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升昌票号的发展历史

日升昌票号成立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由山西省平遥县西达蒲村富商李大金出资与总经理雷履泰共同创办。总号设于山西省平遥县城内繁华街市的西大街路南，占地面积1600多平方米，用地紧凑，功能分明，是中国民族银行业的先河，一度操纵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其分号遍布全国30余个城市，远及欧美、东南亚等国，以“汇通天下”著称于世。

清代康、雍、乾、嘉年间，本城当铺、账局、钱庄、银楼等组织已初具规模。嘉庆十八年（1813）重修市楼碑志载，平遥商号700余家，其中金融字号有25家。商业金融并重的行业优势，为票号在平遥首创成为最现实的可能。

嘉庆年间

嘉庆年间，在平遥众多的商号中，有一家叫西裕成的颜料庄，总号设在城内西大街，财东是西达蒲村李家。西裕成商号经营多年，资力雄厚，在京师、天津、汉口、成都等城市开设有分号。先后在汉口分庄和京师分庄任经理的雷履泰，在经营同乡、亲友少量汇兑银两的过程中，借鉴古代飞钱、便钱（或便换）的经验，克服账局只营货币借贷不经营汇兑的缺陷，逐步总结出一套较为完整的汇兑经营模式。

当雷被调回平遥总号任理时，建议东家将颜料庄改为专营银两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经财东李大全同意，投资30万两文银，于道光三年（1823）左右，正式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意在如日东升，生意昌盛。雷履泰出任总经理（大掌柜）。日昇昌票号成立后，解决了国家银行未出现前大宗项银两往来的困难，并很快在全国40余个大中城市设立了分号，票号业务搞得红红火火。

道光六年（1826）

道光六年（1826），在平遥城多年经营数家商号的介休县北贾村大财东侯培余，早已十分关注日昇昌票号的经营状况。侯趁日昇昌协理（二掌柜）毛鸿翙与总经理雷履泰发生矛盾退出票号的机会，重金聘请毛并委以重任，先后将蔚泰厚绸布庄、蔚丰厚钱铺、蔚盛长绸缎庄、天成亨细布庄。新泰厚绸缎庄等5个商号均改营为票号，组成了著称于世的平遥“蔚”字五联号。

道光十八年（1838），日昇昌财东和掌柜议定，由日昇昌票号出资，成立日新中票号，以增加与"蔚"字五联号的抗衡力量。从此，平遥票号发展到7家，初步形成了山西票号中最早的平遥帮，走过了平遥票号的初创阶段。

道光二十年（1840）-咸丰十年（1860）

在平遥票帮形成的同时，邻近的祁县、太谷大财东也争相效仿。先后有太谷志成信、祁县合盛元等票号成立，逐步形成山西票号中的平、祁、太三帮。正当平遥票号初创不久、稳步发展的时候，道光二十年（1840），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制度逐步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久，又发生了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以及随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战火连年，使平遥票号一度进入曲折期。尤其南方各分庄，或遭抢劫或收撤，“伙友人身不得安宁，财产银钱难以避险”，汇兑业务无法正常进行。平遥票号面对困境，一方面不得不暂撤分庄，缩小规模，裁汰人员，减轻负担，以曲求伸；另一方面，仍在迎难而上，顽强奋斗。咸丰三年（1853），榆次聂店村大财东王栋在乎遥南大街又设立了协和信票号；咸丰六年（1856），又与本邑王智村米秉义共同投资，设立了协同庆票号。在咸丰九年（1859）前，由蔚字五联号创始人毛鸿翔等人投资，设立了蔚长厚票号；咸丰十年（1860），祁县大财东渠氏父子，又在平遥城南大街设立了百川通票号。平遥票号发展到11家。

咸丰十一年（1861）-光绪十六年（1890）

咸丰十一年（1861）始，平遥票号进入蓬勃发展期。同年，介休县北辛武村巨商冀家，看好票号发展势头，将在城内东大街经营多年的乾盛亨布庄改营票号，带动了票号业的发展，成为平遥票号发展的重要标志。此后30年间，相继成立的票号还有：谦吉升、其昌德、云丰泰、松盛长、祥和贞、义盛长、汇源涌、永泰庆等，共计达到20家。平遥票号在各地的分号遍布全国68个城市和商埠重镇，分号总数增加到367个。光绪六年（1880），在迅速崛起的口岸城市上海有14家平遥票号分号。

光绪七年（1881），在素有九州通衢之称的汉口，有山西票号分号32家，其中平遥票号分号达16家之多，占半壁江山。光绪十一年（1885），在河南开封集中了平遥票号7家分号。光绪十六年（1890），蔚丰厚票号不远万里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了分号。平遥票号在全国各地没立的分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成为"汇通天下"的主力军。平遥票号进入发展期后，业务不断扩展。由前期以商业放款、汇兑为主和兼办捐生捐纳，大量转向揽办军饷、协饷、赈款、税银汇解等官款业务，成为清户部银行成立前清政府的重要金融工具。与此同时，平遥票号在发展中优胜劣汰，不断分化，一些先天不足，经不起金融风潮冲击的票号很快被淘汰。其间，有云丰泰、祥和贞、松盛长、谦吉升、义盛长、汇源涌等6家票号先后倒闭。

光绪十八年（1892）-光绪二十五年（1899）

光绪十八年（1892）后，平遥票号进入鼎盛时期。其表现除规模扩大、形成遍布全国的分号网络，为国内外贸易和商品流通提供更加充足的资金和服务外，更主要表现在承担了清政府财政和银行的部分职能，平遥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一些较大的票号，多有清廷高级官员作后台。日昇昌交好历任粤海关监督和庆亲王、赵舒翘等，蔚盛长交好庆亲王，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蔚丰厚交好赵尔巽、袁世凯等。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清政府被迫答应赔款2亿两白银。甲午赔款变为向英、法、德、俄四国借款。借款和赔款，每年偿还本利2000余万两，全部由各省按期解往上海江海关道衙门，以备交付各帝国主义在华银行，这就大大增加了票号汇兑量和经营资本。平遥票号成为汇解借款的重要角色。

光绪二十二年（1896），山西巡抚胡聘之，将应解英、法、德、俄的8．5万两白银，交平遥票号蔚盛长、日昇昌和祁县票号合盛元共同承汇；后又交蔚盛长单独承汇15万两白银。河南巡抚刘树堂集银11万两，交蔚盛长、日昇昌、新泰厚等平遥票号分别承领汇解。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广西巡抚黄树森筹银15万两，交百川通票号汇解江海关投纳。同年，四川总督奎俊筹凑23万两白银，交协同庆等平遥票号汇解江海关兑收；两广总督谭钟麟、广东巡抚许应骤迫挪凑白银36万两，交协同庆票号汇解江海关查收；革职留任的福州将军裕禄拨汇英、德借款12万两白银，发交蔚泰厚票号和南方源丰润票号共同承领，解赴江海关道库交纳；陕西巡抚魏光焘，两次汇解白银12万两，均交协同庆票号承办。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光绪三十二年（1906）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打进北京，清王朝岌岌可危，西太后和光绪皇帝被迫离京，逃往西安。“国难当头”之时，平遥票号全力承担了国家财政职能，对“两宫”西行的一切费用、军支等，一概接纳办理。西太后和光绪皇帝西逃途中路经平遥时，在协同庆票号总经理赵德溥之子赵鸿猷院落设立行宫，平遥票号声誉更加高涨，票号东家、掌柜以及伙友也身价倍增。平遥票号还与祁、太票号多次承办湖南、江西等南方省份的库款汇解和现银运送，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对此十分感激。商业汇兑政治化，迅速提高了票号的社会政治地位。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两宫”回京后，对山西票号大加赞誉。清廷急令在京开设票号的商人“刻期来京，规复旧业，以便宫民”。平遥票号“无不闻之喜悦”，纷纷赴京复业，并又开展了庚子赔款的新债汇兑业务。这一阶段，汇兑数量大，时间要求紧，平遥票号盈利高于以往任何时期，达到了顶峰。在乎遥票号发展的鼎盛时期，又有永泰裕、宝丰隆两票号分别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和三十二年（1906）成立。平遥票号累计总数占全国先后成立的51家票号的43．14%。

民国时期

民国三年（1914），正当平遥票号在辛亥革命中遭受重创后处于危机之中，祁县合盛元票号北京分庄涉案。与之数十年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的日昇昌票号北京分庄，尽管力所不及，但出于情面和为了维护数十年的信誉，由分庄经理侯垣出面，为其举债担保。合盛元北京分庄经理却逃匿无踪。检察厅向担保人侯垣索人。在逼迫恐吓之下，侯垣与伙友携账于是年农历九月初一连夜离京回平。次日债权人告状，日昇昌北京分庄被立即查封。

随之，北京地方审判厅致函平遥县知事，令查封日昇昌平遥总号和东家财产，并迅速派人携带该号账簿到京清理。时任日昇昌总号经理郭树藏身躲避，财东李五典、李五峰被关押。十一月十二日，已离号的原协理梁怀文为解救财东挺身而出，进京前往审判厅报到。消息传开，波及全国。日昇昌票号被迫破产整顿。从此，平遥票号开始走向整体性衰落。

日昇昌的衰落，很快影响了其他平遥票号。先后有协同庆于民国二年（1913），蔚盛长于民国五年（1916），百川通于民国七年（1918），蔚长厚于民国九年（1920），蔚泰厚、新泰厚、天成亨、宝丰隆等于民国十年（1921）相继倒闭或歇业。其间，蔚丰厚票号于民国五年（1916）五月招集新股，改组为蔚丰商业银行，后于民国九年（1920）倒闭。

日升昌票号在破产整顿中，梁怀文开诚布公，和盘托出，周旋于众债权人、商会及北京审判厅、察厅、司法部之间，很快取得各方谅解和信任，日昇昌暂免破产。民国十二年（1923），清理取得成效，经债权人同意，由债权作股东，保留日昇昌招牌，重新复业。梁怀文担任总经理，勉强维持经营，然规模已大大缩小，分庄除北京、天津等地外，其余全部收撤。民国二十一年（1932），日昇昌改营钱庄。至此，中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合上历史的最后一页。历时一百余年的平遥票号退出了中国金融的历史舞台。

辛亥革命时期

票号发展到鼎盛时期，也隐伏着危机的到来。平遥票号危机期集中反映在清末民初。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袁世凯组成北洋政府，时局发生重大变化。平遥票号也同时受到重创。据天成亨等12家票号战事损失统计，在成都、西安、太原、京都、天津、自流井、宁夏等7处，损失现银达133．59万两，衣物折银达30．86万两。以上除太谷锦生润、祁县存义公两票号损失现银5.59万两外，其余都为平遥票号的损失。同时，票号在全国信用大危机中的社会信誉损失更是无可挽回。

平遥票号大规模遭受损失的消息传开，外欠则处处倒账，难以收回；欠外则人人逼提，难以应付。从此，平遥票号一蹶不振，开始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加之清末民初，外国银行大举入侵，竞争更加激烈，票号地位逐日下降；清政府国家银行和各省官钱局相继成立，分夺票号利权；票号中不少东家、掌柜又“泥古不变，夜郎自大”，“骄满颓腐，全无新识与改进勇气”，进一步加剧了危机的发生。蔚丰厚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面对危机，大声疾呼，函劝总号并通告各地分号，提出“外间银行林立，暗夺我之生意，非自立银行，难以抵制”的革故鼎新之策，倡议票号实行大联合，组织股份银行，增强竞争能力，以度难关。但一直未被思想保守的总号东家和掌柜所接受，票号改组终成泡影，成为平遥票号史上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