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天下和国家有什么区别

我们现代理解的“中国”的概念，是一个有明确的人口、疆域、主权的民族国家。这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但在古代，却跟我们现代的认识大有不同。

当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其实出现得很晚，是十七世纪欧洲提出来的，欧洲各国经过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签订了著名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明确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形成了民族国家的理念。后来这个理念推行到了现代。在此之前，全世界并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

最早出现“中国”这个词儿，是在周代早期青铜器何尊上，有“宅兹中国”的铭文，这个“中国”指的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成周王国，并不代表周朝的疆域，只是它的地理位置在各诸侯国的中央。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的“国”，是指诸侯国，是区域的地方政权，“天下”，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

所以清代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指的是国家大事，跟每个人密切相关。看来，中国古代人理解“国家”，用的是“天下”的概念。中国历来是个多民族国家，定义国家的，不是依据民族和血统，不是具体的某个区域，而是中华文明。“天下”，就是中华文明的共同体。不管是哪个民族，在哪块土地上，只要融入了中华文明体系，就是“天下一家亲”。

所以，梁启超后来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只要是中华文明之光照耀的地方，就是一个“天下”。在古代，对于中华文明之光没有照射到的地方，称为“化外之地”，古人称罗马为大秦，称阿拉伯为大食，由于历史地理条件限制，各大文明之间交流很少，这些文明不在中国华文明教化之内，所以称为“化外”。

“天下”有价值体和权力体两种形态。在价值体上，是以中华文明的形式出现的；在权力体上，是以政权治理的形式出现的。不同历史时期，政权治理的形式不断变化，各政权治理的区域也是处在动态的调整之中。《三国演义》上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里说是不同的政权治理状态。

总体上说，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向外辐射的等级秩序，是“大一统”的格局。但也处在不断的变化当中，有时，是一个政权下的多民族共同体，有时，分裂为多个政权。中华文明有很强的向心力和同化能力，不管是哪个政权一时强盛，也不管这个政权是游牧民族或农耕民族，他们都会认同中华文明，并且努力争取自已在中华文明当中的正统地位。

大家都认为，同属一个天下：中华文明共同体。南北朝时期，北魏鲜卑游牧民族政权统一了北方，但他们极力推行汉化政策，认同中华文明，通过种种努力，想让自己处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正朔位置。在价值体和权力体的关系上，中华文明这个价值体是魂，起统摄和支配作用；以政权形式出现的权力体则是骨肉。还有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夷夏之辨”。

何为华夏，何为蛮夷？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夷夏之辨实质上是血统之争，但古代中国人却不是以血统划分，确认谁是华夏民族。大汉民族如果按纯粹的血统，也讲不太清楚。确认华夏民族的，实质还是文明。

历史学家许倬云曾经讲过一段很著名的话：“华夏汉民族其实是很开放的，最重视文明教养，‘我者’与‘他者’之间，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华夏和蛮夷都是相对的，‘夷入夏则夏，夏入夷则夷’，不是血统，而是文明决定了你的族类身份。”

中华文明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包容性、开放性、扩展性，是因为中国文化中的儒家、道家、法家等思想，出发点就是超越民族的，不是从国家或民族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是从人性出发，提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问题。所以说，中华文明的基因，是人类主义的，是世界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