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弑君是什么事件
司马昭弑君,是三国时曹魏政权变化的一起政治事件。曹髦欲讨伐司马昭,却被身边人告密。事情败露后曹髦被贬为庶人,忠心的臣子被杀,而那些告密者都官居高位。此后,司马昭被加封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
甘露五年五月(260年6月)事件发生于魏都洛阳,魏帝曹髦欲讨伐司马昭,却因王沈、王业的背叛而泄密,其本人被司马昭的亲信贾充指使武士成济弑杀于南阙。事后司马昭另立曹奂为帝,曹髦被追贬为庶人,忠于曹髦的大臣王经及亲属被杀,成济则作为替罪羊被夷灭三族。
司马昭弑君标志着自曹芳以来曹氏集团恢复皇权的努力的彻底失败,使司马氏集团的政治势力进一步得到巩固,但也给司马氏集团留下了政治阴影,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魏晋禅代的历史进程。事见《三国志·三少帝纪》、《晋书·文帝纪》、《资治通鉴·魏纪九》等。
相关典故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晋祚不长”等。
曹髦讨伐司马昭的直接原因,是难以忍受司马昭擅权、皇权日渐衰微的局面,且担心自己遭遇被废黜的结局。其导火索,则可能是曹髦被迫对司马昭进行的封赏和司马昭的矫饰推脱。曹髦曾于甘露三年(258)五月封司马昭为晋公、建立晋国并设置相应官府机构、加九锡、升相国,司马昭九次推辞,这件事停了下来,改为在原爵位高都公中增加万户、三县的食邑,无爵位的儿子都封为列侯。
甘露五年(260年)四月,曹髦被迫再次进行前述封赏,此时距政变爆发仅有一月的时间。这一次,司马昭并没有像先前一样“前后九让”、加以推辞,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司马昭与曹髦之关系彻底破裂的直接诱因。
此外,卢弼根据《晋书·文帝纪》的记载,推测当时司马昭的确有废黜曹髦的图谋,而《魏氏春秋》记载的郑小同的被毒杀,也正是缘于司马昭担心自己废立君主的图谋泄露。另据《魏晋世语》、《晋书·石苞传》等记载,时任镇东将军石苞曾觐见曹髦,被曹髦挽留了很久。司马昭派人请来石苞询问情况,石苞说:“这位君主可不是一般人。”次日石苞就离开洛阳,不几日即发生司马昭弑君之事。
经过政变及后续处置,司马昭弑君事件中的被害者除曹髦本人外,还包括:王经及其家属,成济、成倅兄弟及成济的三族,满长武。孙佑和满伟被免为庶人,已死的曹髦亦被追贬。
告密者中,王沈不久便被封为安平侯,食邑两千户;王业则在入晋后担任中护军、尚书左仆射。贾充未被追究弑君之罪,且在曹奂即位后进封安阳乡侯,增加食邑一千二百户,统领城外诸军,加散骑常侍。王祥在为曹髦举哀时曾痛哭,不久加封为司空。司马孚也曾为曹髦痛哭,并上表请求追究主使者,还请求提升曹髦墓葬的规格,后来,司马孚也进封为长乐公。
司马昭在弑君前,本有封晋公、升相国、加九锡的赏赐。弑君之后,五月二十一日(癸卯,6月16日),司马昭对三项封赏加以推辞,郭太后下诏对他加以表彰。曹奂继位后,于六月四日(丙辰,6月30日)即下诏让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此后于景元二年(261年)八月 、景元四年(263年)二月继续下诏封赏,都被司马昭推辞。直到当年十月伐蜀屡有斩获,曹奂又进行封赏,司马昭方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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