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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高僧昙曜为什么开凿云冈石窟

编辑:古诗文网发布时间:2022-07-25

昙曜,北魏僧,武威郡姑臧人也,生卒年不详。年少出家,原在凉州修习禅业,为太子拓跋晃所礼重。北魏太武帝废佛教,北地经像零落,佛事断歇,沙门多还俗,师独坚固道心,俨然持守其身。太子再三亲加劝喻,仍密持法服器物,不暂离身,闻者叹重之。后卒于大同。

文成帝即位后,再兴佛教,特任师为昭玄都统,管理僧众。师于受命之后,绥辑僧众,整修寺宇,道誉日高,帝事之以师礼,遂应帝之请,于武周山山谷北面石壁开凿窟龛五所,每窟镌造佛像一尊,皆高六、七十尺,窟高二十余丈,可容三千人,雕饰奇秀,又建立佛寺,称为灵岩寺。此为大同云冈石窟之开端。

师又奏帝于州镇设僧祇户、僧祇粟及佛图户之制,以为兴隆佛法之资。后住于大同石窟通乐寺,和平三年(462)召集诸德,译出大吉义神咒经二卷、净度三昧经一卷、付法藏因缘传四卷。

盖魏地大法得以再振,毁坏之塔寺仍还修复,佛像经论又得再显,师之功至钜。(续高僧传卷一、历代三宝纪卷九、广弘明集卷二、开元释教录卷六、魏书释老志第二十)

昙曜开创云冈石窟

山西省大同市西面约30华里处,武州川北岸高约百尺的断崖上,东西排列着一连串高大宏丽的洞窟,窟里雕有通高四五十尺雄伟庄严的佛像,窟壁穿插着许多佛龛、千佛、飞天、花草等富丽神奇的浮雕图饰,有的窟外还连接着三四层楼的宏大建筑。

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是东方艺术的明珠,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瑰宝。而它的最初开凿的推动、组织、经营者,就是北魏复兴佛教的名僧昙曜。

昙曜贡献

昙曜的姓氏、家世、生卒年月,早在唐初已经不详。只知他自小出家习禅,品格坚贞,志气高远,风度闲雅。他是凉州人(今甘肃武威市)后来移居中山(今河北定县)。

文成帝即位的第二年,即北魏兴安二年(453年),被朝廷徵至京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文成帝把他礼为帝师。和平初年(460年),道人统罽宾沙门师贤去世后,昙曜继任,改名为沙门统。就在沙门统任上,他征得文成帝的同意和支持,在武州塞凿山石壁,开始了云冈石窟伟大工程的兴建工作。关于他兴建此项大工程的动机和目的,还得从北魏太武帝灭佛谈起。

太武帝拓跋焘是文成帝拓跋濬的祖父。他即位时富于春秋,心雄志壮,东征西讨,锐意开疆拓土,创建一个空前强盛的大帝国。他的努力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立国于河西的沮渠氏北凉国就是被他吞灭而并入北魏版图的。但军事扩张的成功,同时也加剧了北魏国内的各种社会矛盾,尤以佛、道两教的矛盾最为尖锐,势同水火,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反抗斗争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太平真君六年(445年)九月,卢水胡人盖吴起义于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众至十余万,太武帝率师西征,抵达长安,在长安寺中发现藏有大量兵器,以及酿酒器具、州郡牧守富人寄存的财物,还有隐蔽用作与贵宝女淫乱的屈室,不禁勃然大怒。随行的大臣崔浩是道教信徒,一向主张崇道抑佛,此时趁机进言,要求废除佛教,以防后患。刚愎粗悍的太武帝便轻率地作出了灭佛的决定,命令把寺庙尽行拆毁,佛像、经典一概焚烧,僧尼全部坑杀,造成了中国佛教史上空前的劫难。

由于同情佛教的太子晃缓宣废佛诏书,一部分僧人得以逃匿避难。昙曜就是因此而死里逃生的。他是一个信仰坚定、很有操守的僧人,在对僧徒迫害最厉害的日子里,尚贴身穿着法服,没有片刻离身。复佛之后,他痛定思痛,总是考虑想一个万全之策,使佛教能够永远流传,不致因一时的政治权力的迫害而经像法物荡然无存。他任沙门统之后提出的凿窟雕佛建议,便是他的总体计划中一项重要的内容。

从皇室方面来说,太武帝生前对废佛之举已有悔意,只是既已雷厉风行的废佛,难于骤然改变政策。文成帝即位后(他的父亲拓跋晃先于太武帝死去),矫正废佛政策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迅速地推行了复佛措施。昙曜提出凿窟雕佛的建议,文成帝认为正可借此忏悔祖父废佛之过,同时为祖先追福,便很爽快地批准了昙曜的建议,还从人力物力上给予积极的支持。

昙曜选择武州塞的断崖作为开窟之所,是因为这段断崖的水平层为砂岩石结构,最适合雕刻。担任雕凿的石工,多是太武帝平北凉后由凉州迁来的,有着娴熟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总体构想和设计方案则出自昙曜本人。他来自凉州,熟悉西域佛影窟的体制,还见过敦煌鸣沙山石窟的实物,构思起来有例可循,但他只把旧例作为借鉴,更多的是融进自己丰富的想象,进行了卓杰的创造。

他所开创的石窟共有5座,含有为北魏太祖以下五帝祈福的意义。每座规模都很宏大,窟内各雕一尊石像,高达40尺至45尺,第5座的石像最大,高约50尺,总名为灵岩寺。其中最大的石窟可容3000多人,东头佛窟所常供养1000僧。各窟雕饰之奇伟,艺术形象之丰富精美,可说是旷古所无,令人叹为观止。

在昙曜之后,石窟的开凿没有停止。文成帝之下的历代帝王,倾全国的赀赋收入,旷日持久地继续浩大的凿窟雕像工程,遂成今天所见连绵30里,栉比相连、数量众多的云冈石窟群。

昙曜弘扬佛教,使之永远流传的事业,除了开凿佛窟之外,还有其他许多内容,最重要者则为译经和设置僧祇户、佛图户两事。

他的译经工作始于和平三年(462年),在刚刚修成的武周山石窟寺约集一批学问僧,配合印度僧人译出《称扬诸佛功德经》3卷,《方便心论》1卷,《付法藏因缘传》6卷,《杂宝藏经》8卷。其中《付法藏因缘》传的翻译最能体现昙曜的深意。此传记述了释迦佛之后24代佛祖绵延不断传续佛法的情形,昙曜抓紧将它译出,寄托着自己和后人继续使佛法永传不绝的祈愿。

昙曜又奏请将打下青州时俘虏的百姓,及一般百姓中能每年上交60斛谷物给僧曹者,作为“僧祇户”,上交的谷物称为“僧祇粟”,拨归给佛教教团管理使用;又请将犯重罪的囚犯和官奴婢作为“佛图户”,供各寺院扫洒之役,兼为寺院种田交粟。这些奏请都获得文成帝的批准。于是僧祇户、粟和佛图户遍布于各州镇,从此寺院建立起稳固的经济基础,每座寺院实际上成为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户的封建庄园。很显然,昙曜奏请设立僧祇户、粟和佛图户的目的,就在于使寺院摆脱单靠施舍赏赐过日子的被动局面,在自身稳固的经济基础上走独立发展的道路。事后僧祇户、粟和佛图实现了。

今天,僧祇户、粟和佛图户已成历史的陈迹,但昙曜译出的经典却流传不绝,云冈石窟更成为祖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精华之一,大放光芒。以此而论,昙曜不但是复兴佛教的功臣,也是创造文化奇迹的巨人。雄伟瓌奇的云冈石窟,也正是记载他的卓绝精神和杰出贡献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