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漆器的艺术特点

东周时期是中国漆器发展的重要阶段，迄今为止在中国许多地区均发现了此时漆器或其遗迹，数量品种之多、工艺之巧、文饰之精美远胜前代，对后世漆艺的影响巨大。其中楚国漆器尤为突出，不仅在数量上占了已出土此时期漆器的绝大多数，而且其装饰于表面的纹饰，丰富多彩，与同时期的青铜器相比，呈现出更强烈的时代特征。

春秋战国漆器和青铜器的纹饰主要类型基本相同，包括：动物纹、植物纹、自然景象纹、几何纹、社会生活纹五大类。但对这五大类纹饰，在青铜器与漆器两者所占的比例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漆器中动物纹所占比例较青铜器大，而植物纹所占比例较青铜器小；漆器中凤纹、云纹所占比例较青铜器大，而龙纹所占比例较青铜器小。

再对两者纹饰的构成结构进行比较，又可以发现：漆器纹饰较青铜器纹饰更为复杂多变，虽然两者的都具有独立、适合、连续纹样三种构成方式，但在漆器上表现出来的就更富于变化，如边缘连续纹样中漆器有连圆式、连环式、波折式和散点式等。由此可见，在春秋战国期间，两者出现了分化。

战国漆器

战国是中国漆器工艺的第一个繁荣期。战国时期由于激烈的社会变革引发的伦理意识和审美观念的变化，使得该时期的漆器工艺得以迅速发展。漆的色调以红、黑两色为主，其特点是“朱画其内，墨染其外”。器内涂朱红，明快热烈；外髹黑漆，沉寂凝重，红黑对比，衬托出漆器的典雅和富丽，呈现强烈的装饰效果，器物具有稳健端庄之美。

特点

战国时代漆器工艺继承了商周时期的技术，生产规模日趋扩大，成为历史上重要成长时期，漆器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漆器的制作已社会化，漆器的使用得到社会的认可，其轻便、无异味、耐腐蚀、保暖隔热的特性已被人们普遍认知。漆器制品广泛应用于各个阶层。从墓葬出土的文物来看，显示统治者地位的陪葬品中，漆器逐渐增多，而青铜器逐渐减少，这说明当时漆器工艺已相当成熟。

战国时期，漆器制造业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和冶铁业技术的提高，使漆器制作在制胎和加工方面的水平大大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大量的漆器以商品的形式进入了市场。战国时期已经有了专门培植漆树的园圃，漆工的管理也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和组织，内部分工细致。

战国时期的漆器，最常见的是日常生活用品，如奁、盒、匣、匜、鉴、枕、床、案、几、俎、箱、屏风、天秤等。其次是兵器和乐器，如编钟架、钟锤、编磬架、大鼓、小鼓、虎座双鸟鼓、瑟、琴、笙、竽、排箫、笛、甲、弓、弩、矛柲、戈柲、箭、箭箙、剑鞘、盾等。有些漆器是模仿铜器和陶器制作的，也有模仿动物造型的。花纹精细流畅，绮丽无比。花纹图案除菱形纹、方块纹、三角纹等几何纹之外，更多的是用点纹、目纹、涡云纹、圈点纹、夔纹和龙凤纹。

装饰图案的构成法则娴熟，大量使用连续纹样，手法多样，多为黑地朱漆彩绘；战国漆器多与铜器结合，而商代镶嵌绿松石、蚌片的手法基本不见；楚国漆器的装饰大量运用了漆画，并出现了金银描绘技法和针刻等工艺。这个时期装饰纹样用色较多，主要有红、黑、黄、蓝、翠绿、褐、金、银、银灰等九种颜色，但以红、黑色最多，金银色最少。漆器的底色与装饰纹样的用色搭配和谐、讲究对比色的应用。绝大多数漆器都以黑色为地，以红色描绘花纹。

战国漆器以木胎为主，并有陶胎、铜胎、皮胎、夹紵胎、竹胎、骨角胎，其中以厚重的木胎为多，中期出现了夹紵胎和薄木胎的雏形，晚期加嵌金属的漆器增多，即扣器出现，成为了战国漆器中的珍品。皮胎漆器主要有漆盾和漆甲，竹胎漆器主要有漆卮。在制作工艺方面，因质料与器形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制作方法。

铜、陶、骨、角等胎骨的漆器，是在器物上髹漆，有的再漆绘花纹。木胎漆器的制作过程，往往是三种方法并存的，战国中期的漆器与金工相结合，即多在木胎制成后安上铜环、铜蹄足、铜铺首衔环等青铜构件，然后髹上漆，再描绘各种花纹图案。战国晚期，又出现了铜扣器的新工艺，即在樽、卮等漆器外，用青铜制作的箍加固。

木胎制漆主要有斫制、挖制、卷制和雕刻四种，有的一件器物同时使用几种方法。有的漆器上还发现了一些刀刻、烙印的文字，是工业作坊、漆工艺或者漆工匠姓名的标志，是战国漆器制造业发达的标志。

楚国漆器是战国这一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楚国漆器高度发达的原因，除了战国时期大的社会因素影响外，还有一些楚国自身的原因。首先，楚国处于长江汉水流域，生长着大片漆树，有丰富竹木资源；其次，楚国漆器工艺的发展与楚国疆域的开拓、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

楚人不仅接受了北方中原漆器装饰技术的影响，还与秦、巴、蜀等国广泛接触，使漆工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也继承了当地早期漆器的优秀成果；再次，细致的分工和程序较高的标准化生产，也是楚国漆器在战国时期独占鳌头的重要原因。

楚国漆器有制胎、涂漆、描绘、打磨等不同分工，并注意与金工的结合，注意规格和形体的相近。楚国漆器成为繁荣的战国漆器的代表，除了不仅对当时中原地区和巴蜀地区的漆器生产工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对后来秦汉漆器有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