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秀的后世评价

向秀名列“竹林七贤”，向秀的逍遥新义及其《庄子注》里所阐述的儒道精神兼容的观点，虽经千百年的岁月流逝却无法抹去向秀的独特光彩。

向秀既追求个性自由，又维护社会体制，是士族的双重文化性格，但两者的矛盾所产生的心理逼迫，使魏晋士人的精神世界充满了焦虑、迷茫与失落。向秀“逍遥”新义，使一代士人获得了空前的解放感，“读之者无不超然”。《庄子》随之从山林来到了尘世，与《周易》、《老子》并称“三玄”，成为魏晋玄学研究的重要经典。

向秀万物自生、自化的崇有论哲学经过郭象系统地发挥完善，其包容儒道思想的优越性为士大夫普遍认识、接受的结果是“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晋书·向秀传》）”。这并不是说儒家思想信念被弃置，而是强调道家思想经过向秀《庄子注》的改造获得了强大生命力，能够更加和谐地与儒家精神兼容，从而促成以郭象为代表的元康玄学再度兴盛。

《晋书》本传说向秀注《庄子》能为之隐解，发明奇趣，从而“振起玄风”；《世说新语·文学》以为是“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并注引《竹林七贤论》赞云：“秀为此义，读之者无不超然，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冥，始了视听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遗天下外万物，虽复使动竞之人顾观所徇。皆怅然自有振拔之情矣。”众说以为向秀《庄子注》之佳处其实不离“创新”二字，从中可以体会到不同于旧注的庄周“旨要”，这应该就包括前面论述的向秀对正始玄学“以无为本”的超越，“不生不化”玄理新义抽空了“生化之本”的实质才是真正吸引士大夫们“读之超然”的关键。

向秀的逍遥新义及其《庄子注》，并没有随魏晋玄风一起消散，而是作为解释《庄子》的权威之作影响至今，为历代面临生存困境的士人提供精神超越的路径，领了1700多年风骚。其中的奥秘，可能在于他们首先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这一视角探讨了“逍遥”。至于其解释是否符合庄子本意，并不重要。思想家逝世后，他们提出的哲学问题便成线了可望不可及的地平线。

向秀简介

向秀（约227年－272年），字子期，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人。魏晋时期的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向秀雅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相善，隐居不仕。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吕安被司马昭害死后，向秀应本郡的郡上计到洛阳，受司马昭接见，后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泰始八年（272年）去世。

向秀喜谈老庄之学，曾注《庄子》，被赞为“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惜注未成便过世，郭象承其《庄子注》余绪，完成了对庄子的注释。另有作品《思旧赋》、《难嵇叔夜养生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