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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的不足

编辑:古诗文网发布时间:2022-07-25

要知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唐太宗就算再厉害也是个人,是人就有不足,不能因为他的功绩而忽视它的不足。同样,不能因为贞观之治很厉害就全盘肯定,也要发现其中不足,而这些不足才能使我们更加完善的去看待事物。

贞观时期的初唐处于帝国的上升阶段,贞观之治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唐太宗本人施政的问题上。

按照儒家经典教义来改造皇帝,自王莽死于乱刃之中以后,就成了儒家知识分子们退而求其次的理想。明君唐太宗,正是这种理想的产物。这种改造与被改造,其实是从玄武门事变后开始的。事变后的太宗急于获得社会舆论的认可,自然就和怀有“内圣外王”理想的儒家知识分子们一拍即合。这种结合,一开始就有着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特征。

在贞观年间漫长的进谏与纳谏游戏中,唐太宗与他的臣僚们正变得越来越形式主义。大臣们极力想要压抑太宗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正确轨道,所以频繁进谏。太宗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无不大加赏赐,但在行动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过谏臣之后,想去游猎仍然会去;想修筑新的别宫仍然会修。所以,改造唐太宗的活动,最终演变成了单纯的进谏和纳谏活动,而且完全流于形式主义。

贞观八年,一个小官僚皇甫德参进谏说:“陛下往日修筑洛阳宫,耗费民力;收取地租,则过分征敛;民间女子都喜欢梳高髻,也是向宫里学的。”太宗听后大怒:“这个皇甫德参,是不是国家不征用一个劳动力,一斗地租都不收取,然后朕的宫女们都剃着光头,他才满意?”

至于他对着长孙皇后说要找机会杀了魏征这个“田舍汉”,自然更有名。也正是在这一年,魏征敏感地觉察出了太宗心理上的微妙变化,他直言不讳地说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欢直言了。虽然还勉强接受,但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豁达。”同样是在这段时间,魏征开始以自己的“目疾”为借口,屡屡“求为散官”。

贞观十三年(639年),魏征有一篇系统批评贞观之治走下坡路的奏章,后人题为《十渐不克终疏》,其中说道:“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还揭露唐太宗说过“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在用人方面,“近岁以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信之,或一朝疑而远之……”

魏征所说是贞观中期的情况,魏征之后,这样正直的声音就少多了。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充容徐氏上疏批评时政:“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等等。这些批评的存在,是全面了解贞观时代的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