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开创的盛世“开皇之治”
隋朝开皇之治的介绍
开皇之治,是指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在北周的基础上开创的政治稳固、社会安定、百姓富足、文化繁荣的盛世局面。
隋朝开皇时期,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政治安定。隋文帝杨坚成功地统一了历经数百年分裂的中国,结束了西魏宇文泰的鲜卑化政策,将被改成鲜卑姓的汉人大臣以及府兵将领(以及其所辖府兵)恢复汉姓。
另外,隋朝在选官上废除九品中正制,设立分科考试制度选拔官员;在官僚制度上采用五省六曹制,后改称五省六部制,是为唐代三省六部制之蓝图。隋文帝建立了一整套规模庞大、组织完备的官僚机构,并且励精图治,崇尚节俭,发展生产,对社会各个领域的一系列改革,对削弱地方豪强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起了积极的作用。
因此,社会富足,全国安宁,编户大增,仓储丰实,南北民众得以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繁荣景象,史学家称之为“开皇之治”。
隋朝开皇之治政治方面
隋朝建立后,为巩固统一,杨坚厘定了一套新的体制,对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体制、赋税、土地制度、法律、钱币、对外关系等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创立并发展了诸多意义深远的制度,开创了一代新局面。特别是他对政治体制包括法制的改革,对于唐朝的体制有着直接的影响。
隋文帝时期在政治经济制度上进行了大量改革。在中央官僚制度上,首创了五省六曹制,后改称五省六部制。避免了丞相一人专权的局面,把权力集于皇帝,加强了中央集权制。
地方行政机构方面,隋文帝鉴于魏晋南北朝政区划分毫无标准,地方行政混乱,支出庞大,杨坚于开皇三年把过去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二级制。同时,将一些郡县合并,借以节省开支、精兵简政。
简化了地方行政组织,地方官吏概由中央任免,官吏的任用权一概由吏部掌握,禁止地方官就地录用僚佐,由此巩固了中央集权,改变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局面。这不仅节省国家开支,还提高了行政效率,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统治。
据统计隋初中央政府开支减省三分之二,地方政府之开支减省四分之三,全国于行政之经费,仅及南北朝时代开支三分一而已。故隋国库之丰积,不无原因。
隋文帝建立的这一整套规模庞大、组织完备的官僚机构,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新阶段,表明封建制度已发展到成熟阶段。自隋定制,一直沿袭到清朝。
此外,在选官制度上,隋文帝还废止了自曹魏以来中国实行了300多年的九品中正制,而创立了科举制度。
在澄清吏治方面,杨坚得国以来,励精图治,兼且天资刻薄,自不容贪污枉法之行为存在。杨坚命柳盛持节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长吏赃污不称者二百余人,州县肃然。吏治之整肃,不仅上裕国库,下纾民困,隋高祖在位时之隆盛,此亦为要因。
此外,为确保隋朝长治久安,开皇三年(583),隋文帝还命刑部尚书苏威、礼部尚书牛弘等制成《开皇律》。《开皇律》废除了一些酷刑,并规定人民若有枉屈,可以依级上告直至中央。而且各地判决死罪也必须经过中央决定,地方不得擅自处理。
隋文帝对社会各个领域的一系列改革,对削弱地方豪强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起了积极的作用。所以,整个有隋一朝,社会都很富足,编户大增,仓储的丰实也为历史所罕见。全国安宁,南北民众得以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繁荣景象。
从隋前中期的人口增长就看得出杨坚的政治才能:开皇元年(581)全国户口462万户,到隋炀帝大业五年(609)达到8,907,536户,46,019,956人。其中在开皇九年(589)南下平陈增50.0万,此时的全国户口700多万,平均年增长226,708户。
隋朝开皇之治经济方面
隋文帝杨坚自开皇九年(589)统一天下后,即以富国为首要目标,轻徭薄赋以解民困,在确保国家赋税收入之同时,稳定民生。
由于南北朝以来,户籍不清,税收不稳,于是杨坚开皇五年(585),即大索貌阅,并接纳尚书左仆射高颎之建议,推行输籍法,作全国性户口调查,增加国家税收,改善经济,尽扫魏晋南北朝以来隐瞒户籍之积弊,促成开皇之盛世。
其次是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想。开皇初,面对南北朝以来赋税有增无已的状况,民部尚书苏威提出应“减赋役,务从轻典。”隋文帝便下今采纳北朝时赋役最轻的北齐法。在此基础上,隋文帝又曾多次下令减免赋税。同时,隋文帝还下令将服役年令由十八岁推迟到二十一岁,每年服役期限由一个月减为二十天,调绢由一匹改为两丈,并规定不服役者可以纳庸代役,丁男五十可免役收庸。
隋文帝的此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再次是兴修水利事业。继战乱之后建立起来的隋初是水利荒废,漕运堵塞。开皇初,都官尚书元晖“奏请开引杜阳水灌溉三畤原”,隋文帝欣然采纳,于是“卤之地数千顷,民赖其利”。
工部尚书于仲文又提出:“请决渭水,开漕渠。”隋文帝便让他负责此项工程,以后又曾命太子左庶宇文恺继任此事,到开皇四年“自大兴城东至渔关三百余里,名日“通',漕运通利,关内赖之”。灌溉的推广,漕运的硫通,给隋朝的农业生产带来了保障和生机。
最后是厉行节俭。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宫的生活日渐奢侈。苏成见宫中以银为慢钩因盛陈节俭之美以谕上,”隋文帝便然下令,“雕饰旧物,悉命除毁。”并身体力行,“居处服玩,务存节俭。”隋文帝的行动可以影响整个官僚队伍,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铺张浪费,增加了国库积蓄。
根据学者岑仲勉、杨志久等人的考证,隋朝通过接手北周、陈的大量人口以及清查他们留下的隐瞒户口,在开皇年间就达到了870万户。根据隋朝政府的统计,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全国人口为900万户。
隋朝开皇之治军事方面
隋朝建立后改革了府兵制。府兵制为古代兵制之一。隋文帝对府兵制度的改革,要点是府兵的组织系统和兵役制度两个方面。当府兵者除保留军籍外,还同其家属编入州县户籍,与民户一样申请土地。平时生产,每年轮番到京城担任守卫,战时打仗。
府兵家属不再跟随府兵调动而流寓无定,有利于社会生活安定和增加生产,这种“寓兵于农”的制度,使府兵制得到了巩固和扩大,加强了中央对军队的控制。隋代府兵制创立以后,规定三年一拣点以补充缺额,服役年岁为二十一至五十九岁。府兵本身是免除课役,但军资、衣装、轻武器和上番赴役途中的粮食,则须自备。
凡出兵征防须由朝廷命将统率,调遣时必须持兵部所下之鱼符,经州刺史和折冲府将领勘合后,才得发兵。战争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这样,将帅就不能拥兵自重。
南北朝时期,突厥人作为北方最主要的一个游牧民族,藉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时侵扰内地。北周时期,杨坚一直采取和亲政策缓和双边关系。开皇三年(583),突厥大举南侵,隋文帝派兵将其击败,并大修长城加强防御。后来更采用离间分化策略,促使突厥分为东西两部,彼此交战不已,隋则得以消除北顾之忧。
此后,战败的突厥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西突厥向西面发展称雄西域,东突厥则受到了隋朝的控制,中国北方边境逐渐稳定。
隋朝初年,在南方还存在有西梁和陈两个政权。西梁虽然以南朝正统自居,与陈朝对立,但地少国弱,一直是北方西魏、北周和隋的附庸国。开皇七年(587),隋文帝召西梁皇帝萧琮入朝,废之并吞西梁,由此完全做好了南下统一全国的准备。
开皇八年(588),隋文帝以晋王杨广为帅,起兵南下攻陈。开皇九年(589),隋军攻入建康,至此,隋文帝结束了自西晋以后中国近300年的分裂局面,南北朝结束。
隋朝开皇之治文化方面
隋文帝大力提倡文教,广求图书。他鉴于春秋、汉代的文化典籍因几百年来的混战,因战火焚毁,遗失大半,开皇三年(583)下诏求天下之书,献书一卷赏绢一匹。“民间异书,往往间出”,“一、二年间,篇籍稍备”。
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隋朝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北史》云:“自是天下州县皆置博士习礼焉。”
隋文帝时建立起一整套相当完备的行政管理机构,改革选官制度,确立科举制度。为明全国教化,恢复华夏文化之正统,下诏制订礼乐,以提升国家的文化素质。科举制度萌发于南北朝。为广置人才,隋文帝于开皇七年(587)正式设立分科考试制度选拔官员,取代九品中正制,自此选官不问门第。
科举制度的采用,是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关系变动的结果。自从北魏以来,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庶族地主阶级经济也相应得到发展,形成了一种社会力量。他们要求在政治上得到应有的地位。科举制度有利于选拔人才,也促进了教育、文学的发展,对于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起了很大的作用。
隋朝开皇之治外交方面
隋文帝杨坚在对外关系上,以抵御为主,征讨为辅,先后对外作战,隋朝的军队歼灭和重创了吐谷浑、契丹、高句丽等国,取得空前辉煌的胜利。在打完仗之后,隋文帝或款塞归附,或遣使贡献,都注重安抚,注重收拢人心。隋文帝对周边各民族政权,尽可能使他们臣服,维护国家安定。
隋文帝利用挑拨分化和军事打击使突厥分裂成东西两部。东突厥部启民可汗称臣内附,上隋文帝尊号“圣人莫缘可汗”,“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唯有圣人可汗。今是大日,愿圣人可汗千岁万岁常如今日也。”意指圣贤的、富厚的君主,杨坚即为隋朝皇帝兼突厥名义上的君主,是为中华天子兼异族国君的首例。
隋初,突厥、隋朝、高句丽三股势力在东北地区鼎足而立,高句丽势力最弱,为了自我保护,遂采取“事奉大国”的策略,与隋结成君臣关系。隋文帝在处理高句丽问题的态度上体现了他比较务实、比较理智的政治作风。
外交是政治的延伸,在经历了北朝纷繁的政治斗争之后,隋文帝对于治国安邦有了更深的了解,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在他看来,拥有了实力,才会真正拥有在对外关系中的主导权和发言权,才能在外交事务中纵横捭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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