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与富弼关系如何

就北宋政坛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而言，韩琦、富弼二人地位极高。二人都参与庆历新政，同为君子党，其后又都反对王安石变法，那么这二人关系如何呢？为何后期关系会恶化呢？

同在二府

据史料记载，富、韩之间的这份友谊和默契至少持续到嘉祐初年二人已身跻高位、掌握中枢政柄之时。《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弼初与韩琦同在二府，左提右挈，图致太平，天下谓之‘韩、富’。”

“二府”指中书门下（东府）和枢密院（西府），为北宋最高行政机关和军事机关。从嘉祐元年八月到嘉祐三年六月，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富弼和韩琦分掌中书和枢密院的政柄，位高权重，为各方所瞩目。两人的勠力同心、密切配合在某种程度上虽然打破了“国朝”中书、枢密互相制衡的祖宗家法，却让忠义之士欣喜地看到通向理想政治的可能路径。

然而不少材料记载，没过几年，两人的关系急转直下。

韩琦和富弼均于仁宗天圣年间入仕，韩琦稍早一些。韩琦为天圣五年进士科榜眼，韩琦本传记载当时情景，“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云见，左右皆贺”。富弼入天圣八年制科“茂材异等”，而在中制科前，富弼因范仲淹的揄扬已有“王佐”之誉，并被名臣晏殊招为女婿。

入仕后，二人的表现也丝毫没有让人失望。富弼历授将作监丞、直集贤院、知谏院等职。庆历二年，以报聘使的身份出使辽国，以折冲樽俎之术成功挫败了辽国索地的图谋，缓和了宋、辽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捍卫了国家主权和尊严。翌年八月，年方不惑的富弼拜枢密副使，从此进入执政圈子。

韩琦历任将作监丞、直集贤院、开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右司谏等职。宝元元年三月，政坛“小辣椒”韩琦连上十来份札子，参劾宰相王随、陈尧佐和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因循苟且、尸位素餐，于是四人皆被罢免，一时轰动朝野，声名大噪。此后不久，韩琦受皇命巡抚地方，上马治军，下马治民。

在经略西北、与西夏对峙期间，韩琦磨砺了才干，也提升了声望，史书称：“琦与范仲淹在兵间久，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要知道，韩琦小范仲淹差不多二十岁，此时竟然与仲淹齐名，“后浪”的劲头真的很猛。至于这一时期富、韩二人的个人交往情况如何，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只能脑补。不过，同为政坛新秀的他们一定是惺惺相惜的，更何况二人之间还有范仲淹这样一个共同的纽带。

庆历三年四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奉调回京，同拜枢密副使。数月后，范仲淹更是被仁宗任命为参知政事，由此开启了仁宗朝政治改革的新篇章。此时的富弼和韩琦，经过多年的中外历练，已褪去了当年初入政坛的青涩，积累了相当的政治资本和政治自信，正是年富力强、思欲有为之时，于是成为范仲淹推动新政最得力的助手。

当此之时，“琦与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内人望，同时登用，中外跂想其勋业”。石介更是情不自禁地写下《庆历圣德颂》，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而欢呼雀跃。然而，君子们低估了小人的能量，也高估了皇帝支持改革的决心，最终，轰轰烈烈持续一年多的新政在小人的阻挠和谗毁中被迫搁浅，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这几位改革干将先后被免职外放。

从此，富弼和韩琦这一对好兄弟挥手道别，开启了长达十年的外官生涯。二人虽经新政的挫顿，仍不改实干派的本色，坚持为政一方造福一方。富弼安抚流民，赈恤孤弱，在知青州任内活饥民五十余万。韩琦修明军政，教习士卒，将定州驻军训练成一支天下闻名的雄师劲旅。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在这十年中，二人虽然见面的机会很少，但是音书不断，常有诗文往还：

皇祐元年，富弼应韩琦之请，作《定州阅古堂》诗及序，称颂韩琦“公文化民，公武御侮”的卓越功业。

皇祐三年，富弼在蔡州寄诗给韩琦，韩琦评价甚高，并回诗两首，诗中写道：“我实知公心，爱我久益腆。诱我进学勤，要在纳诸善。我素荷公德，公教敢不践，讽诵复宗师，夙夜以自勉。”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韩琦对富弼的敬重。

皇祐五年八月，富弼加观文殿学士、知河阳，后以二府旧臣，迁户部侍郎，韩琦作诗相贺。

至和二年二月，富弼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好巧不巧，其前任正是韩琦。于是，借交代公务之机，暌别十年的两位老友终于得以有短暂的会面。再次分手之际，韩琦深情地写下《离并州至晋祠次韵答宣徽富公》。

该年六月，富弼拜相，韩琦为之振奋不已，在寄给杜衍的和诗中写道：“彦国（富弼字彦国）贤推不世奇”，并把富弼比为周公，推崇备至。

转过年来的八月，韩琦也被仁宗召回京，任枢密使。苏辙撰《欧阳文忠公神道碑》记载其事道：“上临御既久，遍阅天下士，群臣未有大称上意。上思富、韩之贤，复召寘二府，时庆历旧人惟二公与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庆。”两位好兄弟不仅可以重新聚首于京城，而且被朝廷倚若柱石，启动了“弼翼琦飞”的升级模式。去世多年的范文正公若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生隙

到了嘉祐三年（1060）六月，首相文彦博去职，富弼升任首相（北宋称昭文相），而集贤相（北宋的次相）一位则由韩琦接任。同在中书之日，富弼和韩琦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公私关系 ，不以身居高位而易其初心。但也有材料显示，二人偶尔也会因议事不合而产生龃龉。韩琦英爽果断，富弼谨慎持重，二人做事的风格有明显的不同。

嘉祐六年三月，富弼因母丧解职还乡。按照北宋的成例，“执政遭丧皆起复。”仁宗看重富弼，虚位五起之，富弼坚辞不出。在中书时，富、韩曾就宰相起复故事交流过意见，韩琦说：“此非朝廷盛典也。”

于是，富弼在辞免起复的札子中奏道：“臣在中书，盖尝与韩琦论此。今琦处嫌疑之地，必不肯为臣尽诚敷奏，愿陛下勿复询问，断自宸虑，许臣终丧。”富弼的意思是说，韩琦本来反对宰相起复，然而现在是我富弼遭丧，韩琦作为次相和我的好友，不好再坚决反对起复，所以皇帝就不必征询韩琦的意见了。有人说，韩琦看了这份札子后心情不爽，从此二人有了嫌隙。

仁宗见富弼终丧之心甚坚，考虑到首相之位不宜久悬，半年后乃拜韩琦为昭文相。有熟人直言不讳地向韩琦建议，应该推辞昭文相的任命，等待富弼的复位。

韩琦说：“此位安可长保！比富公服除，琦在何所矣。若辞昭文以待富公，是琦欲长保此位也，使琦何辞以白上？”这理由似乎有点牵强。以当时的情势观之，若韩琦坚持不就首相之位，仁宗未必不准。韩琦未能坚拒，于公自无问题，于私却不免有憾。

在富弼居家守丧期间，仁宗崩，韩琦以首相的名义领衔拥立英宗即位，成为旋乾转坤第一功臣，政治地位如日中天。

至嘉祐八年五月，富弼守丧完毕，朝堂上留给他的位置已经有限。昭文相是不可能再做了，集贤相也已经有人，于是，英宗任命富弼为枢密使。以富弼的本心，对这个新的任命大概是不太情愿的（所以屡辞新命），然而皇命所在，又不能挑肥拣瘦，做就做吧，于是打点精神，回京任职。

据宋人王巩《闻见近录》的说法，至和年间，仁宗一度病势危殆，富弼曾就立储一事与曹皇后秘密交换意见，曹皇后属意于宗实。富弼于是和首相文彦博商量一致，令人提前拟好传位诏书，以备非常。后来，仁宗病势好转，诏书也就没有派上用场。

及至韩琦入枢密，富弼把计划告诉了韩琦，“欲共图其事”。可是富弼运气不够好，赶上丁忧，于是成全了韩琦。韩琦敦促仁宗立宗实为皇子，富弼对此有了意见。富弼觉得，等到仁宗宾天之时再立皇子也来得及，现在早早地立皇子，一旦计划有变，“岂复得其人也？”以二人的性格差异，在立储的时机把握上出现分歧也在情理之中，是否因此生隙则殊不易断言。

做了枢密使的富弼发现，朝堂的局势和氛围较诸几年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由韩、富二人携手开创的二府心相印模式已如明日黄花。想当初，富弼在中书，韩琦在枢密院，中书每有重大疑难政务，富弼多与韩琦私下通气。

现在，两人的位置掉了个个儿，韩琦却从不就中书政务私下与富弼交换意见，除非皇帝下令两府共同议事。韩琦的做法，在制度上自然挑不出毛病，然而于人情有点说不过去，若说富弼对此毫不介意，似乎也不近人情。

决裂

真正导致二人决裂的其实是治平初年的特殊政局。英宗刚刚即位就病倒了，曹太后依故事垂帘听政，帝、后关系火星四溅。执政大臣们夹在两宫之间，苦心弥缝，天天忙着救火。同为庆历旧人，韩琦和欧阳修坚定地站在新君一边，而富弼则倾向于太后一边，富、韩二人的政治立场由此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后来，英宗病情好转，曹太后因隙而不愿还政，韩琦单枪匹马迫使太后撤帘，演出了一幕扶危定倾的好戏。韩琦此举确是功在社稷，然而在凸显个人英雄主义的同时，却显得对其他宰执大臣（尤其是富弼）不够尊重，从而扩大了富、韩二人之间的感情裂痕。《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此段史事曰：

及太后还政，遽撤东殿帘帷，弼大惊，谓人曰：“弼备位辅佐，他事固不敢预闻，此事韩公独不能与弼共之耶？”或以咎琦，琦曰：“此事当时出太后意，安可显言于众！”弼自是怨琦益深。

经此一役，富弼不免心灰意冷。他不仅坚拒英宗给他的加官，后来干脆以身体多病为由提交辞呈，恳请补外，乃于治平二年七月，出判河阳。有人说，此后的若干年里，富、韩二人不通音问，甚至韩琦去世，富弼也一无表示，真是怨到了骨子里。而据出入于富弼门下的邵伯温的说法，富弼致仕后居洛阳，每年生日，都会收到韩琦派人送来的书信和礼物，而富弼则以老病为由不予回信，不过韩琦去世时，富弼是吊祭了的。

实际上，富、韩二人虽然心结重重，不复当年的亲密无间，但到老仍保持了君子之交的应有风度。《六艺之一录》卷337《富文忠公十二帖》中，前八帖均是富弼写给韩琦的书信，时间跨度从嘉祐三年到熙宁四年。

这些书信今已全部佚失，其详细内容不得而知，但从《六艺之一录》所介绍之一鳞半爪来看，完全是朋友同僚间的正常通信，并无过激之词。此外，嘉祐八年十一月，富弼应韩琦之请，撰其父韩国华神道碑铭。熙宁五年三月富弼致仕时，韩琦有贺致仕书。

熙宁六年二月，韩琦判相州，富弼亦有贺书。这份贺书辞意勤恳，出于至诚，有“终为苍生再起，亦天下之心也”之语。可见两位政坛大咖非同寻常的胸襟。

以今日之目光来看，富弼与韩琦的交恶固然有政治利益的参差，然而更多地还是源于政治立场的分野和处事原则的差异。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造化无情，同归寂灭。熙宁八年（1075）六月二十四，韩琦卒于判永兴军的任上，享年六十八岁。富弼则在优游林泉多年之后，卒于洛阳家中，享年八十岁，时为元丰六年（1083）年闰六月二十二。巧合的是，如果按今天的阳历来计算，两人都逝于8月8日，冥冥中似乎仍保持着某种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