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史箴图》的历史传承

《女史箴图》原作已佚，现存有唐代摹本，历经千年变迁，八国联军时期流入英国。二战时期英方有意归还但没能成功，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顾恺之制作《女史箴图》的时间，大约在公元380年至400年间，即公元三世纪。那么，到了南北朝梁时，《女史箴图》可能收入梁内府。

唐朝

贞观十三年八月望日之前，可能流传于民间。董其昌曰：“永兴曾见之耳。”贞观十三年八月望日至贞观十五年六月丙辰之间（639-641）收入唐内府。米芾《画史》说：“《太宗实录》载购得顾笔一卷。”弘文馆藏，有弘文馆印。又有唐太宗时期的皆作半字的编号“卷字柒拾号”和加盖的骑缝印玺长椭圆形“四端俱”双龙小玺。到了唐朝末年，由于战乱，《女史箴图》流入民间，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之前藏于刘有方家。米芾《画史》著录。

宋朝

宋徽宗政和年间收入内府，《宣和画谱》著录，画面盖有“政”、“宣”、“御书”诸印。至南宋绍兴年间藏于内府，有“绍兴”、“内府图书之印”、“睿赏东阁”诸印为证。《墨缘汇观录》有所记载。十三世纪中期，由贾似道收藏。有“秋壑图书印”。

明朝

16世纪中《天水冰山录》记载藏于明代严嵩家。1570年左右属中书顾正谊。画面董其昌跋、何良俊跋可得知。1580-1590年间属大收藏家项墨林。印章极多，不逐一列举。明崇祯至清顺治间归张孝思，有“张则之”印。

清朝

清康熙十一年前后在江都汪氏家。朱彝尊画跋有记载。后来归梁清标家，有“梁清标印”。在此期间笠重光经鉴赏有“宣在辛”印。安岐亦曾经鉴赏，有“安氏仪周书画之章”，并着录于《墨缘汇观录》。从印章上看出，在1693-1700年间，属有名的收藏家杨世齐。乾隆年间（1736-1795）归清宫，乾隆印章最多，且在卷后画兰花一枝。

《女史箴图》现有两个摹本，一本现藏故宫博物院，专家认为是南宋摹本，艺术性较差；另一本艺术性较强，更能体现顾恺之画风与《女史箴图》原貌，专家认为可能为唐人摹本，为大英博物馆收藏。

唐本的《女史箴图》于1900年，八国联军焚烧颐和园之际被英军大尉基勇松盗往英国，后存大英博物馆。于此《女史箴图》高24.8厘米，长348.2厘米，横卷。原有12段，因年代久远，现存《女史箴图》仅剩9段。

《女史箴图》唐代的摹本，神韵最接近顾恺之的原画，因而被后人奉为经典摹本。它曾被许多文人墨客收藏过，画面上可以看到项子京题记，唐弘文馆“弘文之印”，还有宋徽宗赵佶瘦金书《女史箴》词句11行。画本身及装裱部分压有宋、金、明、清内府藏印，及明清历代收藏者的私人鉴藏印。

乾隆去世后，《女史箴图》一直被收藏于紫禁城建福宫花园，慈禧太后时期被移往颐和园。1899年义和团事件，第二年八国联军进京，驻颐和园的英军第一孟加拉骑兵团的克劳伦斯·K。约翰逊上尉趁乱将《女史箴图》盗走，约翰逊上尉的家人后来辩称《女史箴图》是一个被约翰逊救过的贵妇的赠品。

近代

约翰逊1902年回到伦敦后，并没有意识到《女史箴图》的价值，他把《女史箴图》拿到大英博物馆想让馆员给画轴上的玉扣估价，大英博物馆绘画部的管理员Sidney Colvin （1845-1927）和他的助手Laurence Binyon （1869–1943）意识到了这幅画的价值，于是以25英镑从约翰逊手中购得。

由于英国方面知识欠缺，大英博物馆按照日本画的方式进行装裱，且将其拦腰截为三段，并出现了掉渣现象。但作为一幅一千多年的画来说已经算是保存完好了。每年只有最多两次的展出，平时尽量防止光照，以防褪色。

由于相关知识的欠缺，与大量其它的书画一样，《女史箴图》在重裱时由馆方以日式装裱取代，由此，明清时期文人留下的题跋都被残忍无情地裁剪下来，形成了历史断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为感谢中国军队在缅甸解除日军之围，曾有意把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归还中国，与赠送中国一艘潜水艇二择一，做为谢礼。中国政府选择了潜水艇。

现存大英博物馆藏《女史箴图》画卷被分为三部分平放展示：第一部分：原作部分，长348厘米，高25厘米；第二部分：后世添加部分，长329厘米，高25厘米；第三部分：乾隆朝邹一桂所作松竹石泉，长74厘米，高24.8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