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敕谕》的内容与影响

军人敕谕是日本在1882年由明治天皇颁布的对军人的训令。

1882年1月，日本政府又以天皇名义颁布了《军人敕谕》，明确规定日本军人“尽忠节”、“正礼仪”、“尚勇武”、“重信义”、“归俭朴”，其中核心是“尽忠节”和“尚勇武”，对军人精神所应具有的武士德性提升到神圣责任感的高度，即“责任重于泰山，死亡轻于鸿毛”，要求军人必须具备以死效忠于天皇的“崇高”观念。

事实上，这种观念一直支配“皇军”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

《军人敕谕》强调天皇对军队的绝对统率权、宣布“朕是尔等军人的大元帅”的同时，也指出天皇与军人一心相连，荣辱与共，“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其亲特深”。

内容总共5段，其实也是天皇对于军队提出的5个要求。

第一，军人应该以尽忠为本分，古人云“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军人为天皇而死，比泰山还重。

第二，军人应该端正礼仪，不管是元帅还是小兵，大家都是皇军的一份子，为了向世人展示皇军的风采，应该行得正，走得直，穿戴整洁，不然就是有辱军容，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第三，军人应该尚武，日本自古就是一个崇尚武风的国家，更何况军人乎？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里，天皇提到了一个大勇和小勇的问题。他在文中指出，军人临阵杀敌，骁勇善战，血气方刚，让人看了就害怕，属于小勇；真正的大勇，应该是看到弱者（小敌）不加以凌辱，看到强者（大敌）当前，却不畏惧。

平日里虽尚武勇，但待人接物却温文尔雅，让世人都能与之亲近并且爱戴，同时天皇还表示，那种打砸抢，惹得老百姓人见人厌的所谓的“勇”，纯属豺狼之勇，而非军人之勇。

第四，军人应该重信义，信义乃是人类的立身之本，作为军人，更应该讲究这个，一个讲信义的军人才是真正的军人。

第五，军人应该要有一种质朴的品德。

最后的结尾总结归纳为一点，那就是“诚”，当然，是对天皇的“诚”，并声称，只要心诚，则无所不成，并推而广之，提而升之，说这五条标准是“天地之公道、人伦之常经”，只要做到了这五条，“军人精神”便具有了“普遍的”“永恒的”意义。

《军人敕谕》的起草者是日本的启蒙思想家西周。他不是军人出身，他曾经出去留过学，学的是法律和哲学，也从来没有带过兵打过仗。他被调进了兵部省，为的就是能够有一个学哲学的人才来针对军队里所产生的各种问题进行研究，并且从思想根源上解决问题，用今天的话来讲，叫政治挂帅。

自此，日本军队的作战能力才开始有了大幅度的飞跃，这叫精神原子弹。

《军人敕谕》的颁布标志着以儒学理念为核心的传统武士道精神的新发展，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思想基础。

民俗学家柳田国男曾指出:"明治维新以后，过去只占日本人小数的武士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了日本全体国民的理想。""日本全体国民的武士化，涵盖了明治以后所有日本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

《军人敕谕》的确具有象征的意义。敕谕的发起人山县有朋和起草者西周都具有深厚的儒学素养，陆军的缔造者山县有朋曾就学于松下村塾，深受吉田松阴思想的感染。西周被誉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作为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家活跃一时，但其思想的根基是植于儒学的沃土中。

早在1878年上半年他就在军中连续发表了著名的《兵家德行》的讲演，强调兵家德行除应具备一般的智勇兼备、忠诚仁爱之外，更重视军秩之制，官阶等级之差。

为确保军中"忠良易直"之风尚而严格将其与当时社会上风行的"民权家风"、"状师家风"（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利的风气）、"货殖家风"相峻别。同年10月，山县有朋发布了《军人训诫》，其思想精神都体现在后来的《军人敕谕》中。

《军人敕谕》开宗明义，"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率"，此乃日本的"国体"。在强调天皇对军队的绝对统率权，宣布"朕是尔等军人的大元帅"的同时，也指出天皇与军人一心相连，荣（誉）辱（忧）与共，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其亲特深。"

之后对军人精神提出五条标准，即"忠节"（军人以尽忠报国为本分，义重于山岳，死轻于鸿毛）、"礼仪"（"须知下级奉上级之命，实为直接奉朕命之义。"《军人训诫》中规定:"为部下者，其长官所命，纵有不合情理之处，亦不可有失恭敬奉戴之节。"）、"武勇"、"信义"、"质朴"。

在结尾处将这五条标准归为一点，即是"诚心"，"心诚则无不成"。并推而广之，提而升之，说这五条标准是"天地之公道、人伦之常经"，这样，"军人精神"便具有了"普遍的"、"永恒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