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的人口变迁

长安在历史上一直是重要城市，甚至当过多个王朝的都城。在长安比较繁荣的时候，例如唐朝，那真是人身鼎沸，百姓安居乐业，人口众多。长安城的历史太过久远，不同的时期长安城的人口也是不一样的。

《国语·周语》记载，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料民于太原”。可知西周末年就举办过人口调查工作。秦末刘邦进入关中，萧何首先收集秦朝的户籍地图，“所以具知天下塞，户口多少”。说明秦帝国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户口统计簿籍了。可惜秦代以前的人口资料没有保存下来。

现存最早的人口统计数字，是《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版籍,以后历代正史地理志、全国总志、地方志大多继承了这个传统，保留了人口数字（户数或口数）的记录。

两汉时期，汉代的人口调查皆为户数和口数并列，关中平原人口最集中的是长安附近，密度约达到每平方公里千人，为全国之冠。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汉末年开始，中国进入了长期分裂和战乱时期，黄河流域屡经兵燹，关中地区经董卓之乱，“长安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唐宋元时期唐初贞观年间开始人口直线上升，至天宝年间到达了顶峰。

隋唐两代正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国力强盛，而隋、唐又都定都关中，使陕西人口迁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资治通鉴》记载，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灭陈，遂将陈后主及其王公百司全部迁于长安。此年三月，“陈叔宝与其王公百司发建康（今江苏南京），诣长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绝。帝命权分长安士民宅以俟之，内外修整，遣使迎劳，陈人至者如归”，从南方迁入长安人数之多可以想见。除陈后主及太子、诸王28人以外，还有陈朝尚书司马消难以下至尚书郎200余人皆被迁于长安。

唐代对人口迁徙有许多明确规定。遵循秦汉以来，“强干弱枝”的传统政策，严格限制京畿人口迁出。据《新唐书·食货志》载，唐政府明确规定：“自畿内徙畿外，自京县徙余县，皆有禁。”“畿内诸州不得乐住畿外，京兆、河南府不得住余州。其京城县不得住余县，有军府州不得住无军府州。”按照这些规定，作为京畿之地的关中地区的人口不得随意迁往外地。

据记载，唐太宗曾下诏“雍州录尤少田者，并给复，移之于宽乡”。但移往何处，移出多少人口却不明确，这次迁移人口仅限于“尤少田者”。武则天改唐为周后，曾从关中等地向洛阳迁移人口。据《唐会要》卷84《移户》载：“天授二年（691）七月二十四日，徙关内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这次迁移来自7个州，而史籍仅提到雍、同、秦三州，其余4州缺载。隋、唐两代没有像秦、汉那样大规模向关中移民，但隋唐时迁入陕西的人口并不少。迁入的人口主要有各地士族、一般官僚士大夫，沿边各少数民族乃至西域诸国人，全国各地的僧侣、商人等，日本、高丽等外国学者、僧人等。

在唐代，关中地区是旧士族迁入的主要地区。唐长安汇集了许多来自各地的少数民族商人乃至外国商人。安史之乱后，“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昭武九姓分布于今新疆、中亚一带，史称其“善商贾”，这些昭武九姓商人沿丝绸之路东进，在长安者众多。据《资治通鉴》载，安史之乱后，西域“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贞元三年（787）经检括“凡得四千人”。这些人大多原为西域使者，由于安史之乱后西域道路不通，遂久居长安，成为标准的移民。

长安的波斯、大食等外国商人也不少。如长安西市就有波斯商人开设的“波斯邸”（《太平广记》卷16）。西市还有不少胡商（少数民族商人）开设的饭馆、酒馆等，并以胡姬陪酒。李白《少年行》之二云：“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