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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有羽林军和期门军吗

编辑:古诗文网发布时间:2022-07-25

在“通俗说史”和“军事论坛”里,“羽林军”和“期门军”一直是汉代军事体系里的热门名词,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在汉武大帝的时代,乃至整个西汉,根本没有这两个“军”的建制。

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羽林掌送从,次期门,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骑。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羽林有令丞。宣帝令中郎将、骑都尉监羽林,秩比二千石。

同样“掌……送从”的“期门”,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期门掌执兵送从,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无员,多至千人,有仆射,秩比千石。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贲郎,置中郎将,秩比二千石。

众所周知,《汉书》的作者是东汉初年人班固,其记事断限也以西汉为止,也就是说,终西汉之世,“羽林”和“期门”的主要职责是“掌送从”和“掌执兵送从”,啥意思呢?

类似于今天领导的“出行警卫”。

在编制名称上,“羽林”和“期门”也根本没有“军”字,可见,根本不是很多“通俗说史”里臆断的“御林军”角色,那么,他们到底是做什么的?

要解答这个问题,还得从一个“熟人”说起。

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大长公主闻卫子夫幸,有身,妒之,乃使人捕青。青时给事建章,未知名。大长公主执囚青,欲杀之。其友骑郎公孙敖与壮士往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闻,乃召青为建章监,侍中。

此处卫青“给事建章”、“为建章监”时,汉武帝仍未建“建章营骑”与“建章宫”,所以,究竟卫青在此时究竟担任什么职务,干什么工作,历来众说纷纭,以至于有些“通俗说史”或“小说”,杜撰他曾经担任“郎官”或“军官”。

答案还是埋藏在细节之中。

见前文引用的《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建章营骑”之名早于“羽林骑”,更早于“羽林孤儿”,那么,其最早的兵员就不可能是“羽林孤儿”,而是另有其人,当然,“太初元年”已经是卫青发迹后多年,也就是说,卫青的“给事建章”和“建章监”都是在“建章营骑”这个军事单位的前身。

不仅如此,汉宣帝时派将“监”羽林,说明该部“营骑”的统领一直称“监”,则卫青担任的“建章监”并非一般理解的“宫监”,毕竟此时,建章宫连个地基还没建,不可能汉武帝提前任命了不存在的单位的主官。

上述信息已经告诉我们,卫青所供职的“建章”这个单位,应该与“骑兵”有关。

事实上,在卫青因为卫子夫受宠而鲤鱼跃龙门之前,在平阳侯府,曾经担任过“从骑”,见《汉书·卫青霍去病列传》:

青壮,为侯家骑,从平阳主。

也就是说,卫青是平阳侯家的“从骑”,为平阳公主服务,而作为身份平移,皇帝的“从骑”叫什么呢?

叫“中从骑”。

见《二年律令·置吏律》记载:

吏及宦皇帝者、中从骑,岁予告六十日;它内官,卌日。

“吏”、“宦皇帝者”和“中从骑”、“它内官”,这是四种人,“吏”和“宦皇帝者”早有解释,“它内官”则包含了一批为宫廷服务的“内官”,既有“它”字,就意味着“中从骑”也属于“内官”的范畴,“中从骑”作为带“中”字的“从骑”,功能职责很容易理解,即皇室的“从骑”,但地位要高于其他的“内官”,作为一个群体,其相对地位可以参见《汉书·惠帝纪》中的记载:

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

即爵位为“五大夫”以上的、秩级在“六百石”以上的,与“宦皇帝者”中皇帝知其名的三种人,享受同等待遇。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秦汉律的法律名词比较严谨,按照《法律答问》中所述及的秦制“吏六百石以上与宦及知于王者为显大夫”与上述的说法,则“知名者”比照的只能是“六百石”以上。

而在《二年律令·置吏律》中规定“吏”与“宦皇帝者”、“中从骑”同等待遇,也就是说,这不是特指“六百石”以上“吏”和“皇帝知名”的“宦皇帝者”,而是所有的“吏”和所有的“宦皇帝者”。

这就意味着,“中从骑”是比“六百石以上吏”和“宦皇帝而知名者”低一级的身份群体,故而,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中,提到“给事建章、未知名”,这按照后世的概念来解释,应为一个“官衔”。

要判断这个“官衔”的内涵,就要参考“建章监”的“监”字,而两汉之际,具备类似军事功能的“监”有两种:

参考东汉的“濯龙监、直里监”,濯龙园虽为皇帝园囿,却有兵器工厂,“监”秩四百石,有明显的军事特征;

另一种“监”,则为“厩监”,也有长、丞,如长乐厩、中厩等,汉代宫苑中多设“厩”,“厩”有“卒驺”,这又是“羽林”、“期门”分化出去之后的制度结果。

回顾汉初体制,继承了“秦制”,帝王常居的宫、苑不少,“离宫”更多,“宫”中多设有“厩”,再考虑到此时卫青的姊夫公孙贺为“太仆”,正是诸多“厩”的管理者,卫青的“给事建章”身份极有可能由此而来,而只有“中从骑”、“郎宦者”的身份才有资格称“未知名”或“知名”,“卒驺”肯定是不行的,结合卫青曾为平阳公主家“骑”,几乎可以确认,卫青此时的身份,正是“中从骑”。

也就是说,卫青的“给事建章”为“中从骑”,以“厩”为署,其地位低于“郎官”,也无秩禄级别,属于皇帝的私人“保镖”,而“建章”作为上林苑中秦时已经存在的离宫,也就使得卫青实际上远离皇帝的日常生活、工作区,属于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并不算重用。

等到卫子夫怀孕后,卫青被提拔为“建章监”,也并非什么“显职”,而只是离宫中保镖的首领,真正的“贵”,来自于“侍中”的加衔,使得卫青可以出入禁省,在汉武帝左右服务。

当然,“建章监”统领的“中从骑”,终究属于汉武帝的骑兵随从,所以,日后汉武帝以此为基础,组建了“建章营骑”,才是“羽林”的前身,当然,这种升格究竟有多少是凭借汉武帝对卫青的私人信任而造就,我们不得而知,两者之间必有因果关系却是可以确定的。

相对于脉络清晰的“羽林”,“期门”的源流和情况更加特殊:

(1)“期门”待遇为“比郎”,“羽林”则未提及;

(2)“羽林”有“监”,有“令”、“丞”,而“期门”只有“仆射”,直到西汉末年才设置了“中郎将”。

之所以如此,恰在于两者的兵员不同,组织性质也不同,见卫宏《汉官旧仪》中对“期门”的记载:

期门骑者,陇西工射猎人及能用五兵材力三百人,行出会期门下,从射猎,无定员,秩比郎从官,名曰期门郎。

也就是说,期门郎的兵员是挑选陇西郡擅长射猎或者武艺强悍的勇士300人,在约定时间等在宫中某门下,跟随皇帝射猎的从人,没有固定编制员额,秩比“郎从官”,“郎从官”,看似是一个概念,实际上是两个概念,见《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

三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赐……郎吏、从官帛。

“郎”是“郎吏”,“从”是“从官”,“期门郎”秩比“郎从官”,也就意味着它不是“郎从官”,这里面的“郎”好解释,“从官”正是“中从骑”,这就意味着“期门骑”实际上是比照“中从骑”待遇的角色,出现自然晚于“中从骑”。

在《汉书·东方朔传》中曾详解“期门”得名:

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微行常用饮酎已。八九月中,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自此始。

这是说汉武帝在建元三年开始喜欢“微服出游”,八九月间,让侍中、常侍武骑和陇西、北地郡的能骑射良家子,在殿门等候,所以,有“期门”之“号”。

不过,根据应劭《风俗通义》引述西汉刘向与汉成帝的问对:

文帝代服衣,袭毡帽,骑骏马,从侍中、近臣、常侍、期门武骑猎渐台下,驰射狐兔,果雉刺彘。

也就是说,早在汉文帝时,已经有“期门”的说法了,这与《汉书·东方朔传》中的记载看似矛盾,所以有不少前人学者认为《风俗通义》有误。

其实,这里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期门”二字,应该是一个“制度名词”而非“军号”。

对照上下两条史料,“侍中”为所共有,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侍中……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大臣、太官令至郎中。亡员,多至数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

《初学记》引《齐职仪》载:

汉侍中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初,汉侍中亲省起居,故俗谓“执虎子”。“虎子”,亵器也。

也就是说,汉朝的侍中管理皇帝的车马衣服,以至于尿盆马桶,且能够“亲省起居”,也就是出入皇帝寝处禁省,直到汉武帝末年以侍中莽何罗行刺为由,让侍中出居禁省外,之前的汉王朝,“侍中”应该都在禁省内居住、给事,且必有官爵才可“加官”,属于典型的贵族侍从。

主要区别在于“常侍武骑”和“常侍、期门武骑”,考虑到《汉书·东方朔传》中“期诸殿门”和《汉官旧仪》中“行出会期门下”的说法完全吻合,也就是“‘固定时间间隔’在殿门下等待”。

由此引申,汉文帝时代并无“期门之骑”,但有“期门之名”,也就是与“常侍武骑”相对的“期门武骑”,在伴随皇帝射猎、冶游的任务上没有区别,在陪伴待遇上却有区分,一者为“常侍”(即固定随侍),一者为“期门”(不固定随侍)。

“常侍武骑”,见《史记·李将军列传》:

(李广)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广从弟李蔡亦为郎,皆为武骑常侍,秩八百石。尝从行,有所旻陷折关及格猛兽。

李广被召为“汉中郎”和“为郎”的从弟李蔡一同为“武骑常侍”,“旻陷折关”是指攻城拔寨,格猛兽则是随君狩猎,可见既有侍从任务也有战争任务。

又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

《史记索隐》引东汉张揖(《广雅》作者)注释“武骑常侍”:

秩六百石,常侍从格猛兽。

结合文帝时李氏兄弟的角色,则“常侍武骑”本身就是有“秩级”的随君王射猎、“格猛兽”的正式官职,而其“秩级”非“比秩”,说明应属于正式官职的“吏”,而非“加官”或“宦皇帝者”。

这个官职,在《二年律令·秩律》中缺载,从执掌、秩级来看,却可能与其中一个职务一致,即“秩六百石”的“上林骑”,上林苑地在渭水之南,秦始皇在其中“作朝宫(前殿即为阿房)”,汉武帝时扩建上林苑,实则是在秦宫苑体系基础上,建设大量离宫,而其核心功能仍旧是“猎苑”。

卫宏《汉旧仪》载:

上林苑中,天子遇秋冬射猎,取禽兽无数实其中,离宫观七十所,皆容千乘万骑。

此处记载虽为汉武帝扩建上林苑之后事,可“天子秋冬射猎”却不会自汉武帝开始,之前的秦、汉皇帝多有游猎记录,则“上林骑”很可能就是“武骑常侍”的前身,也是“贵族侍从”。

在确定了“常侍”的角色后,再看“期门”的兵员来源:

陇西工射猎人及能用五兵材力三百人。(《汉官旧仪》)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汉书·东方朔传》)

共通点即在于“兵员区域”,但并没有说明这些“兵员”为汉武帝“新置”,换句话说,“期门骑”之成为编制,必然晚于“陇西、北地良家子”的“待诏”入京师,另见《汉书·地理志》:天水、陇西……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

“羽林”、“期门”之名绝对上溯不到“汉兴”之时,那么,这个“六郡良家子选给”,只能是“羽林”、“期门”的前身——“建章营骑”或称“中从骑”,“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

综上所述,“羽林”前身的“建章营骑”兵员与“期门骑”的兵员地实为重合的,均为陇西、北地等诸郡良家子(六郡实际上包括汉武帝开边后的河西诸郡,汉初并不在版图内),而“中从骑”和“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的所有区别也揭开了谜底:

(1)“中从骑”有“监”、“令”、“丞”,实为部署于“宫”、“园”等处皇帝居所“厩”中的“从骑”,有官署,有集中驻扎的驻地,掌管“送从”,担任皇帝出行的警卫和仪仗;

(2)“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则有“仆射”,说明规模小,并非集中驻扎,而是分散小队于殿门处的其他官署“待诏”,类似于东方朔的“待诏公车(公车司马令署)”、“待诏金马门(宦者令署)”,最初掌管的也并非“期门郎”担任的“送从”任务,而是随从射猎。

综上所述,“羽林”和“期门”在汉武帝的时代,只是陪同射猎和警卫的侍从骑兵,根本不是什么大规模的军队,一直到西汉灭亡,也没有发展成为有固定编制的“野战军”,甚至没有“军”的名号,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