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姓权争的到底是什么

近几年社交媒体上关于“冠姓权”的讨论一直不断，上一次更具规模的争论是在2017年。

当时是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的第二年，正是第一批“全面二孩”集中出生的年份，对于不少家庭来说，二孩到底能不能随母姓引发了不少烦恼。“冠姓权”这个新词大约正是出自这时。

“冠姓权”不是一个法律名词。这段时间，全国不少法院都借由这个“冠姓权”的博文案例在新媒体上进行普法。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也就是说在法律层面，对子女的姓氏父母双方享有平等权利。

但实际生活中，约定俗成的规则基本是随父姓。所以，许多人反对随母姓时会说，孩子随母姓，别人会以为是二婚带来的孩子，或者为什么一个孩子跟父姓，一个跟母姓，我们又不是重组家庭，还影响孩子对家庭的认同感……一旦女方争取“冠姓权”，就会被扣上“能作”“女权”的帽子。

“冠姓权”看似两性之争，其实却是“两姓”之争。

母系社会时，姓氏从母姓，到了父权制社会才从父姓，这说明，姓氏是由制度安排、生产资料的占有决定的。

中华民族历经漫长的封建社会之后，普遍认同家谱、宗祠的存在，我们总说“寻根”，“根”是中国人普遍存在的一种精神符号、历史印记。寻的是同宗同源，“根”即是“宗”“姓”，家谱就体现了一种姓氏传承。

至今户口本、档案里都有一项内容叫“籍贯”，籍贯的定义是祖父及以上父系祖先的长久居住地或祖父及以上父系祖先的出生地，当然极特殊的从母系。

此外，“宗”“姓”的传承，家族、家庭的传承，不仅被看作是血脉延续，传宗接代，还表现为家庭、家族财产、基业的延续。这就是姓氏在生活中的感召力。

今天，男女双方虽然在法律上享有决定子女姓氏的平等权利，但还必须面对姓氏背后，文化、利益、制度设计等等影响的现实。

这几年，无论是小家还是社会上为什么有那么多关于“冠姓权”的争论？

表面上争的是“谁生养孩子辛苦”“谁为家庭付出得多”，但根上是因为现在处在生养下一代主力军位置的家庭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少子女家庭，而且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家庭又积累了一定的财富，经济基础决定了女方在小家要有更多的话语权。

正如，认为女方该平等拥有“冠姓权”的理由是，因为计划生育，独生子女多了，男女在财务上都是一样的，女方还承担着生育孩子以及大部分带孩子做家务的任务。

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享受“冠姓权”一点都不过分。

有些独生女家庭有房子、有股票、有产业、有家底，对于“冠姓权”要求更为迫切，有些生二孩提出的要求就是冠母姓。而且如今许多城市姥姥都是小家庭带娃、育儿的绝对主力，女方家庭的影响自然不言而喻。

争取“冠姓权”不仅是个人诉求更代表着一个家庭的诉求，其背后既有人口因素、经济因素的影响，还同平等意识的增长，传宗接代的传统文化心理分不开关系。

2017年，伴随“全面二孩”的出生高峰，有两组关于“冠姓权”的调查就充分说明了这些问题。

厦门的一组调查表明：受访者中，二孩跟妈妈姓的占23%；表示希望二孩随母姓者中，出于女方要求的占38%，出于长辈要求的占28%。

而中青报的一组调查结果显示，接近半数受访者不能接受孩子随母姓。

由此可见，不管是争随父姓，还是争随母姓，都绕不开传宗接代的窠臼。

尽管还有不少人难以接受违背“传统”的“随母姓”，但许多家庭的孩子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已经成为现实。另外，离婚率的高企也催生了更多离异家庭，孩子归女方抚养后，女方要求改姓的纠纷。至于现阶段的一个子女家庭能不能也淡定、从容地接受随母姓，还有待时间的证明。

姓什么，其实对孩子来说真没那么重要，对于成人世界来说，“冠姓权”的烦恼还需要更多共情、宽容、理性地去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