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不加入欧盟的原因

俯瞰欧洲大陆，小小的瑞士坐落于阿尔卑斯山脉的西部群山内，藏身于法国、德国、意大利与奥地利的环围中。瑞士地处内陆，国土面积只有4.1万平方公里，但经济实力却不容小觑。它拥有14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在“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中连续多年位列榜首，人均GDP8万美元，远超周边邻国。

瑞士是一个孤傲的国家，在欧盟的地图上，它是心脏位置的缺口。它的地理位置与经济实力存在着的巨大反差，使人很难想象这个国家能不融入欧盟的深蓝之中。然而，瑞士确实有它独特的想法。

一、中立传统的确立

公元3世纪中期之后，许多有着不同的风俗和语言的日耳曼部落在瑞士境内定居，形成了瑞士早先的样貌。

到了11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统一了瑞士地区。然而由于帝国的松散与软弱，瑞士很快产生了非官方的半独立力量。13世纪初，瑞士地区实际上已由一些领主家族统治。

同样在13世纪，欧洲大陆的农耕技术大大改进，农产品的富余促进了商业的活跃。圣戈达山口开通之后，瑞士是意大利地区与神圣罗马帝国贸易的必经之地。领主们为了向过路的商人收取高额的税费，不断建立新的驿站与城镇。

13世纪末，瑞士境内已新增了200个城镇。商业经济的发展使领主、城镇与其他的自由共同体产生了联合自立、避免外界干扰的意识。

1273年，哈布斯堡家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一世即位，他在瑞士境内进行大规模的权力回收，干扰了瑞士的地方生态。这使得领主和其他的自治组织加快了联合的步伐。

1291年，鲁道夫一世逝世，瑞士地区趁机以建立了以“省”为单位的瑞士联盟。在联盟的基础上，各省进行军事上的合作，并在1499年的斯瓦比亚战役中成功击败了哈布斯堡王朝，自此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

瑞士作为一个整体行动的联盟，也得到了欧洲诸国的瞩目。虽则如此，作为生发于封建领主思维的“共和”联盟，瑞士联盟始终维持着某种不确定的松散状态。

它有着模糊而善变的边界，而运作漏洞百出：每个省份都有属于自己的军队，但联盟却没有自己的中央政府；乡村的省份嫉妒着城镇，而小省嫉妒着大省。

在16—19世纪统一、集权的君主国逐渐盛行的欧洲，陈旧的体制使瑞士联盟受到了许多考验。

16世纪伊始，瑞士卷入了神圣罗马帝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诸邦的纷争中。它选择同意大利结盟，共同对抗法军。然而，在1515年九月的马里格拉诺，拥有新式骑兵与火炮的法国将瑞士彻底打败。

该战役的失败标志着瑞士联盟受到了新君主国的重挫，它已经无力同这些集中而强大的国家进行角逐。瑞士人也因此不自觉地形成了不轻易同他人结盟、卷入战争的“中立”心理。

1515年之后，瑞士很少再次主动卷入欧洲的动乱。在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中，基于之前的习惯，即使面对宗教领袖们的压力，瑞士诸省也没有参与战争。

在法王路易十四发动的一系列征服战争中，“保持中立”已经成了瑞士联盟官方的“座右铭”。“中立”，为松散陈旧的瑞士联盟避开新强国的讨伐提供了理由，使它获得了喘息发展的机会。

然而在1798年，瑞士仍然没有躲过被拿破仑征服的命运。瑞士的旧制度也随着亲法政权“赫尔维蒂共和国”的建立而失去权威，取而代之的是一部法国式的宪法。这部宪法提倡赋权于民、人人平等。

新宪法蕴含的启蒙思想与瑞士活跃的地方多样性互相结合，催生出了一种相当注重地方与个人观点的政治取向，它深刻地影响了瑞士政治制度的发展。

在拿破仑败北之后，瑞士联盟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并在1848年颁布了联邦宪法。这部宪法同样带有明显的启蒙色彩，注重个人权益的维护与地方的自主。

它在中央设立了三权分立的机构，在地方实行联邦制，将地方事务交与地方政府自行解决。它也确立了瑞士的直接民主，规定国家的重大事项需由民众、地方进行公投决定。由此，瑞士构筑了它一直延续到今日的政治传统。

同样在19世纪，瑞士因长期秉持“中立”，在欧洲体系中获得了独特的地位。拿破仑战败后，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各国出于传统，也出于对瑞士曾遭法国占领的“同情”，正式确认瑞士为中立国家。

“中立”继续作为瑞士的座右铭存在，并随着年月的重复，深深镌刻在其国民的集体记忆中。

自此，瑞士建立了它的两大传统：内政上，它将权力分散到地方与民众之中，让全国作出自身的重大决策；外交上，它习惯于以中立维护本国发展。这些传统会对20世纪局势的变化作出怎样的回应呢？

二、国际社会之初体验

在20世纪的外交中，瑞士固守着中立国身份，这在许多时候使它独立在国际社会的变化浪潮之外：瑞士坚定地不参加一战、二战，这显然是因为战争会带来重大的破坏，而不参战确实也使瑞士的经济获得了稳定的发展。

但是，瑞士同逐渐兴起的国际组织的关系却经历了一个微妙的变化过程。

一战结束后，1919的凡尔赛会议中，各国决定建立一个推进和平的世界性组织。1920年1月10日，国际联盟正式成立。面对变更的秩序，瑞士最终同意加入国联。经过协商，国联愿意尊重瑞士的中立性，并在《凡尔赛条约》的第435条中呈现了相关态度。

然而，国联很快打击了瑞士的信心。在1920年2月发布的《伦敦宣言》中，国联擅自强调了瑞士在协助处理国际问题时应负的军事义务（譬如让外国军队过境）。

这引发了瑞士全国性的讨论，在1920年五月的公投中，支持瑞士继续保持国联成员身份的省份与反对方的比例为11.5：10.5，支持者以非常微小的差距获胜，瑞士对于国联的质疑也可见一斑。

30年代，德国、意大利离开国联，国联在迅速分化的世界中变得虚弱异常，开始要求各国负起限制德、意的义务。瑞士也因此结束了自己失败的外交试验，在1938年5月宣告退出。

有了国联的“前车之鉴”，二战后瑞士对于国际组织的选择更加严格。美苏冷战开始之后，即便自身的文化背景属于“西方”，瑞士依然拒绝加入北约。

而1945年建立的联合国也遭到瑞士的冷遇，即便在旧金山会议上各方达成了尊重中立国中立性的共识，瑞士依旧书信婉拒。四十年后即1986年的全民公投中，瑞士再次否决了加入联合国的建议。

然而，联合国下譬如国际法庭、国际技术组织的分支却是瑞士积极活动的场合，而联合国的总部设置在瑞士的日内瓦。细节上的合作使瑞士既获得了新体系的好处，又避免了“选边站”的困扰。

就联合国本身而言，直至2002年，瑞士才似乎确认它不能带来威胁，公投选择成为它的一员。然而，此次公投中的支持比例也仅仅只有54.6%。

面对声称调节层面越多、雄心越大的组织，20世纪的瑞士越是保持谨慎。因此，不难想象在20世纪下半叶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它会选取怎样的姿态了。这有改变的可能吗？

三、在欧洲一体化的浪潮中的抉择

二战后的欧洲还未从残破与衰败中走出，就处于美苏冷战的阴影之下，欧洲人因此产生了自创联合，恢复强大的野心。

但联合不可能一蹴而就。1952年，法、西德等六国共同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1957年3月，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正式建立。1965年，以上三个组织得到合并，一个从各种意义上覆盖欧洲的“欧洲共同体”方才诞生。

在一体化进程迅速推进的那段时间里，没有经过二战摧残的瑞士并不考虑加入浪潮，却又希望能从中获利，为自己的非联盟成员身份减少劣势。

1972年的《自由贸易协定》加强了瑞欧之间的贸易合作。1990年，《第一份双边协定》就瑞欧双方的人员流通、公共采购市场、农业、科研以及跨地运输等方面达成了共识。

苏联解体后，冷战时期形成的极端对立的国际态势就此开始瓦解，各式地缘组织也随之兴起，此时欧洲的吸引力也达到了一个高峰。欧共体乘着因政治格局变动而起的大风，走向更为紧密的联合。

1991年，欧共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通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共体逐渐开始向欧盟过渡，一个新的政经联盟开始形成。

在“统一欧洲”的梦想近在咫尺的那段日子里，不少学者乐观地宣称，欧洲原有的中立国家都将无法抵抗联盟的吸引力。

他们的预判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正确的，中立国瑞典、奥地利与芬兰在欧盟建立伊始，便同它保持着活跃的谈判，并都在1995年加入了欧盟。

冷战后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的国际关系的垮塌、一众中立国家的“倒戈”、从欧洲共同体获得的实际利益，都让瑞士政府的态度有所改变。

1992年，瑞士政府公开表示将“让瑞士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走得更近”，并递交了加入欧洲经济区的申请书。提交申请的决定获得了联邦议会和各省议会85%的赞同率。

面对现实的流变，瑞士似乎决意要进行一番更积极的适应了。这意味着最终的胜利了吗？

四、民众的决定

在瑞士，作出最终决定的还是民意。在1992年12月的全民公投中，加入欧洲经济区的提议还是被50.34%的反对率无情地驳回了。瑞士的临时变卦使《欧洲经济区协定》不得不受到改动，推迟到1994年1月才开始生效。

没有人会想到欧洲层面的决策进程，竟然受到了瑞士国民如此强烈的影响，这是直接民主的威力，也是瑞士民众的骄傲所在。他们之所以反对欧洲经济区，正是为了维护他们为之骄傲的国内秩序。

在随后的调查中，反对者们认为，加入欧洲经济区会使得瑞士的主权受损。如果加入经济区而不加入欧盟，瑞士很有可能会遭受来自欧盟政治力量的经济牵制。

而如果后来瑞士加入了欧盟，事情只会更糟—在超国家的主权体面前，瑞士的政治将受到来自他人的影响，议会与直接民主将变得无力，人民也无法牢牢掌握着国家。

除此之外，民众们还担心进入经济区乃至欧盟在经济上的不利之处。在他们看来，瑞士目前的国力已经足够自给，甚至远远要超出某些欧盟国家，因而无需尾随他人。

事实也确是如此，瑞士的经济水平在全球时常名列前茅，它以服务质量高与保密严格的金融业吸引了多国资本的流入，而它低于欧盟的地方关税，也获得诸多外企青睐。

如果成为欧盟的一份子，以上的优势可能很快就会消解在统一的市场标准中。因此，尽管瑞士需要同统一的欧洲协作，但成为经济区或欧盟的一员，却反而会被其他国家拖累。

总之，于大多数民众而言，保持外交政策的中立性，不论从维护国家整体性来说，还是从经济发展层面来说，都是瑞士最好的选择。

到了1997年，瑞士直接就进入欧盟的问题发起公投，反对率高达74.05%。

2001年，瑞士的公民组织“新瑞士的欧洲运动”重新发起公投，而反对者的比例达到76.85%，创下了历史新高。就欧洲与欧盟的问题而言，瑞士的民意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松动。

多数民众担忧“选边站”会使国家失去自主，担忧“外来者”会对本土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造成干扰。而另一方面，这样的担忧意识也显示了瑞士民众对本国政制与国力的强烈认同感，他们认同这个富裕的、始终顾及所有群体利益的平等国度。

于他们而言，传统带来的好处是真实的，远远比新式理想更“靠谱”，与其追逐后者，不如守住前者，并同后者做有利可图的交易。在直接民主的独特背景下，瑞士在外交上表现出的保守特性正是其社会底色的流露。

在外交经验与国内经验的双重作用下，瑞士同欧盟始终保持着触不可及的关系，并不打算再向前一步。在“统一欧洲”的梦想变得令人疑惑，而瑞士依旧富裕太平的今天，加入欧盟这件事情的可能性，大概也在不断地趋近于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