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兴建大运河的过程
从先秦时期到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开凿了大量运河，其分布地区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西到关中，南达广东，北到华北大平原，都有人工运河。这些人工运河与天然河流连接起来可以由河道通达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例如从现在的北京不远的通县起，即可乘船顺潞水由泉州渠到沟河口入海，经过一段短短的海程，再进入泒河，由泒河经过平虏渠，而入漳水，又由漳水经过利漕渠和白沟而入黄河，又由黄河进入汴渠上游，沿蒗荡渠而下，由颍水入汝水，再由汝水的支流舞水入泚水，又泚水入淯水，由堉水入汉水，由汉水入杨口渠，由杨口渠道而入长江，由长江入洞庭湖，由洞庭湖入湘水，由湘水入漓水，由漓水入西江，沿西江可达番禺城；或由江陵溯长江达巴蜀，以通西南。
这四通八达的水道为后世开隋唐大运河奠定了基础。
隋的开河，只是将若干自然河或旧沟连城一气。
隋唐大运河的开通是在地方性运河的基础上形成的，没有地方性运河的开凿，要想开隋唐大运河是缺乏基础的。分裂时期，地方政权为大都开凿了一些地方性运河，这些运河，从客观上讲隋唐大运河做了准备。
隋文帝所开的广通渠（又称富民渠、永济渠）实际上是对汉代槽渠的疏浚。开皇四年（584年），隋文帝利用汉朝开凿留下的槽渠，命令宇文恺率水工开广通渠（又称富民渠、永济渠），在渭水之南，傍南山而东，到潼关衔接黄河。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下令所开的山阳渎，则是吴国邗沟故道。
隋炀帝修隋朝大运河分为四条：通济渠、邗沟、永济渠、江南运河。通济渠是从板渚引黄河水，注入淮水。大业元年（605年）三月，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通济渠分为三段：西段自东都洛阳西苑，引谷水、洛水，东循阳渠故道由洛水注入黄河；中段自洛口到板渚，是利用黄河的自然河流；东段起自板渚，引黄河水走汴渠故道，注入淮水。通济渠东段所经过的路线是引黄河水循汴水故道，入于泗水，注入淮河。
朱偰在他所辑的《中国运河史料选辑》（17页）写道：“苏轼《书传》说道：‘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又足见秦、汉、魏、晋皆有此水道，非炀帝创开也，’苏轼历引《汉书》楚、汉（约）中分天下的鸿沟，汉末年曹操和袁绍相持的官渡，以及王濬伐吴杜预信中所提的‘‘径取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来证明秦、汉、魏、晋以来，早已由此水道，并非隋炀帝新开凿的。’”
根据顾祖禹的考证，通济渠源于《禹贡》的雍水，春秋时称为邺水，秦汉时又叫鸿沟，其后叫“蒗宕渠”（按即浪荡渠），亦曰汴渠。《元和郡县图志》卷八《河南道四阳武县》记载：“汴渠，一名蒗宕渠，今名通济渠”。隋炀帝所开的通济渠就是利用汴渠（蒗宕渠）的河道来开的。汴渠（蒗宕渠）是通济渠的主要渠身。
自西苑引谷、洛二水绕道今洛阳城南及城东，经偃师县和巩县之洛口而入于黄河，此段河道是旧有的阳渠道。通济渠的上段是疏浚东汉所开凿的阳渠故道而通到黄河的，然后再沿黄河的自然河道至板渚引黄河水入汴渠而达于淮。
邗沟上接通济渠，下接江南运河。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所开的邗沟，所利用的不是吴国邗沟，而是利用的东汉陈登所开凿的邗沟直道。
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永济渠也是利用之前王朝开凿留下的运河河道与自然水道疏浚而成的。
自今河南武涉至汲县一段，用沁水、清水（即卫河）疏浚而成；自汲县至馆陶一段，基本上是利用曹操遏淇水入黄河古道白沟而成；在馆陶与沧州一段，是部分地利用了汉代屯氏河和西汉大河故渎而成；沧州至涿郡，又部分地利用漳水，至独流口则与漳水别而另辟新道，与漯水相接，经漯水到达涿郡。
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下令开开江南运河。但江南运河的开凿也不是始于隋朝的。江南的运河的开凿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吴国开通了从今江苏到长江的运河，从苏州的北门起，向西北穿过漕湖，经太伯渎与江南运河而上，再经阳湖北行，入古芙蓉湖，然后由利港入于长江，以达于扬州；秦朝开凿丹徒曲阿，开凿了从今镇江至丹阳的运河。也就是《南齐书》卷十四《州郡志》所说的“丹徒水道入通吴、会”。
丹徒水道正是江南运河所经路线。江南运河在秦始皇时已经初具规模。西汉武帝时，在吴江南北沼泽地带开河，南接杭嘉运河，基本上接通了苏州至嘉兴的运道；六朝建都南京，又修整、开凿了运河和堰埭。东晋初年，因镇江附近运河水浅，还修筑了丁卯埭平水堰，以平衡水位。为避长江风涛之险，孙吴开凿了破岗渎。
至萧梁，破岗渎废，另“开上容渎，在句容县东南五里，顶上分流，一源东南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二十五里五埭注句容界。上容渎西流入江宁（今南京）秦淮。”陈时，又修破岗渎。隋代的江南运河，只是在六朝以来所开凿的江南运河的基础上加以疏浚而成的，并不是隋炀帝时才开始开凿的。
隋朝末年，永济渠引沁水会清水一段的渠道已经淤塞。
唐朝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艰苦不懈的疏浚、修整和开凿。主要工程是：四疏汴渠，五浚山阳渎（邗沟），三治江南运河，二凿丹灞水道，三治褒斜道，疏浚嘉陵江故水道，治理灵渠，黄河汾水道（这里所举的疏浚整治次数只是个约数,实际上运河时通时塞,疏浚整治工作是经常进行的）。
唐王朝对漕运水道的开凿、疏浚和征敛是尽了极大的努力，通过长期的修凿和治理，是漕运的干流和支流都得以通行流畅，出现了兴旺发达的漕运事业。
汴渠又称汴水、通济渠，是连接黄河和淮河之间的中原渠道，由于该渠首连接黄河，河水所含泥沙量较大，最容易淤塞。唐朝初年，每年初春就要“塞长茭，决沮淤”，疏通堰口，修理渠道。否则，堰口阻塞，黄河水不能引进入渠道，漕运就会中断。开元二年（714年），唐朝疏浚汴渠的梁公堰，“公私深以为利”。
开元十五年，堰口再次塞阻，“行舟不通”，唐玄宗命令疏决开就河口，“安及遂发河南府怀、郑、汴、滑、卫三万人，疏决开旧河口，旬日而毕。”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唐朝新开广济渠。
安史之乱后，汴渠的疏浚中断了八年，致使“泽灭水，岸石崩，役夫需于沙，津吏旋于泞，千里洄上，罔水舟行”，航行极其艰难，载重粮船更无法通行。唐朝刘晏仔细勘察河道，到处访问群众，调查研究，然后疏浚汴渠，恢复了汴渠的运输能力。
山阳渎亦称邗沟，自山阳起至扬子入于长江。由于陆地下沉和各种自然因素的影响，长江三角洲向外推移，使长江江面逐渐变窄和扬子以南长江之间的河渠最容易被泥沙隔断。[55]导致唐初扬子以南已不能行船，槽船不得不绕道瓜步（今江苏仪征县东），溯旧官河始能进入扬子斗门。不但迂回，而且“多为风涛所损”。
自唐玄宗开始，唐初五次修浚山阳渎（邗沟）。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朝从今扬子桥到瓜洲镇之间开凿新河，《新唐书志第三十一》《唐会要.卷八十七.漕运》记载刺史齐浣开凿伊娄河二十五里，“渡扬子”，“无风水灾，又减租脚钱”，“岁利百亿”“岁收利百亿。又立伊娄埭”。从此开始这段新河一直是长江北岸的重要运口，既保证了行船的安全，又节省了时间和运费。唐朝大诗人李白在《题瓜州新河饯族叔舍人贲》中说唐朝齐浣“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
唐德宗时唐朝再次修浚山阳渎，当时，扬州官渡填淤，漕挽湮塞，784年，唐朝扬州长史杜亚“治漕渠，引湖陂，筑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夹堤高卬，田因得溉灌。疏启道衢，彻壅通堙，人皆悦赖”，沟通了江北漕路。又于788年“自江都西循蜀冈之右，引陂趋城隅以通漕，溉夹陂田”，并于渠口修“爱敬陂水门”以节水势，改变了高邮湖附近“漕渠庳下，不能居水”的现象。
唐宪宗元和年间，李吉甫在高邮湖筑平津堰，调节运河水位，还灌溉田数千倾，又免去百姓欠的租税数百万，还修筑富人、固本二塘，不仅保证了山阳渎水利的充足，还增灌溉万顷之田。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王播发现扬州的运河水浅，舟船滞阻难行，王播便奏请开凿了一段19里长的运河，使舟船容易航行，这样漕运便不再滞阻。
太极元年（712年），唐睿宗为了改善漕运，命魏景清引淮水至黄土冈，以直通扬州，称为直河。
唐代宗永泰（765年-766年）年间和大历（766年-779年）年间浚治练湖。因为运河自常州到丹阳之间，其中陵口以西至七里桥一段是江南运河水位最浅、航道又狭的地段，涸水季节只有四尺，只能通行小船。这段运河的水源古代靠练湖湖水，所以唐代宗时加以浚治，导湖入漕河。
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常州刺史孟简开凿孟渎，引长江水南注通槽，又开泰伯渎，东连蠡湖，以济漕运。隋文帝所开的广通渠（又称富民渠、永济渠）、唐玄宗所开槽渠、唐文宗所开的兴成渠，实际上都是对汉代槽渠的疏浚和重开，除渠首有变化外，渠线和尾闾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隋文帝利用汉朝开凿留下的槽渠所看的广通渠，其转运之利并不长久，其在唐初已不便使用，故永丰仓的粮须用牛车运往长安。
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唐朝陕州刺史兼水陆运使韦坚在渭水之南开凿了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槽渠，这条槽渠西起禁苑（在长安宫城北）之西，引渭水东流，东至永丰仓附近与渭水汇合，又在长安望春楼下凿广运潭，以通漕舟。这样，永丰仓和三门仓的物资都可以用船一直运往长安。关中运道大为改进，漕运物资，特别是粮食激剧增加。后来，这条渠道因受灞、浐二水盛夏暴涨的冲击，唐代宗以后渐不通船。
唐文宗太和（827年-835年）初年，唐朝咸阳令韩辽又自咸阳到潼关间，凿兴成渠300里，渠成后，关中运粮“无车挽之劳”。
唐朝对于永济渠一线，也致力很多。贞观十七年（643年），为增加永济渠水源，唐朝在引淇水入渠处筑石堰。由于沧州（清池县）一带地势低洼，为防止永济渠决口，先后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在沧州西55里筑“有永济渠二”、县南30里筑“有永济北堤”。另外，永徽（公元650年-655年）时，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刺史李灵龟在魏州开永济渠入于新市，开凿出一条支渠，百姓利之。
开元（公元713年-741年）时，魏州刺史卢晖也凿出另一条永济渠，名“西渠”，自石灰窠引流至（贵乡）城西注魏桥，以通江、淮之货。此外，在经城（今河北威县）的张甲河，南宫（今河北南宫）的通利渠，堂阳（今河北新河）的堂阳渠，昭庆（今河北隆平）的沣水渠，清池（今河北沧县）的清池渠、无棣河和阳通河，无棣（今山东无棣县）的无棣沟，平昌（今山东德平县）的新河，河间（今河北河间）的长丰渠，渔阳（今河北蓟州区）的平卢渠等，这些渠道直接间接都与永济渠连贯，丰富了永济渠的水源，有利于漕运事业。
唐朝不仅对南北大运河进行开凿、疏浚和整理，还对灞水道、褒斜道、嘉陵江故道水道、灵渠和河汾水道也都进行过疏凿和修浚的整治工程。
唐中宗采纳崔湜的建言“山南可引丹水通漕至商州，自商镵山出石门，抵北蓝田，可通挽道”，“开大昌关，役徒数万”，凿石劈山，开凿出了一条连接丹灞二水的挽道，江淮物资可通过此系统水道运往长安。后来这条挽道“为夏潦奔豗，数摧压不通”。第二次开凿在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年），商州刺史李西华在崔湜开凿的基础上，增广商山道，“又别开偏道。以避水潦。从商州西至蓝田。东抵内乡。七百余里……修桥道……人不留滞。行者为便”。
褒斜道通达富饶资源的蜀汉地区，又可通过江汉与江淮地区相连接。唐朝曾经三治褒斜道。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开斜谷道水路，运米以至京师。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唐德宗命万俟著开金商运道，通过褒斜道漕转粟帛。唐宣宗大中年（847年-859年）中，兴元节度使封敖、郑涯等又加以修治，行人说通行方便。
嘉陵江故水道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关中和巴蜀地区的通道。元和年间，唐朝山南节度使疏浚嘉陵江三百里，焚烧巨石，弄碎巨石，开通漕运来为成州的士兵运送给养。
唐朝多次治理灵渠。唐朝宝历初年，李渤疏浚灵渠，“立斗门十八以通漕”，并且从此开始多次整修、疏浚灵渠（“自是累加修浚”），“鄣泄有宜，舟楫利焉”。唐朝李渤在灵渠所立的斗门是船闸的先导，是世界上最早的通航措施。咸通九年（868年），唐朝鱼孟威再次修灵渠，“以石为铧堤，亘四十里，植大木为斗门，至十八重，乃通巨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