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公子的收藏癖好

民国初年，张伯驹、袁克文、溥侗、张学良因其身世显赫，又兼风流倜傥，才华横溢，不被礼教约束，常做惊人之事，被时人并称为“民国四公子”。

四公子虽然秉性各异，造化有差，却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收藏。

张伯驹：人格豪迈还珠于民

张伯驹，生于官宦世家，多才多艺，广交宾朋，是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

他一生醉心古代文物，致力于收藏字画名迹，却坦荡无私心，以保存重要文物不外流为己任，不惜一掷千金，虽变卖家产而不改其志，自云：“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

中国传世最古墨迹西晋陆机《平复帖》、传世最古画迹隋展子虔《游春图》、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上阳台贴》都曾是他的收藏，经他手蓄藏的历代顶级书画名迹更有118件之多，被称为“天下第一藏”。

张伯驹一掷千金的收藏壮举使得张家倾家荡产，却人格豪迈，淡泊明志，从上世纪50年代起其收藏陆续捐赠国家，如此境界，值得后人敬佩。

袁克文：乘兴而藏兴尽而让

袁克文，袁世凯次子，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精通书法绘画，喜好诗词歌赋，还极喜收藏书画、古玩等，是名重当时的收藏大家。

袁克文生性豪放，举凡诗词书画和鉴古诸事无所不通，对古钱币的研究可谓一时翘楚。

袁克文有魏晋士人风度，每次南下游玩必然宝马轻裘，但凡所喜文物，典当变卖随身财物，不惜一切代价亦要得手，特别是见到宋元刻本，必设法购得。

其藏书多为清廷内府藏本，价值最高的有29种、116册，自署“皕宋书藏”，坐拥书城，有凌驾黄丕烈“百宋一廛”之意，放旷可见一斑。

他对收藏的宋刻巾箱本《周易》、《尚书》、《论语》、《孟子》等8种，尤为喜爱，辟“八经室”专门贮之。

袁克文对收藏挥金如土，但颇有“乘兴而来，兴尽而返”的公子做派，绝不恋战，除非特别喜爱，兴尽就转让。又因遭长兄袁克定嫉恨，在所藏诸书上闲章一枚“二皇子”以自嘲。

因反对袁世凯称帝，生活放浪不羁，妻妾成群，触怒其父，逃往上海，加入青帮，并在上海、天津等地开香堂广收门徒。

袁世凯死后，袁克文分得的家产不久便被挥霍一空，中年生活困顿，不得不变卖收藏以度日，死后连筹办丧事的钱都由青帮门徒筹措。虽然他死时已经很穷了，但送葬的队伍高达四千人，蔚为壮观。

袁克文传奇的一生虽命途多舛，却因收藏而闪亮出光彩。

溥侗：信手挥霍爱之必取

溥侗，与溥仪同族，末代皇亲贵胄。自幼在上书房按部就班地读经史，学作诗文，钻研琴、棋、书、画，精于治印，酷爱剧艺。世人尊称为“侗五爷”。

清末民初之际，每逢春秋佳日，溥侗便会约上朋友到北京西山大觉寺小住，溥侗弹奏一曲《高山流水》，使人顿入绝尘脱俗之境。

溥侗不仅通晓辞章音律，还精于古典文学和文物鉴赏，特别之于金石、碑帖可谓大家。

溥侗为清末贵胄皇孙，家中收藏自然丰富，北魏《马鸣寺碑》、《龙门二十品》、《孔子庙堂碑》、《西安本庙堂碑》、《成武本庙堂碑》等均有收藏。

“信手挥霍，爱之必取”是溥侗的收藏态度。

有一次，溥侗相上了言菊朋院子里的一棵树，认为姿态很有画意，想移植在自己的家中，便与言菊朋商量。言菊朋说：“我没打算卖树，您如果十分喜欢这棵树，我就送给您，可是您怎么搬走？要是移到您家种下去不活，那不是白饶吗？”

为此，溥侗请来护国寺悦容花厂工匠，在言菊朋家对这棵树养护了五年，运走之时还拆了言菊朋家和自家的一段院墙，才移植成功。

然而末代皇孙再厚的家底儿也经不起这样折腾，民国以后，溥侗生活困顿，只得变卖藏品，后来竟靠借贷度日。溥侗虽未因收藏留名，其“随性而取”的藏家风范却为人所称羡。

张学良：无心插柳藏因人贵

张学良，叱咤风云的少帅，因“西安事变”而成千古功臣，他的收藏也颇有渊源。

将军的收藏多为早年购进，因当时民国四大公子皆以收藏显名，少帅正值年少意气，藏意浓厚，涉及到古籍、文玩、书画等领域，收藏之丰富堪与张伯驹比肩。

将军藏室名为“定远斋”，因此其藏品多钤有“定远斋”、“定远斋主人”、“毅庵”、“汉卿”等藏印。及至后来，大半辈子的幽禁生活并没有磨灭张学良心中对藏品的热情。

马未都曾讲过这样一件事：在20世纪80年代末，将军把大部分的收藏拿出来拍卖，所得的款项都捐给社会。当时拍卖现场非常热烈，其中有一件拍品，拍了160多万元，赢得满场鼓掌。这时候那个人站出来，说：“钱我照付，但东西我也捐掉，再拍一次。”

张学良将军晚年定居夏威夷后，将最后所剩藏品或赠送或拍卖，清代郑板桥、石涛和任伯年等名家的真迹悉数登场，创拍卖新高，成为收藏界一大盛事。

张大千亲赠张学良的画作《湖山轻舟》、《秋声图》和《水竹幽居》也均拍出高价。

行家认为，物以人贵，将军所藏的文物，因其知名度而身价百倍，足见将军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