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帝刘义隆的文化举措

元嘉十五年（438年）刘义隆召雷次宗在京城鸡笼山开设“儒学馆”讲学，与玄、文、史三学合为《四学》。

陈寿死后百余年，三国史料大量出现。《三国志》内容精洁，三书很少重复，然宋文帝认太过简略，故诏令裴松之作注。裴松之收集各家史料，“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弥补《三国志》记载之不足，文帝惊叹为“不朽”之业。

裴松之一生最大的贡献，在于注释《三国志》。晋代陈寿撰修的《三国志》，内容精洁，然宋文帝认为太过简略，故诏令松之作注。松之收集各家史料，弥补《三国志》记载之不足，他的注释方法有四大原则：“一曰补阙、二曰备异、三曰惩妄，四曰辩论。”

清代《四库提要》将其所用方法，分析为六类：“一是引诸家之论，以辩是非；二是参诸家之说，以核伪异；三是传所有之事，详其委屈；四是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五是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六是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

裴松之作注所根据的史料，可考者多达一百四十余种，较《三国志》原书多出三倍。

宋文帝惊叹为“不朽”之业。李慈铭说：“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从唐代开始，有学者对裴松之《三国志注》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主要针对裴注资料庞杂繁芜和体例不纯。刘知几说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章学诚也说：“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

《四库总目》批评裴注“嗜奇爱博”，多引用《搜神记》、《异林》、《列异传》等书，“此类凿空语怪凡十余处，悉与本事无关，而深于史法有碍，殊为瑕颖。”

范晔的史书巨作、“前四史”之一的《后汉书》亦是元嘉年间完成。

前四史，是指“二十四史”中的前四部史书，即为前四史四本书。包括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南朝范晔的《后汉书》以及西晋陈寿的《三国志》。

《后汉书》，“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由中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后汉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共195年的史事。

《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

《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

《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例如，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