对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而“通”则有利于丝绸之路沿途各国的经贸往来和经济发展，所以丝绸之路的“绝”只能是暂时的，“通”才是必然的。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不是人为因素所能左右的。

其二，中华国力强盛，社会稳定，丝绸之路就能畅通，反之，丝绸之路就有断绝的危险。东汉丝绸之路的“三绝”，其原因或是改朝换代造成的社会动荡不安，或是国力衰弱无暇西顾，遂给某些敌对势力提供了破坏丝绸之路的机会；而“三通”，则是国家渡过危机、恢复安定后，政治条件、经济基础、社会环境俱佳的情况下，才能做到。所以，国家稳定，才是经济繁荣的保证，才是人民之福。

其三，应该注意到，“三绝”后复“三通”，朝廷都用上了军事手段。这说明，破坏阻挠丝绸之路畅通的敌对势力是不甘心失败的，只要有机可乘，他们就会制造麻烦。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不懈走强军之路，保持强大武装力量，随时准备应对挑衅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