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租界那些隐蔽的罪恶

日租界，看似如常的街道，满是罪恶与黑暗

日本在侵华过程中，不断派遣间谍从事谍报活动。甲午战争前后，其焦点集中在辽东半岛、渤海湾沿岸（天津、芝罘）和上海等地，其战略目标是调查清政府在上述地区之兵要地志与备战情报，为日军的军事行动提供服务。

当时，陆军参谋本部派驻天津的谍报负责人为陆军大尉世良田，其公开身份是领事馆武官，领导几名大陆浪人为其进行调查活动。甲午战争时，石川伍一和钟崎三郎在日本侨民从天津撤退之时，潜伏下来。后来他潜入天津城内，投宿客栈，被天津道台衙门逮捕处决。

宗方小太郎在搜集威海卫北洋舰队的情报时，也曾来往于天津，并在被清政府宪兵发现后，借机从天津前往上海的轮船中逃脱。

日俄战争时青木宣纯大佐派遣坂西利八郎少佐到天津直隶总督府给袁世凯当顾问，希望他也像汉代的班超那样立功异域。

当时，日本间谍原田俊三郎正担任天津巡警总局顾问。段芝贵也在袁世凯幕府主事，非常亲日，更是给了坂西很多方便。每天各地谍报人员向直隶总督府报送来的情报，段均先送坂西参阅，并由他译成日文即刻送交给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仙波太郎少将。如此，天津便成为日俄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情报活动的中心之一。

1930年代初，日租界的特务活动更是猖獗。其中位于日租界石山街（今宁夏路）的宏济里有“三野公馆”，后迁至芙蓉街（今河北路）。其主人乃日本人三野友吉，日本陆军大学出身，在北洋军阀执政时期，奉派来津，任天津日本住屯军参谋。由于他能说中国话，在天津广事交游，结识了一些官僚、政客。后来奉调回国。

后来因为熟悉中国情况，再转至参谋部第二课后再次被派到中国，不久来到天津，建立三野公馆，从事情报间谍活动，前后居住了十余年。“在这个公馆里，有烟、有酒、有女人，是个销魂的魔窟。三野的旧友新交，趋之若鹜。一小撮卖身投靠的民族败类便成为三野公馆的座上客。三野网罗了一批汉奸走狗，如李际春、张壁、郝鹏、石友三、白坚武、何庭鎏、刘桂堂、刘佩臣、曹华扬……等。

石友三，乃长春人，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军阀。1931年叛变张学良时，被于学忠部击溃，前往山东投奔韩复渠。后在日本特务的保护下遁入天津日租界，住在加茂街（今青海路），很快就与土肥原贤二搭上关系。后来他企图与白坚武、何庭鎏等汉奸合作，在北平发动暴动，成立“华北国”。后来在前往北京途中，事泄被发现，最后是失败而告终。

天津的青帮分子，也是三野收罗的爪牙，在三野的支持下，成立了安青帮‘普安协会’，会长厉大森。汉奸袁文会，在日租界横行称霸，也是由于有三野及其他日本主子在背后为之撑腰。”

此外，在日租界的其他日本商店，也都是三野进行特务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如迩宫洋行（售胶鞋）、樫村洋行（售照相器材）、野崎商店（售古玩）、友田洋行（售海洛因）等。通过这些商店，三野和便衣队头目保持联系，给他们部署任务。

此外，近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日本间谍川岛芳子，也于1933年来津。居住在日租界松岛街（今哈密道）东兴楼饭庄。在时任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的庇护下，异常活跃。她在日租界开设了一个金船舞厅，作为特务分子进行联络、交换情报的据点。当时寓居此地的军阀齐燮元、石友三、白坚武等人都对川岛曲意逢迎。川岛还组织便衣队，制造动乱。

日租界还是毒品和走私的窝点。毒品残害的是中国人的身躯，走私则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民族经济，沉重打击了中国的国民经济。走私自古有之，早在日租界刚划定，就有日本人从天津收购白银、铜元等私运回国。

七七事变的前三年期间，日本在扩大军事占领的同时，还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掠夺，最为卑劣的手段就是在华北各地进行走私活动。天津因日租界的存在而犹为猖獗。在日租界内，经营走私的日本“洋行”或“公司”，触目皆是，从事走私买卖的不仅是日本和朝鲜的浪人，中国商贩，连日本大财阀系统的三菱、三井等洋行，也多参预其事。

“日本的大洋行整船运来货物公开走私，所运来之物，大多是税率大的，如麻丝、呢绒、麻丝织品、白糖等物。”天津海河码头上，堆满了走私货物，其中有人造丝、布匹、白糖、火柴、卷烟、煤油、颜料、西药、车胎等等，品种繁多，无人敢于过问。

在最猖狂的时候，从秦皇岛、留守营、昌黎以至天津塘沽等沿海各个口岸上，走私船舶成百上千，码头上堆积的货物，绝大多数是日本走私货品，关卡缉私工作，几成虚设。大量的财货外流，使中国财政金融和工商经济损失惨重，大大加深了民族危机，也激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

当时，在贸易商和一般商业者当中，从事特殊贸易的占了很大一部分。当时在日租界内，走私日货堆积如山，有80多家商店转运私货，有200多家洋行将私货转运内地，并由日本人组成‘特殊贸易协会’，使走私公开化和合法化。特别是松岛街、蓬莱街、吉野街一带，有字号的（如千叶洋行、天龙组、清水组等）和无字号的走私组织达数十家之多。

正如时人观察所说，“当时日本侨民中从事吗啡和可卡因等禁品走私的不法之徒很多，特别是表面上堂堂正正地打着药店的招牌，背后从事走私而获福，在租界也有获利甚多的无道德的伪绅士。”1936年，天津日租界内，经营偷税贩货的‘贸易公司’已达200多家。

租界既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在租界当局的庇护和纵容下，烟馆、赌场、妓院比比皆是，其中尤以日租界为烈。“早年天津公开销售鸦片烟之所，多在日租界的旅馆，如新旅社、德义楼、乐利旅馆和息游别墅等处，公然开灯供客。

至于销售海洛因、吗啡、红丸等毒品，多设在寿街一带，不下百余家之多”。日本驻天津总领事说：“在天津有日本侨民5000余人，70%从事吗啡等违禁品的贩卖。从中药铺到饭店、杂货店，鲜有不经营违禁品的，而且都是大宗现货交易，日租界的繁荣应该归功于吗啡交易。……从天津日租界某高级饭馆雇有158名艺妓一例，就可看出日本人的富有，而这些财富全都是吗啡的结晶，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而领事馆对此竟不闻不问，毒品贩子只有在中国海关被捉获，或因其他事情牵连，才有可能受到法律的追究，尚未发现被领事当局检查而暴露罪行者。”

在1913年的居留民团议会上，也有人说“贩卖鸦片逐渐从法租界、支那街向日租界集中，现在大约有10余家。”

根据关东厅事务官藤原铁太郎的调查，20世纪20年代初期天津日租界有烟馆70家，贩卖烟土的商店近百家。甚至有七成日本人和毒品贸易有联系。他认为天津日本人的繁荣是由于吗啡贸易的结果。

即便在中国的所有日租界中，天津也是毒品贸易最为繁盛的地方。《益世报》就曾报道说：“天津日租界内官许赌博场二十余家，如芙蓉街中合公会、福岛街大东旅社、大新舞台附近亲仁公会、同裕当旁同文俱乐部、吉神街澄卢、福岛街远东问题研究会、范永和附近关帝庙对过大赌窟、大罗天附近某所、胡家马号附近某所、同庆后附近某所。尔等赌博场，殆为公然之营业。……而其他类似之不正当事件，颇为繁多，不遑枚举。”

据调查，日租界的德义楼、乐利旅馆、新旅社、雅园饭店等，在内中皆贩卖鸦片，兼设灯局。日租界成为鸦片的主要基地。到了1930年代，日租界的贩毒更加严重。

1937年6月26日，《密勒支评论报》曾报道说：“根据中国禁毒会对天津日租界的调查，该处有248家外国洋行贩卖吗啡和海洛因，有137家烟店和烟馆，另外在紧靠租界边界的马路上还有烟店与烟馆。”日本人自己都说：“日租界内华人经营的旅馆几乎都是阿片、吗啡的巢窟，已有定评。

特别不好的是很多日本人表面上伪装做正当行业，背后则是利用违禁品谋取暴利。例如若去某某街某某药店、某某街某某洋行、某某街某某商店等娱乐所看的话，不少依然是利用吗啡、阿片牟利。”

除了贩毒制毒外，日租界还到处布满赌局。中华茶园后、东方饭店等处设有很多赌局，这些赌局的赌头是李明德和方明二人。以后又有刘宝珍在日租界与中国地交界的荣街北口隆兴里开设了宝局，另外青帮头子袁文会也在日租界大开赌场。赌场花钱买通日本人，公开日夜聚赌，成为杀人不见血的魔窟。1931年后，住在日租界蓬莱里的上海人任渭渔在秋山街新街里开设花会赌局，每天下午开筒，后来发展为新老两筒。

总之，日本人在租界肆无忌惮地从事走私、贩毒贸易，开设赌场等，使得租界内乌烟瘴气，污秽不堪，被时人称为“走私、贩毒的大本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