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割据指的是什么

藩镇割据通常指的是唐朝中后期某些藩镇的将领拥兵自重，在军事、财政、人事方面不完全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局面。唐代藩镇割据主要表现在河北，而河北割据又集中在三镇。

在安史之乱后到黄巢之乱前，唐朝后半段的大部分时期里，绝大部分藩镇不割据，只有少数藩镇割据（例如河朔三镇），即使割据藩镇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而且割据藩镇也曾解除割据。唐末黄巢之乱爆发，才出现普遍的藩镇割据，导致唐朝灭亡。

唐代藩镇节度使是以唐朝封疆大吏的资格自擅一方的，其财政基础依赖于国家的赋税收入，其武力凭借是法律上属于国家的军队——即所谓“官健”。藩镇里的那些割据藩镇既企图游离于中央集权之外，又不能彻底否定中央统治。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是投身军戎充当职业雇佣军的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

唐代后期的藩镇里，东南藩镇从财力上支撑朝廷，边疆藩镇对外作战，中原藩镇则具有镇遏河朔、屏障关中、沟通江淮的作用。河朔藩镇与中原藩镇在割据与防割据的相持关系上，中原藩镇与边疆藩镇在维系内外均势的平衡关系上，边疆藩镇、东南藩镇与中原藩镇在武力和财力的相互依赖关系上，构成了一个既密切联系又互相制约的整体结构，从而维系唐王朝相对稳定地统治了一百多年。

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全面爆发后，为了平定叛乱，军镇制度扩展到了内地，最重要的州设立节度使，指挥几个州的军事﹔较次要的州设立防御使或团练使，以扼守军事要地。于是在今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湖北等地出现不少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大小军镇。后来又扩充到全国。这些本是军事官职，但节度使又常兼所在道的观察处置使（由前期的采访使改名）之名，观察处置使也兼都防御使或都团练使之号，都成为地方上军政长官，是州以上一级权力机构。大则节度，小则观察，构成唐代后期所谓藩镇，亦称方镇。方镇并非都是割据者。唐朝的绝大部分藩镇服从朝廷指挥，贡赋输纳中央，职官任免出于朝命。而今河北地区则存在着虽是唐朝的地方官但却割据一方的河北三镇。

但是，大量事实表明，唐朝的政策法令在河北地区亦有施行。比如，河北地区州县行政区划的改易和废置，官吏员额的增减，唐廷的敕令就起一定作用。河北官员也有从中央调进或征出的。

形势发展

安史之乱期间中原各地新设立了许多藩镇，在战后不曾罢去。安史之乱以前，“惟边州置重兵。中原乃包其戈甲。示不复用”，这种内外不均的形势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以后，河北、河东、剑南、岭南依然要驻兵戍守，而西北地区尤其是激烈的战场。这些地区的军队不仅不能削减，而且还时有所增。边疆之重兵既不可去，如果唯罢内地诸镇、尽销其兵的话，势必又会使内外的军事布局失去平衡，重演安史之乱。而如果中原诸镇继续保持足够的兵力，那么就可以维持住一种均势，使内外互相牵制。

故王夫之认为如果安史之乱时有大臣率重兵驻扎在两河、汝、雏、淮、楚之间，安史叛军就不敢进攻函谷关，“夫使禄山之乱，两河、汝、雏、淮、楚之闲，有大臣屯重旅，拊其入关之背，而迫之以前却两难之势，贼其敢轻窥函谷哉！”中原诸镇的宿兵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原型藩镇正居于河朔藩镇、东南财赋之地、关中地区这个三角形的中心，史称“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只咽喉，通淮湖之运漕”，“今之徐方，控临东极，淮海闽越，千里邀赖。”汝州“捍蔽东都，联唐许，当蔡西面”。河阳“乃魏博之津”。滑州，“用武地，东有淄青，北魏博”。昭义“据山东要害，魏博、恒、幽诸镇蟠结，朝廷恃此以制之”。总之，中原型藩镇居腹心之地，具有控遏河朔，屏障关中，沟通江淮的重要战略地位。唐朝后期伐叛战争，经常征调这些藩镇的军队。

讨伐叛镇

永贞元年八月（805年），唐宪宗即位，在他祖父十多年努力之后，中央军力和财力都有了一定基础，他开始执行削藩政策。

唐宪宗李纯是个奋发有为的皇帝，他改革弊政，勤勉政事，提高宰相的权威，平定藩镇的叛乱，致使“中外咸理，纪律再张”，出现了“唐室中兴”的局面。

元和元年（806年），西川节度使刘辟进行叛乱。宪宗派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等率军前往讨伐。刘辟屡战屡败，最后彻底溃败被俘，被送到长安斩首。

元和四年（809年）李巽上奏章荐举彬州司马（王叔文党，八司马之一）程异，吏才明辨，请以为扬子留后，宪宗准许。程异复为扬子留后、淮南等五道两税使，江淮钱谷之弊，多所铲革。元和四年三月（809年），以河东节度使李鄘充诸道盐铁转运使。宪宗委任了一批理财的宰相，增加了军力用于讨伐叛镇。

元和九年九月（814年），彰义（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自掌兵权。朝廷遣使吊祭，他拒而不纳，继又举兵叛乱，威胁东都。元和十年正月（815年），李纯决定对淮西用兵。淮西节度使驻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地处中原，战略地位重要。自李希烈以来，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李纯对其用兵，正是改变这种状态的决心表现。

对淮西用兵，震动很大。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感到威胁，就采用声言助官军讨吴元济，实际上支持吴元济的两面派手法，企图巩固自己的地位。元和十二年七月（817年），李纯命自愿亲赴前线的裴度以宰相兼彰义节度使。裴度立即奔赴淮西，与随邓节度使李愬等，大举进攻吴元济。九月，李愬军首先攻破蔡州，大败淮西军。吴元济没有料到李愬军快速异常，毫无防备地束手就擒。持续三年的淮西叛乱宣告结束了。

唐宪宗平定淮西之后，官军得以集中兵力进攻河北山东藩镇。元和十三年春正月（818年），以淮西平，李师道忧惧，不知所为。遣使奉表，请使长子入侍，并献沂、密、海三州。宪宗受降，并遣左常侍李逊诣郓州宣慰。王承宗惧，求告于田弘正（即魏博田兴），请以二子为质并献德、棣二州，输租税，请官吏。田弘正为之奏请，宪宗准许归降朝廷。夏四月，魏博遣送王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图印至京师。

李师道在兵危巢倾的严重形势下，先降后悔。朝廷宣慰李逊至郓州，李师道大陈兵戈以迎之，继而表言军情不听纳质割地。宪宗决意发兵讨李师道。五月以忠武节度使李光颜为义成节度使，自许州徙镇滑州。秋七月，下制罪状李师道，令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兵共讨之，以宣歙观察使王遂为供军使。朝廷兴师讨李师道，韩弘惧，九月自将兵击李师道，围曹州。十一月，裴度指挥田弘正将全师自杨刘渡河，距郓州四十里筑垒，贼中大震。

元和十四年春正月（819年），韩弘拔考城，杀二千余人。武宁节度使李愬拔台（唐属兖州）。田弘正奏败淄青兵于东河，杀万余人。又奏败平卢兵于阳谷。二月，李愬败平卢兵于沂州，拔丞县（唐蓝陵县）。李师道军中兵变自溃。李师道部下率兵反叛，攻下郓城，捕索师道与二子置牙门外隙地，皆斩之。刘悟将师道父子三首遣使送田弘正营。弘正大喜，露布以闻。淄青等十二州皆平。

吴元济败死，李师道恐惧，初欲献地归顺朝廷，并以长子入侍为质，后又举兵叛唐。元和十三年七月（818年），宪宗调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诸镇前往讨伐。在大兵庄境的情况下，李师道内部矛盾激化，其都知兵马使刘悟杀李师道，淄、青、江州地被唐朝廷平定。

元和十四年七月（819年），宣武节度使韩弘入朝，并两次贡献大量绢帛、金银、马匹，要求留在京师。李纯以韩弘守司徒，兼中书令，另以吏部尚书张弘靖充宣武节度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讨伐李师道有功，李纯以其兼侍中。他为了向宪宗李纯表示忠心，使其兄弟子侄皆到朝廷做官。

李纯先后平定了剑南西川节使度刘辟、镇海节度使李琦，招降了河北藩镇，消灭了淮西节度使吴元济、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并且使藩镇相继降服，归顺朝廷。

三镇复叛

元和十五年（820年），唐宪宗死后，唐穆宗即位后主张“销兵”（裁减兵员）。中央接收河朔，长官多昏庸骄矜。长庆元年（821年）卢龙发生兵变，将士囚禁朝廷派去的新节度使张弘靖，尽杀其幕僚，“河朔三镇”复叛。新的割据者朱克融、王廷凑、史宪诚力主旧制。裴度的讨伐军无功而还，朝廷因军费浩大，无法支撑长期作战，只好承认现状。不过此时藩镇多少有所收敛，成德镇节度使王元逵“岁时贡献如职”。黄巢军入长安，唐僖宗逃至成都，王元逵之孙王景崇率兵勤王，“供输相踵”，王鎔“献马牛戎械万计”。

从唐穆宗初至唐懿宗末（821年-874年），是藩镇复活并延续的时期。宪宗伐叛所创下的新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由于长期战争，中央府库的积蓄已经枯竭，宪宗晚年任用聚敛之臣，遭到百姓怨恨﹔新的统一局面，也使大臣们思想麻痹。元和十五年（820年），宪宗死，穆宗即位后，“销兵”（即裁减兵员）的主张盛行一时。销兵虽可以节省财政开支，但被裁的士卒无可靠生计，却是一个乱源。河北三镇的将士看到的是趾高气扬把河北士兵视为降虏的昏庸骄奢之人。

长庆元年（821年）卢龙发生兵乱，将士囚禁朝廷派去的新节度使张弘靖，尽杀其幕僚。接着，成德军将又杀自魏博移镇成德的节度使田弘正（即田兴），朝廷命裴度统兵讨伐，又命魏博节度使田布（田弘正之子）出兵助讨成德，但将士不肯出力，要求田布行河朔故事，后田布自杀。

刘悟任泽潞节度使，监军刘承偕经常对众人辱骂刘悟，还纵容自己的下人违法。军众擒获刘承偕至牙门，要杀刘承偕。刘悟救了刘承偕，使其没被杀。朝廷贬刘承偕。从此以后，刘悟颇纵恣，想要效仿曾经的河朔三镇。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在李德裕主持下，平定了泽潞。这次被称为“会昌伐叛”的胜利，对于稳定中央直接控制地区起了积极作用。总之，第三阶段中，藩镇有所复活并发展，不过程度不如第一阶段之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