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在文艺复兴中起到了多大作用

薄伽丘在《十日谈》的开篇，提到发生在意大利城市佛罗伦萨里的可怕瘟疫：

“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尸体运到全市的教堂去，教堂的坟地再也容纳不下了，尤其是有些人家，按照习俗，要求葬在祖茔里面，情形更加严重。等坟地全葬满了，只好在周围掘起又长又阔的深坑，把后来的尸体几百个几百个葬下去。就像堆积在船舱里的货物一样，这些尸体，给层层叠叠地放在坑里，只盖着一层薄薄的泥土，直到整个坑都装满了，方才用土封起来。”

此时的佛罗伦萨，俨然是人间地狱。导致这一切的元凶，便是黑死病。当然，它还有一个更有文学色彩的名字——鼠疫。这场可怕的瘟疫，源自于东罗马帝国的城市加法。

在1340年代，加法城为意大利商人控制。一次偶然的事件，让城内的穆斯林居民和意大利商人大打出手。居民们眼见敌不过，就开始向附近的蒙古大军求救。当时，金帐汗国的蒙古大军，正对欧洲虎视眈眈，见此机会，怎可错过？

蒙古大军立马把加法城团个水泄不通。岂料，在意大利商人与东罗马守军的守护下，加法城固若金汤，一时难以攻克。攻城行动，时断时续地进行了一年。

正当蒙古大军一筹莫展，一种可怕的病在蒙古大军中蔓延。眼见加法城久久攻不下，蒙古大军便“创造性”地发展处新型武器——尸体！

那些病死的军人，被装进巨型的投石机之中，被抛射进加法城。每天，都有无数尸体，从城外飞进城内。腐烂的尸体，浓烈的尸臭弥漫着整座加法城。面对着堆积如山的尸体，意大利商人并没有有效处理的办法，只得任他腐烂以及感染城内的空气、水源。

病毒随着水源扩散，死亡像是黑夜一样，降临在加法城里。许多居民身上开始出现可怕的病症，头疼、寒战、皮肤鲜血淋漓、呼吸衰竭，一周之内，便一命呜呼。一时之间，城内人人自危。没有人知道，这可怕的病症是如何传播的。

最绝望的是，即使是医术最高超的医生，对它也束手无策。因为死者身上出现脓疮、黑斑，人们便称这种病为黑死病。

同样被瘟疫折磨的蒙古军队，对攻城也意兴阑珊，撤退了事。侥幸逃生意大利商人见此，趁机回到祖国。病毒，几乎是一夜之间，从西西里群岛开始，散播到意大利各地，进而散播到欧洲大地。黑死病肆虐之下的欧洲，多达2000多万的欧洲丧命，人口几乎锐减一半。世界末日也不过如此。

说实在，教会表现得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不堪。教会组织教士们，处理尸体、建立公墓等。但面对着来势汹汹的黑死病，寄希望于全能上帝的人们，教会的努力显得杯水车薪。反而，让教会的组织制度弊端显露无疑。

面对着绝望的、残酷的死亡，上帝并没有有效地帮助到困境的人们。占据着人们心灵的宗教，开始裂开了一道缝。人们动摇了对上帝的信仰，一道人性之光，照射进来。

进而，这道光照耀着绘画、建筑、文学、哲学等领域催生了漫长又伟大的文艺复兴。人们开始从中世纪的束缚中觉醒。

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却等待着我们回答：黑死病在文艺复兴中，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它是否关键因素。如果是关键因素，那为什么瘟疫来临之后，有些人会更加坚定了信仰？

文艺复兴并非是疾风骤雨般的运动，而是一个漫长的、跨越两百多年的文化现象。黑死病只起到客观的作用，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意大利商人”身上。

是的，商业的繁荣与新兴城市的发展。

在十四世纪之前，意大利这片土地因为常年战乱，城市之间相互独立、各自为证。13世纪初，威尼斯就已经成为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世界各地的商人把棉花、香料、羊毛、衣料等日常用品带到威尼斯，再售卖给意大利人、欧洲人。

与威尼斯相比，《十日谈》所提到的佛罗伦萨，也不遑多让，成为了意大利的金融与经济中心。城市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商业社会，进而又催生了世俗的、追求理想生活的市民社会。因此，由中世纪教会所主导的思想观念，再也不符合市民社会的需求。

教会的力量逐渐式微，正如加法城一样，商人取得了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的主导权。他们协商合理的定价机制、结算买卖、签订合约、建立交易机制等等。商业加速了人的流动与合作，新的道德与文化审美便应运而生。这一点，在建筑、宗教画、文学上面体现的尤为明显。

现在谈起文艺复兴，似乎是横空出世，激烈地反对着中世纪的一切。但当处于14-15世纪的意大利，处于当时意大利人的日常生活里，就会发现文艺复兴并没有我们想象的激烈。

城市的扩张与发展，需要新的教堂与建筑，于是各国的建筑师们极尽努力地施展自己的才华——他们在古罗马的建筑里汲取营养——设计出符合时代审美的教堂与建筑。佛罗伦萨大教堂穹顶的灵感，便是建筑大师布鲁奈列斯基在古罗马的神庙与建筑中得来的；拉斐尔宗教题材的画，最初的买家也是各大教堂。

正如城市文化学家约翰·肖特在《城市秩序》一书所言：“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市既是其开展的背景，亦是其发展动因。”

如果你读过薄伽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巨人传》，或莎士比亚的戏剧原著，一定会惊讶于书中的粗鄙的描写。

诚然，薄伽丘讽刺教会的腐朽、教士的腐败，莎士比亚宣扬人文精神，但在他们的著作中，我们总是能读到一些令人脸红耳赤的描写。尤其是莎士比亚，他总能用各种双关语巧妙地指代男女情事（这点，需要读英文原著，才能准确地感知），堪称黄段子大师。

莎士比亚的戏剧，经过岁月的洗礼，已成为经典。原著之中最粗俗、最具市民口味的内容，经过翻译家的翻译与删减，被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比如说，著名的悲剧《哈姆雷特》里的第二幕第二场，哈姆雷特与其母后、女友奥菲利亚见面，即充满了情欲色彩，其尺度之大堪比小剧场里的粗俗二人转。

城市发展所带来的结果之一，便是人口急剧上涨。莎士比亚时代，16世纪中期伦敦，人口规模已超二十万。满足市民的娱乐需求，俨然是一件迫切之事。不像现在，电影、电视剧、网剧等应接不暇——剧场里看戏，成为当时伦敦市民们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之一。为了吸引市民来看戏，莎士比亚在自己的戏剧之中，加一些人们喜闻乐见的“荤料”，也是大势所趋。

当然，即使如此，薄伽丘、拉伯雷、莎士比亚的伟大亦是毋庸置疑。他们用文字，把欧洲人民从中世纪的蒙昧之中解救出来。文艺复兴所宣扬的人文主义精神，催生了无数伟大的建筑、文学、绘画等艺术作品，给世界带去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