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生平经历介绍

张謇[jiǎn]（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字季直，号啬庵，汉族，祖籍江苏常熟，生于江苏通州海门长乐镇（今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常乐镇）。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南通大学、上海海洋大学、河海大学、上海海事大学、复旦大学、东华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的创始人。

张謇创办中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开中国纺织高等教育之先河；首次建立棉纺织原料供应基地，进行棉花改良和推广种植工作；以家乡为基地，努力进行发展近代纺织工业的实践，为中国民族纺织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

早年求学

1853年7月1日（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张謇出生于今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常乐镇。张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后被称“四先生”。

清咸丰六年（1856年），张謇4岁时，由父开始教识《千字文》。5岁时因背诵《千字文》无讹，父令随伯、仲、叔三兄入邻塾，从海门邱大璋先生读书。但是张家祖上三代没有人获得过功名，也就是所谓“冷籍”。当时科举规定，“冷籍不得入试”。12岁时，謇父自辟家塾，延请老家西亭镇宋效祁先生授读其三子。14岁时，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负笈往西亭，从效祁先生的从子宋琳先生读书，膳宿其家。

同治七年（1868年）16岁时，那时考秀才要廪生具结，说明考生身家清白，无冒名顶替才能应试。廪生因张出身是通州还是海门，藉贯不明，加之是农民，非名门子弟，两地推诿，不肯具结“补廪”，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为了走上科举正道，经宋琛安排，謇冒用如皋县人丰利大户张铨儿子张育才的名义报名注籍，经县、州、院三试胜出，得隶名如皋县学为生员，第二年在如皋考中秀才。从16岁中秀才到27岁之间，张謇每两年就去江宁参加一次乡试，先后5次都未得中。但是从此如皋县张家开始用冒名一事来要挟张謇，连续索要钱物，最后索性将张謇告上了公堂，说：“张育才忤逆不孝”，软禁在学宫居仁斋里，要革去他的秀才，还要下狱问罪。这场诉讼延续数年，令张謇十分狼狈，家道也因此困顿。

随军幕僚

同治十三年（1874年），张謇前往南京投奔孙云锦。光绪二年（1876年）夏，应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入其庆军幕任文书，后袁世凯也投奔而来，两人构成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参与了庆军机要、重要决策和军事行动。光绪六年（1880年）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

1882年（光绪八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本势力扩张。张謇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强硬政策，受到“清流”南派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翁同龢在政治上与慈禧不和，拥护光绪掌权，正需有人充实阵营，从此不遗余力地提携张謇。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都给争相礼聘，邀其入幕，但张謇一概婉拒，“南不拜张北不投李” ，回到通州故里，继续攻读应试。打算靠自己考取功名，名正言顺地踏入仕途。

1884年（光绪十年）随吴长庆奉调回国，驻防金州，袁世凯留朝鲜接统“庆字营”。不久吴长庆病故，离开庆军回乡读书，准备应试。 1885年，张謇终于在乡试中考中了第二名举人。

高中状元

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謇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协助治河救灾，并拟订《疏塞大纲》。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又应聘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崇明瀛州书院、江宁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等。

张謇从16岁录取生员起，中经18岁、21岁、23岁、24岁、27岁前后5次赴江宁府应江南乡试（俗称南闱）均未中试。直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33岁，因孙云锦官江宁府尹，子弟依例回避，转赴顺天府乡试（俗称北闱），才取中第二名举人，俗称“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声名渐著，成为“清流”着重延揽的对象，但此后张謇四次参加会试均遭失败。喜讯传到家乡不久，他父亲就撒手人寰，按清朝规矩，他得在家守制3年。

1894年，也就是甲午年，因为慈禧六十寿辰特设了恩科会试。张謇因父命难违，第五次进京应试，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将他改为第十名。4月殿试时翁同龢的提携之心已经迫不及待，几次误把他人卷子认作张謇而取中会元。（张謇34岁应礼部会试不中；37岁赴会试，将无锡孙叔和的试卷误认，孙中而张落；38岁应会试，场中误以陶世凤卷为张謇卷，陶中“会元”而张落第；40岁赴会试，又将武进刘可毅的试卷误认，刘中会元而张又落第）。他命收卷官坐着等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之后，便劝说其他阅卷大臣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并特地向光绪帝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于是张謇在41岁的时候，终于得中一甲第一名状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

兴办实业

1898年，张謇回北京销假，正值“百日维新”。恩师翁同龢被慈禧罢官，“开缺回籍”。张謇闻讯作《奉送松禅老人归虞山》诗赠翁同龢，并前往火车站泣泪送别。翁师的遭遇，使他目睹了官场的险恶，半月之后，张謇也借故请假南归，继续他的“实业救国”。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皇帝争取若干实权。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由于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落败并签订了《马关条约》，通海团练半途而废。同年底，加入康有为组织的上海强学会。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张謇与陆润庠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张謇试图通过官招商办、官商合办来集股筹款，但收效甚微，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向官府寻求援助。

因为筹资困难，张謇一方面被迫一再降低目标，另一方面则四处碰壁。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曾许诺出资六七万两；盛宣怀和张謇分领官机的时候也曾答应张謇筹资，定有合约。但是当大生纱厂动工后，资金告急，桂嵩庆答应的钱屡催不应，盛宣怀也默不作声，百般躲闪。张謇到上海招股没有收获，甚至没有旅费回通州。只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四马路卖字三天，赚取旅费。状元经商，而狼狈至此，听着诽谤之词也不敢辩驳，蒙受侮辱也不能作色。

1896年11月，张謇通过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商务大臣的刘坤一，将光绪十九年（1893年）张之洞搞“洋务”时用官款向美国买来办湖北织造局搁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经锈蚀的官机40800锭，作价50万两入股，作为官股，此时，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垄断洋务企业的盛宣怀也正要买机器，便把这批机器与张謇对分，各得20400锭，作价25万两官股，另集25万两商股。官股不计盈亏，只按年取官利，因而变成“绅领商办”性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纱厂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闸陶朱坝破土动工，次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到1899年开车试生产时，运营资金仅有数万两，没有资金购买棉花当原料。张謇情急之下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钱庄借贷。向股东告急，无人响应；而打算将厂房出租却又遭到恶意杀价。最后作为张謇多年挚友和忠实助手的沈敬夫提议破釜沉舟，全面投产，用棉纱的收入来购买棉花，维持运转。幸而随后几个月里，棉纱的行情看好，纱厂的资金不断扩展，使工厂得以正常生产还略有结余。大生纱厂终于生存了下来。

1901年起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同时，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货物的运输，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口──天生港，又在天生港兴建了发电厂，在城镇之间，镇镇之间开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为当时南通的主要长江港口。张謇除在通海、盐阜等地区围垦大片土地、开办盐垦公司外，在东台县境曾和他的哥哥张謇 （号退庵）共同办过大赉（民国6年设于角斜）、大丰（民国7年设于西团）、通遂（民国8年设于沈灶）、中孚（又称通济，民国8年设于潘家 ）等5所公司。这些公司投资多的超过百万元，少的数十万元，垦地数十万亩。废灶兴垦，发展棉植，解决了办纱厂所需要的原料。19世纪末近代经纺工业的出现，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换为主转为生产为主，南通成为中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与江苏连云港沈云霈、赣榆许鼎霖并称苏北三大实业家。

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并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电邀赴江宁讨论兴学之事，刘坤一赞成，而藩司吴、巡道徐、盐道胡阻挠。张謇叹息不已，乃与罗叔韫、汤寿潜等同人筹划在通州自立师范，计1898年以张謇从任办通州纱厂五年以来应得未支的公费连本带息2万元，另加劝集资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师范择定南通城东南千佛寺为校址开工建设，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

经过数年的惨淡经营，大生纱厂逐渐壮大，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市）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到宣统三年（1911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

光绪30年（1904年），张謇创办了南通大达轮步（步即局），先开辟了外江航线，以后又组成了大达轮船公司，在苏北内河开辟航线。开泰-东-盐班，每日对开一次，循运盐河由泰州至东台，再由东台循串场河至盐城。后来在东台设有分公司，沿线集镇均设有轮船站，代办货运、客运，发展了东台与各邻县的水上交通运输。

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衔。1909年被推为江苏咨议局议长。1910年，发起国会请愿活动。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1912年起草退位诏书，在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实业总长，1912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1914年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后因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走上实业教育救国之路，他曾是立宪派主要生力军。

民国3年（1914年）张謇还以他任两淮盐政使的俸金，在台城南门口河南创办了泰属贫民工场一所，建房80余间，占地30亩，雇工进行毛巾、藤器、缝纫等项工艺的生产。民国8年张謇还将上海人招股筹建的东台荣泰电气公司承购下来，改名为东明电气公司，并增加股金，添置机件，于当年秋开始发电，解决了大街与一些用户照明的困难。

黄金时代

张謇还是晚清时期立宪运动的领袖，曾主持发动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在民国任工商部长时，他指出过去的措施，在“无导民兴业之心”，卒之糜费而乏效果。今后部办企业，概行停罢，悉听民办。

他生前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举办了不少工厂企业和教育文化事业。他的“实业救国”虽不能挽救旧中国危亡，但却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张謇将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 ”、“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在大生纱厂经营好转之后，集资招股的问题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张謇等人决定再招20万两新股，一年之内就成功集到20.75万两。1904年，张謇决定扩张，筹建大生分厂。原来不肯出资的桂嵩庆此时也“自愿入股二万”。当初写信指控张謇的浙江候补道朱幼鸿，此时亦入股1万两。和大生一厂筹备时的艰难相比，大生二厂从筹备到开工仅29个月，很轻松地就收足了80万两股本。“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册，并且取得了“百里之内二十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的专利权，张謇的社会威望也与日俱增，成为各派争相延揽的人物。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张謇的理念决定了他事业的规模，当时西方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纺织市场留出了一个巨大空间。1913年以后，和其他地方的纺织企业一样，大生一厂、二厂连年赢利，兴旺一时，仅1919年两厂赢利就高达380多万两，创下最高纪录。总计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大生两个厂的利润有1000多万两。1920~1921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

此时，大生已拥有纱锭13.7万多枚，张謇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政治共舞

在辛亥革命之前，张謇一直是帝党成员，主张君主立宪。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他迅速地转向共和，剪掉辫子，日记换成阳历，并且受孙中山邀请担任实业总长。

作为前清状元和帝党成员，张謇在武昌起义刚刚打响的时候曾经找到当时的江苏总督，希望把革命镇压下去。这时他并不主张革命，因为革命代价太大。而他代表的是企业家，尤其是棉纺织业的立场——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市场和社会的稳定。市场是他们的命根子，这时候，张謇对于国家的关心已经从效忠君王转移到对市场稳定的维护上来了。但很快社会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革命成为一种时尚。张謇是个有着清醒头脑的人，一旦看到趋势无法逆转，他务实的一面就出来了。

他务实的态度就是：顺应共和，但并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尽早结束动荡，维护市场稳定。他务实的政治选择就是：第一，和孙中山见面，应孙之邀担任民国内阁实业总长；第二，选择支持拥有军权的实力派人物袁世凯。

他和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次会面，对于孙中山，张謇的评价是四个字：不知崖畔。“崖”即“边际”。这话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他觉得孙中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设比革命更加困难，以为一革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而实际的情况是，当时政令都不能出南京，军饷都发不出来。”张謇是一个务实之人，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认为孙中山很难收拾局面，政府虽然成立了，但是很难长久维持。“这种情况下，他更愿意和实力派的现实人物袁世凯合作。

于是张謇离开了南京，北上加入了袁世凯的阵营。袁世凯将宣统帝逼下帝位时所颁发的《清帝逊位诏书》就是张謇草拟的。孙中山履行承诺，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了袁世凯。国内政治似乎出现了升平景象，工商业开始复苏。张謇以为他所追求的统一与秩序指日可待，就返回南通经营企业，力行地方自治。

1913年袁世凯成为正式总统，任命张謇为农商总长。但不久袁世凯便下令解散国会，复辟之心初露端倪。张謇曾经劝阻袁世凯，表示解散国会、穿戴衮冕祀天等行为将会诱发新的动乱。到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的第一至四条号要求时（袁世凯并未完全同意“二十一条”），张謇愤然辞职，在袁世凯复辟称帝之前彻底与袁世凯斩断了联系。

危机来临

此时的张謇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没有得到足够的社会权利，也没有好的融资环境和渠道，国家的经济政策仍未走出小农时代的框架，商业活动处处受到牵制。

大生驻沪事务所的前身是大生沪账房，几乎成了整个大生系统的神经中枢、金融调剂中心。大生鼎盛之时，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争相给大生上海事务所提供贷款。大生掌握的现金最多时有两三千万，能透支的款项在五六百万之间。由于借贷便利，大生进入了快速扩张期。

到了1921年，大生对外负债已经400万两，危机开始出现。张謇本来想在来年举办地方自治第25年报告会，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绩，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南通的许多水利工程摧毁。1922年，在北京、上海报纸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他走到了一生的顶峰，这一年正好是他70大寿。也正是这一年，持续走红的市场突然走黑，棉贵纱贱，向来赢利的大生一厂亏损39 万多两，二厂亏损31万多两。1922年成为大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黄金时代戛然而止，且一去不返。

1922年的棉纺织业危机，导致他的事业全面崩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没有为他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帮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纪20年代初也发生过一次经济恐慌，日本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紧急救济措施，为各行业提供经济贷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业、商业银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摆脱了困境，在随后的中日纱厂竞争中迅速拖垮了大生。无奈之下，张謇寻求国外资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资金始终没有盼来，张謇向美国资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时已债台高筑，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1926年8月24日，张謇在南通病逝。出殡之日，南通万人空巷，近乎全城民众都赶来为张謇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