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干著作《中论》的文学意义与历史地位

提及建安七子,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当是孔融让梨的故事。说及徐干,或许大家还有些陌生。殊不知,他是“建安七子”中学术最精粹、唯一有学术著作的人，其著作《中论》,影响着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和文化学者,至今影响深远,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学史上具有显著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中论》，徐干著作，是一部政论性著作，系属子书，其意旨：“大都阐发义理，原本经训，而归之于圣贤之道。”所以，历代史书除《宋史》将其列入杂家类而外，其余者均将其列入儒家类。

传本《中论》一书分上下二卷，共计二十篇，从《治学》至《爵禄》十篇为上卷，《考伪》至《民数》十篇为下卷。又《群书治要》辑有《中论》逸文《复三年丧》、《制役》两篇，今本《中论》多附录之，可见今本《中论》已非完本。通过分析历代官私书目对《中论》一书的著录情况，可知该书是在宋代出现残阙情况的。

徐干的《中论》继承了孔、孟、荀学之长,兼融释、道、儒诸家之精华,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鸿儒巨著。统观《中论》一书,洋洋数万言,不仅哲理中和,立论精当,博大精深,而且考据翔实,辞章典雅,纵横捭阖,议论风生,集徐干哲学思想之大成,铸“一家之言”于宏篇,在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据了解,《中论》提出“中和”的哲学观和方法论,不仅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而且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警示作用。

徐干还提出“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反对名实不符的“乱德之道”,开汉魏之际名理之学的先河。徐干主张把才智多寡作为品评人才的标准,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反对当时流行的训诂章句繁琐之学,主张“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倡导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的治学之风对魏晋以后重义理而鄙章句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有重大影响。

由于个人和历史的局限性,在《中论》一书里,也不可避免地有一些不正确的观点。

例如书中仍袭用儒家思想常见的“君子”与“小人”之说。如“君子劳心、小人劳力”。把人分成“上智”与“下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中论·爵禄》一篇中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舜、禹、孔子可谓求之有道矣。舜、禹得之,孔子不得之,可谓命矣。”

徐干也不时发出“我瞻四方,蹙蹙无所骋”的无限感慨。他认为他的遭遇是由命运来决定的,这就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了“宿命论”的迷惘和悲哀之中。总之,这些不足之处,与整个《中论》的伟大成就相比,只是美璧微瑕或瑕不掩玉,是无伤大雅的,它仍然不失为一部不可多得的哲学鸿篇巨制。

如果说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属自然科学方面的世界级的农学巨著,那么徐干的《中论》则是属中国社会科学方面的哲学宏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