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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22日:袁隆平逝世

编辑:古诗文网发布时间:2022-07-26

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5月22日13点07分在湖南长沙逝世,享年91岁。袁隆平是我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直到今年年初,他还坚持在海南三亚南繁基地开展科研工作。

那些与我们同时代的光芒熠熠的人物,其实和伴随我们的日月星辰没什么区别,平时你总不大会时常想起他们,你总觉得他们永远会在。然而他们却又和日月星辰不同,是西沉了就不再升起,划过天幕就不再回来。他的光芒照耀到的地方越多,你越会感到随着他们的离去,时代的一部分也随之定稿,后人翻阅时代的书页时,会清晰地看到这个天体陨落的注脚。

饿殍的震撼

在1960年前后,我们国家有三年自然灾害加上人祸,闹大饥荒。当时吃不饱饭,那真难受啊,也有饿死了人的!我至少亲眼看见5个人倒在路边、田埂边和桥底下,真的是路有饿殍!

那种凄惨的场景对我有很大的刺激,让我深切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民以食为天”,深深感受到了粮食的重要性,没有粮食太可怕了!没有粮食,什么都谈不上,什么事情都干不成!粮食是生存的基本条件、战略物资。这对我触动很大,心灵受到震撼!

身处困难时期,大家成天都想能好好吃饭,能吃饱饭。我曾做梦梦见吃饭时吃扣肉,醒来才知是南柯一梦。饿急了,有什么东西就吃什么东西,草根、树皮都吃。为了填肚子,那个时候搞什么增粮法——双蒸饭,就是把饭蒸两次,本来二两米蒸一碗饭,就蒸到一碗半那么大。有些还放了苏打,米饭就发了,像发馒头那样发很大。

但实际上干物质只有那么多,吃了很快就消化掉了,照样饿,而且饿得更快。有时候用米糠来替代,不仅越吃越饿,而且解不出大便。

我原本是整年游泳的,学校旁边就是沅江,一年四季游泳,都是横渡沅江,游过去游过来。即便是冬天气温-2℃,下雪,水温有9℃,我也游。但在1959、1960、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因吃不饱饭,就中断了游泳。没有能量,你怎么游得动呢?

那时候在农村实习,吃不饱就双脚松软无力,出现水肿。生产队一口大锅,七、八十人吃的菜,就放一小杯的油涂一下,然后把红薯藤、老茎杆煮一大锅来吃。那个时候苦得很,但我和我周围的人还没达到吃观音土那个地步。我们跑去山上去挖那种含有淀粉的植物的根,可以烤熟来吃。

冬天是很难熬的,到晚上,睡觉前先烤火,把脚烤热了以后再放到被窝里面去,可是烤热的脚很快就冰凉了,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冰凉的。没得饭吃身体就没有能量啊!那个时期,饥饿难受的滋味到现在回想起来,仍是不堪回首。

我们是学农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建国之后,受到国家培养,是想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的。面对全国粮食大规模减产,几乎人人吃不饱的局面,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非常自责。本来我就有改造农村的志向,这时就更下了决心,一定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

来自农民的启发:“施肥不如勤换种”

我试图用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开始搞育种,首先考虑的是研究小麦、红薯。

就在那时,开过一个全国小麦会议,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西藏的小麦亩产上了1000斤;而湖南小麦产量是全国的倒数第一(平均不到300斤)。原因是气候不适合,易得赤霉病,我由此意识到在湖南搞小麦没前途。

搞红薯研究时,正面对全国性的饥荒,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提出“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与此相应,我们农校搞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师生要深入农村,支援农业。因此,我带学生下到农村实习,向农民学习,进行思想改造,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我搞了红薯高产垄栽试验,最高的一蔸竟达到20斤!

然而,我并没有继续搞红薯。我意识到搞红薯没有多大意思,因为不是个主要作物,不受重视,没有课题,没有经费,做不下去。实际情况是,在湖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粮食都是水稻,因此最突出的作物是水稻,其他的不太受重视。

其实,我自幼就对米有一种莫名的感情。才稍稍懂事的时候,记得是在德安老家,我父亲有时从天津带来小站米,并对我们说:“这是最有名的小站米,你们觉得好不好吃?”在我幼时的记忆中,这个印象特别深,因为觉得那米真的很好吃。

意识到水稻才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更是南方的首要粮食作物,于是我从1960年起,把目标又从研究红薯转为研究水稻。于是,我搞起了水稻方面的试验。我搞了水稻的直播试验、密度试验,其中,直播试验每亩比一般的增产90-100斤。

在农村实习当中,我看到一些农民从高山上兑了种子,担回来种,就问他,为什么你跑到那么高的山上去换种呢?他们说山上的种子质量好一些,产得多些。

他接着还说了一句话,叫做“施肥不如勤换种”,意思是说同样的条件,同样的施肥管理,只要种子好,产量就会高一些,就是最经济最有效的提高产量的办法。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农业上增产的途径有很多,但其中良种最重要。

在与农民们的接触中,他们也诚恳地对我说过:“袁老师,你是搞科研的,能不能培育一个亩产800斤、1000斤的新品种,那该多好!”农民们纯朴的话语使我触动很深,我意识到了农民紧迫的需要是什么,那就是良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