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之战明朝为什么败得这么惨

发生在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可谓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在短短五天时间里，大明帝国11万征讨大军被满洲酋长努尔哈赤6万八旗劲旅一举击溃。后金从此崛起成为东北亚的支配性力量。这也是后世所谓明清（后金）战争的第一次决战，拉开了大明王朝解体直至覆亡的序幕。那么，明朝为什么会输掉这场至关重要的大战？如果调整战略战术，是否就有可能转败为胜了呢？

兵分四路败局定：“分进合击”的正确打开方式

大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叛明自立的后金大汗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名誓师，正式向明朝宣战。后金大军接连攻陷明朝辽东重镇抚顺、清河，掳掠人畜30余万，马9000余匹，战甲7000副。一时间风声鹤唳，边警四起，大明苦心经营的辽东边防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

在得知抚顺失陷的当天，惊魂未定的万历皇帝立即提出对后金进行大规模征讨的主张。廷臣经过商议，以“熟谙辽事”为由，任命杨镐为兵部右侍郎兼辽东经略，成为明朝对后金作战的统帅。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杨镐在官场沉浮三十年，多忙于周旋上位，并无多少军事才能。他所拟定的“四路出兵，分进合击”的战略计划，也被后世诟病为必败之局。那么“分进合击”战略到底有没有用呢？如果有用，又该怎么部署？

无论采取何种战略战术，要想取胜，都必须遵循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所提出的“致胜三要素”：出敌不意、地利和多面攻击。

出敌不意的效果是，使敌人在某一地点面临远远出乎他意料的优势兵力。

地利，指那些能隐蔽地配置军队的地形。

多面攻击，包括战术上的各种迂回，目的是让敌人备多力分，从而遭受夹击和包围。

“分进合击”当然也不例外。理论上，一次成功的“分进合击”，就是出敌不意地使用优势兵力，利用地利在多个方向上进行有效机动，在会战地域合力对敌军实施多面攻击。在战略的实际运用中，兵力的部署和调配、行军路线的规划、作战日程和后勤给养的计算，以及对自然条件、道路状况、敌情等诸多影响因素的全盘考量，是对将领指挥运筹方略和军队实战能力的严峻考验。

历史上最经典的“分进合击”作战，要数1805年拿破仑指挥的乌尔姆战役。在不到1个月时间里，拿破仑兵分四路，将散布在北德意志汉诺威—法国布雷斯特大西洋沿岸的17.6万法军以一天24公里的速度强行军603公里抵达莱茵河一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乌尔姆合围歼灭马克将军指挥的奥地利6万大军。在这次战役中，拿破仑充分利用“致胜三要素”中的两个要素：通过高速机动抢占先机，达成了出敌不意；精确的后勤计算保障大军的顺利开拔；明确的日程规划和任务指派让部队的行军作战更为高效；最后，大军会合，通过优势兵力的多面攻击奠定胜局。

在领教了拿破仑教科书式的示范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杨镐是怎么做的。

明军进攻目标是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如果集中兵力以最短的进军路线发动突袭拿下此城是为上策；再不然，明军可依靠数量上的优势相互策应，采取稳扎稳打的战略，以守为攻，逐步缩小包围圈，也是一个稳妥的方法。可惜杨镐智穷才短，只知因袭固智，竟搬出他在朝鲜战场的蔚山之战中已经失败的那套打法：把明军，包括朝鲜和女真叶赫部援军共11万余人分成四路，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对赫图阿拉发动向心进攻。其中山海关总兵杜松的西路军和开原总兵马林的北路军为主力，辽东总兵李如柏指挥的南路军与赫图阿拉距离最近，却并不负担主要作战任务。东路军辽阳总兵刘綎兵少器劣，道路险远，处境最为尴尬。

杨镐一厢情愿地认为，这种看似四面张网八方合围的吓人阵势可以震慑敌军。更为愚蠢的是，他还派后金逃兵带书信给努尔哈赤，夸大其词地宣称明朝集结大军47万，并告知真实发兵日期，企图威吓努尔哈赤及后金上下。努尔哈赤与明朝交往日久，自然深知其诈。这种蠢行非但没有吓住敌人，反而暴露了明军的作战部署，完全丧失了出敌不意的效果。于是努尔哈赤相机制订了“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集中兵力，利用内线优势进行各个击破。

在作战计划方面，杨镐既没有为各军指定明确的作战目标（只是笼统地称为“攻奴酋之北面”，“攻奴酋之南面”等），也没有指派相互配合策应的作战任务。四路明军总兵都称“主将”，互不统属，在300公里长的战线上分头推进，近乎各自为战。在这种混乱的部署下，杨镐在大军开进后即失去对部队的掌控。整个战役期间，他一不派斥候部队侦察，二未掌握一支强大的预备队随时投入关键战场，对敌情和前线战况始终处于茫然状态。直到兵败的消息传来之时，杨镐才知道部队已与敌军接触。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二十五日，时值早春，辽东大雪纷飞，寒风彻骨，天气状况根本不适合行军作战。但大明糟糕的财政状况已经负担不起拖延战事带来的沉重消耗。在内阁和兵部越来越严厉的催促下，惊惶失措的杨镐不顾部下将领的反对坚持出师。明朝四路大军在当天同时从辽阳校场分道出征。88000名来自大明南北各省广大地区的官兵们在积雪的黑土地上艰难跋涉，向着即将吞噬他们和大明国运的林海雪原迤逦而去。

萨尔浒前摧兵锋：速攻战术，玩不转

明朝西路军约3万人，于1619年二月二十九日越过二道关。总兵杜松抢头功心切，星夜兼程，一日内冒雪急行百余里，在三月一日进抵浑河岸边。杜松行伍出身，与蒙古部落百余战无一败绩，由一个普通士兵升至总兵，是当时名将。不过他虽勇猛但智力不高，非常轻敌。他看浑河水浅不及马腹，竟然脱衣赤膊渡河，部下劝他穿上盔甲，他说什么“入阵披坚,非丈夫也。吾结发从军,今老矣,不知甲重几许!”便率领部分骑兵快速渡过河，将辎重车营远远抛在后面。明军野战倚靠的火器装备主要配置在车营，而轻装前进的骑兵，火器不会很多，也不可能携带什么威力巨大的铳炮。现在杜松带着骑兵脱离车营单独行动，这表明他希望用速攻战的方式直捣赫图阿拉，打努尔哈赤一个措手不及，这就是著名的“捣巢”战术。过去明军用类似的战术对付蒙古鞑靼部时屡试不爽，然而用来对付后金，效果又将如何呢？

速攻战必须具备两个要素才能成功。一是突然性，在敌军不知情或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抢占战略主动权；二是以强击弱，进攻方必须拥有更强的力量、兵力集中以及更精良的战役组织去攻击力量较差、抵抗意志薄弱或者溃逃的敌军。如唐贞观四年（630年）李靖突袭定襄一战，以及万历二十年（1592年）“壬辰倭乱”日军第一阶段作战就是典型的速攻战。但是，如果遇到战斗力强、机智灵活的敌军，速攻战就很容易演变为“轻军冒进”，从而遭到迎头痛击招致惨败。最典型的战例要数1943年哈尔科夫战役中孤军冒进的苏联西南方面军，在后勤不济、人员装备损耗过大的情况下遭到德军两个装甲集团军的凶猛反击而溃败。

可见，要打出一场漂亮的速攻战，正确把握敌情，知己知彼至关重要。然而，鲁莽骄傲的杜松对他强悍的对手一无所知。与蒙古部落一盘散沙，多以骑兵游击袭扰，不做正面死拼不同，后金军以八旗编制统一了军事力量，作战以步骑混编，正面冲杀的战术为主。后金八旗每个作战单位分长甲（骑兵）、短甲（弓箭手）和两重甲（重装步兵）三个兵种。战斗时，穿戴重甲的骑兵和重装步兵冲锋在前；穿短甲（两截甲）擅长射击的弓箭手在后火力掩护；最精锐的禁卫骑兵“巴牙喇”则在侧后压阵，作为总预备队，随时接应和支援。杜松既昧于大势，当然也谈不上针对性地改变战法了。他就这样冒冒失失带着部分人马赴战，结局已然注定。

杜松一路与后金主力首先在萨尔浒附近的山谷吉林崖和界藩山上等地交锋，明军开局颇有小胜，打破了后金的两个前哨营寨。但等到由后金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等人率军赶到后形势大变。杜松攻打吉林崖的前锋受阻，后方驻扎在萨尔浒大营的部队又遭到努尔哈赤亲率五旗大军3.5万人的全力进攻，遂遭分割歼灭。明军尸横遍野，散落的军器和尸体像流冰一样随着浑河的浊流旋转而下。

裸体的杜松身中多箭而死，致命伤是一箭贯脑。明军铠甲制作低劣也是许多将士死于非命的重要原因。由于长期武备废弛，明军许多官兵除了胸甲与背甲之外，身体其他部位并无保护，常被后金弓箭手“于五步之内，专射面胁，每发必毙”。相比之下，后金军重装部队配备有头盔、面具、护肩、护臂、护心镜，还制造了专门用于保护胁部的“护腋”甲，全身上下防护非常严密，连一些战马也披上了重铠。这些甲胄皆是精铁所造，不但能抵挡弓箭，也对快枪、夹靶（一种火门枪）、三眼铳这类射程不远、命中率不高的火器有较佳的防护作用，甚至连一些比较短小的鸟铳也不能击穿它。战后，军火专家徐光启曾上疏提请紧急制造可洞穿后金铁甲的大号鸟铳（长约5尺5寸以上）来专门制敌。

杜松糊里糊涂地战死之后，留在后方的车营一不留神竟然遭到了后金奸细的暗算，很多火器在一场人为的纵火中被焚毁，实力受到严重削弱。这支含有部分步骑兵的车营部队由龚念遂为首，大约还有1万人左右，他们在斡浑鄂谟这个地方掘壕列炮，进行防御，但很快在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的亲自带队冲锋之下，也遭到了灭顶之灾。明军进攻主力西路军自此覆灭。

尚间崖下穷神机：火枪车阵，失灵了

明朝北路军约2.2万人从二月二十八日经三岔儿堡出发。三月初二总兵马林得到西路杜松军战败的消息，非常惊恐。他不听诸将建议，拔营退往抚顺西北的尚间崖，在此扎下大营。他又命令部将潘宗颜等驻守斐芬山，用战车围起来挖了战壕。并派军援助留驻于斡浑鄂谟的西路军杜松车营的龚念遂部，三军成犄角之势防御，期望能顶住后金的进攻，等待女真叶赫部援军到来。

如何利用火器优势打一场成功的防御战？首先，必须通过建立防御屏障，或者实施机动防御，迫使敌军在火器的射程范围内停下来。然后，必须在长时间内进行不间断的火力打击，尽可能多的造成杀伤。1522年的比克卡会战中，西班牙火枪手通过构筑胸墙防御阵地和少量长矛兵的掩护，通过4排连发火力击溃了号称欧洲最强的瑞士重步兵的进攻；在1575年的长篠之战中，织田信长通过设置拒马和火绳枪三段击的战术，成功击溃了日本战国最强的武田赤备骑兵的冲击。

那么，尚间堡的明军又是怎么进行防御的呢？他们先是绕大营挖掘三道底部布有尖木桩的壕沟，在壕沟之内的骑兵全部下马步战。壕沟之外布有鸟枪大炮组成的火力阵线，鸟枪大炮之前还配有装备火器的精锐“跳荡铁骑”。就这样，明军摆出了一个可以连射火器的阵形。但是，这个阵形缺乏可以阻拦敌骑的拒马以及战车，容易被后金骑兵突破。而被壕沟隔开的明军也面临着在作战中被对手逐一歼灭的危险。

努尔哈赤带领皇太极以不到1000人的兵力首先攻击了西路军残部，明军枪炮火力挡不住敌军的猛冲，大败被歼。随后后金集中6万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尚间崖杀了过来。努尔哈赤原本打算抢占尚间崖的制高点，让骑兵由上往下俯冲明军阵营，但他及时发现前线明军的队伍尚在集结，阵形不整，于是放弃登山计划，当机立断全线出击。训练有素的后金骑兵凭出色的骑射技术击溃了明军骑兵，随后又扫荡了滞留在战场上的明军步兵。明军副将麻岩战死，总兵马林狼狈逃出战场，仅以身免。而在斐芬山立营的潘宗颜部成了后金军下一个打击目标。这支明军配有战车。

明军在对蒙古人作战时发展出了一种车阵战术，用人力或畜力牵引的独轮或双轮木板车围成临时的防御阵地，在车上搭起厚木板作为胸墙，明军在简易掩体后面施放火器，击退敌军。但是，这些战车的机动性和防御力十分薄弱，与同时期流行于中东欧的胡斯车阵所使用的带转向轴的大型四轮马车不可同日而语，后者的防御力和机动性更胜一筹，列阵防御的方式也比明军科学。明军车营所配备的火器多以粗劣短小的三眼铳和小型佛郎机为主，射程近火力弱，无法进行不间断的有效杀伤。后金军通过楯车和厚甲可以挡住明军的火器，而弓箭手也可以通过抛射的方式越过战车射杀阵内明军，掩护己方步骑突击力量迅速接近车阵，推翻战车和拒马，冲入明军阵营进行后金所擅长的白刃战。

为了对付后金军，斐芬山的明军用战车列阵，掩护将士连放铳炮。“奋呼冲击，胆气弥厉。”明军运用火器的优势，给后金军造成严重伤亡。但是他们兵力不足，骑兵数量少，难以配合步兵协同作战。努尔哈赤将攻下尚间崖马林大营后的兵力集中起来，将潘宗颜重重包围，攻势猛烈。

除了上述战术，后金军另一破阵的战术是使用敢死队驱赶着大量马匹做炮灰，让它们一涌而上，冲散明军的阵营。

当明军因阵营散乱而不能连射火器的时候，后金的精锐骑兵便冲过来大肆杀戮。在战斗中潘宗颜中箭身死，其死时“骨糜肢烂，惨不忍睹”，其部属全部战死，无一幸免。当前来协助明军作战的女真叶赫部到达战场附近时，惊闻明军战败的消息，仓皇撤退。就这样，明军北路攻势也被击溃了。

誓不返旌尽孤忠：孤军奋战，无力回天

明军东路军以总兵刘綎率领的1.2万明军会同朝鲜都元帅姜弘立等统率的1.3万朝鲜军，从东面宽甸堡进攻赫图阿拉。刘綎在万历援朝之役中与杨镐结怨，结果被杨镐刻意算计，欲置于死地。东路军孤悬偏远之地，沿途地形复杂，行动迟缓。加之兵微将寡，士卒装备陋劣，又缺少大炮火器，为四路中最弱的一路。

朝鲜元帅姜弘立曾问刘綎：“然则东路兵甚孤，老爷何不请兵？”刘綎无奈地回答：“杨爷（杨镐）与俺自不相好，必要致死。俺亦受国厚恩，以死自许……”姜又问：“进兵何速也？”刘綎回答：“兵家胜筹，惟在得天时、得地利、顺人心而已。天气尚寒，不可谓得天时也，道路泥泞，不可谓得地利也，俺不得主柄，奈何？”

尽管如此，东路军自宽甸出师后，接连攻克牛毛寨、马家寨等十余个敌军营寨，至三月初一已经深入敌境三百多里，军队士气很高。由于风雪天气造成的补给困难，东路军军粮渐尽。养子刘招孙以孤军乏食为由乞求退兵，被刘綎拒绝。由于信息阻隔，刘綎当时对西路军的覆灭一无所知。

到了三月初三，刘綎军已经进抵距赫图阿拉约七十里的阿布达里冈。努尔哈赤派降顺汉人装扮成杜松军卒，诱骗刘綎进入险地。阿布达里冈一带地形重峦叠嶂、隘路险峻，刘綎唯恐杜松独得头功，急命轻军前进。三月初四凌晨，努尔哈赤再令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率领大军4万余人迅速前往东路迎敌。三月初五，皇太极占据阿布达里冈山顶，居高临下猛击明军，代善则攻打明军侧翼，刘綎军抵挡不住败退往瓦尔喀什山前，另一支后金军假冒西路杜松军前来相迎，将明军诱入包围圈。明军腹背受敌，猝不及防，兵马大乱。刘铤在包围圈中拼死厮杀，勇猛异常。他先被流矢射中，继而双臂受创，脸颊也中了一刀，劈去半张脸，却依然奋战不止，亲手格杀数十名敌军后才壮烈殉国。养子刘招孙为营救义父也中箭而死。

消灭刘綎军主力后，后金再往南进击东路军余部。在一个叫富察甸的地方，后金军遭遇由兵备副使康应乾率领的明军南兵部队和朝鲜军。他们看见这支有着戚家军血统的部队身披木甲和皮甲，手执竹竿狼铣长矛，纪律严明；朝鲜人则穿着纸质短甲，头戴柳条盔。他们排列层层鸟枪大炮，向着后金军发射。

由于刘綎当初轻装急进丢弃了大批辎重拒马，导致明军南兵丧失了有效的防御依托，终于在占绝对优势的后金军的疯狂冲击下失败。朝鲜人则被这种血腥残酷的场面震慑，向后金军请降。随同朝鲜人作战的明军游击乔一琦不愿投降，自杀身死。在壮烈的战斗之后，东路明军的旗帜也终于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倒下了。

赢得仓皇北顾：明军能打赢萨尔浒之战吗？

坐镇沈阳的辽东经略杨镐在得知西北两路明军全军覆灭的消息后几乎魂飞魄散。他对战争已经完全丧失信心，认为其他两路也不会有获胜的希望了。于是急令南、东二路撤军，但命令还没有送到，东路刘綎所部已被消灭。只有迁延不进的李如柏运气最好，尚未交战即全军而退。只是在退兵时遭到后金军偷袭追击，损失40余人和50多匹马。这算是萨尔浒之战中明军损失最小的一次行动。

就这样，明朝倾全国之力，筹划近一年多时间的征辽大举，在不到五天里就以惨败告终。8.8万名官兵伤亡高达4.5万余人，文武官吏死者达310人，丢失马、骡、骆驼等驼畜2.8万匹，损失火器2万余件，大明精锐自此丧失殆尽。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明朝在萨尔浒之战中真的就毫无胜算吗？

用人方面，如果内阁不那么颟顸，挑选统帅之才如熊廷弼者充任辽东经略，也许不至于失败。

战略方面，如果明朝的军事计划不那么虚张声势，以两路钳形攻势，甚而一路并进，集中兵力确保不被分割，似乎也能攻守有序。

指挥方面，如果杜松等将领不那么愚昧鲁莽，战场侦察和敌情分析得当，稳扎稳打，似乎也不至于马革裹尸吧。

协调方面，如果杨镐有点大局观，能够捐弃前嫌善用将才，那么刘綎的作用是不是会得到更有力的发挥呢？

然而，这无数个“如果”，终究只是后人一厢情愿的假设罢了。财政危机、军备废弛、中枢无人、将帅离心、战略无知、指挥无能、战术低劣……从大明兵败萨尔浒的史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末路帝国所显露的各种无可救药的表征。诚如黄仁宇先生的评价：“明朝不能发挥本身力量，不能引用军事科技非止表现于一时一事，而有官僚组织和社会状态为背景，积习已成，1619年无非一朝弱点无情的暴露”。如此看来，凡是衰亡中的王朝，就算能够打赢一次战役，也终将输掉整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