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商业经济发展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明初商业和城市经济的繁荣。南京是当时的国都，人口近20万，人烟稠密，住宅连廓栉比，旅店一榻之室，月钱高数千。明政府为征收商税，京都设宣课司，府设税课司，州县设税课局、库。

洪武年间商税较轻，“三十而取一”。明处时期还铸“洪武通宝钱”。由于铜钱份量重，价值小，不便于大量的贸易，朱元璋决定发行纸币，造“大明宝钞”，禁止民间用银。

但是明朝禁海的原因却源自朱元璋：是因为当时朝廷需要安顿内部、打击北元，对逃到海上的张士诚、方国珍等反军余孽以及海盗一时腾不出手来清剿，故而下令实施海禁。这也导致明朝中末期沿海平民无以为生，倭寇之祸影响甚深，也使明朝来不及发展出资本主义。

明代的商业发展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物质享受，但同时也造成了传统儒家提倡的“士农工商”等级秩序的混乱以及拜金主义、奢侈享乐主义的盛行。这些都使得明代后期的士绅们，极力抵触商业的发展，乃至于将明代灭亡的原因归结于商业繁荣带来的种种弊端。

第一，防止商人队伍扩大，千方百计阻止农民经商。苏、松、嘉、湖、杭五郡地狭人稠，“细民无田以耕，往往逐末利”，洪武三年（1370年），“令五郡民无田产者在临濠开种”（《明太祖实录》卷五三）。采取移民屯垦的方式阻断无田农民的经商之路。如果说，这种方式尚有较温和的仁政色彩的话，那么，下面这种方式便散发着一股“血腥味”了。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太原府代州繁峙县令上奏：本县有农民三百余户外逃，累岁招抚不还，乞令卫所追捕。朱元璋览奏后，谕户部：百姓安土重迁，假使衣食足给，岂肯轻去其乡？听其“随地占籍”，“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明太祖实录》卷二八）。

若离乡农民不务耕种，专营商业，则视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人，准予逮捕。用赤裸裸的暴力把农民重新赶回田园，不允许他们离开土地。使商人数量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第二，规定商人低下的社会等级。士农工商是中丨国古代居民的等级序列，商人位居最低层。统治者为别尊卑，明贵贱，实行居民按等级消费的办法。不同等级的居民在居住房屋的高低、大小，衣服的质料、样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

朱元璋建明后，以扫除胡俗，恢复礼制为己任，承袭了这一制度，洪武十四年（1381年）令，“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纱”（《大明会典》卷六一）。朱元璋规定商人服用的衣料比农民的还差。应该说，这是朱元璋的等级观念在制度方面的外化。

第三，严禁私自出海贸易。在明洪武时期，朱元璋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积极地与亚洲各国发展友好关系。许多国家与明朝建立了朝贡关系，进行朝贡贸易，贡期及每次人数各有不同。朱元璋欢迎各国使节、商人来中国贸易。允许朝贡船只附载货物与中国互市，并免征商税（《续文献通考》卷二六）。

因此，洪武初，出现了中外友好交往的盛况：“洪武初，海外诸番与中丨国往来，使臣不绝，商贾便之。”（《明太祖实录》卷二五四）后虽朝贡国家有所减少，但安南、占城、真腊、暹罗、大琉球等尚与明保持着密切的朝贡关系。朱元璋也常派遣使节出使他国，更有外国商人来京者。

洪武七年十二月，命刑部侍郎李浩及通事梁子名出使琉球国，赏赐其王察度大量物品：文绮二十匹、陶器一千件、铁釜十口。同时，命李浩以文绮百匹、纱罗各五十匹、陶器六万九千余件、铁釜九百九十口，“就其国市马”（《明太祖实录》卷九五）。

洪武九年四月还国，市马四十匹，硫黄五千斤。洪武九年五月，“日本人滕八郎以商至京，献弓马刀甲、硫黄之属”（《明太祖实录》卷一○六）。洪武十六年，遣使赐占城、暹罗、真腊国王织金文绮各三十二匹，磁器一万九千件（《明太祖实录》卷一五六）。

十九年，“诏遣指挥佥事高家奴等以绮段、布匹市马于高丽”等（《明太祖实录》一七九卷）。中外经济交往频繁，但皆为政丨府控制。对私商下海贸易严加禁止。洪武四年下令“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明太祖实录》卷七）。

十四年又申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九）。二十七年：“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一）三十年：“申禁人丨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二）可见，朱元璋确实是把禁民出海贸易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它限制了海外市场的扩大，抑制了海商的发展。

第四，盐茶专卖。盐，是日常生活必需品，不可缺少。为资军饷，早在1361年，朱元璋就开始制定盐法，设置机构管理食盐流通。“令商人贩鬻，第二十分取其一”（《明太祖实录》卷九）。

洪武初，诸产盐之地皆陆续设立了管理机构，对食盐运销严格管理。每个盐场所产之盐皆有固定的行盐地区，不得越界贩卖（《大明会典》卷三四）。商人要取得食盐的贩运权，必须输米至边，然后，才能取得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再到指定地区销丨售。“凡将有引官盐不于拘该引盐地面发卖，转于别境犯界货卖者杖一百，而买食者杖六十”，盐货入官。

为保证官盐畅销，还做了许多规定。如“将官盐插和沙土货卖者杖八十”；不许贩卖私盐，“凡犯私盐者，杖一百，徒三年”。拒捕者斩，窝藏者及引领牙人，杖九十，徒二年半，甚至挑担驮载私盐的人也要处罚，杖八十，徒二年；商人“贩卖丨官盐不许盐引相离，违者同私盐法。

其卖盐毕十日之内不缴退引者笞四十，若将旧引影射盐货者同私盐法。”虽也有禁止官吏势豪开中，保障商民利益的规定：“凡监临官吏诡名及权势之人中纳钱粮，请买盐引勘合，侵夺民利者杖一百，徒三年，盐货入官。”（《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八，〈盐法〉）但毕竟限制太多，影响了市场的发展。茶也是如此。“

洪武初，议定官给茶引付产茶府州县，凡商人买茶具数赴官纳钱给引，方许出境货卖。每引照茶一百斤，茶不及引者谓之畸零，别置由帖付之”，“若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听人告捕。其有茶引不相当或有余茶者并听拿问。

卖茶毕，即以原给引由，赴住卖丨官司告缴”，犯私茶与私盐同罪，“伪造茶引处死，籍没当房家产”（《大明会典》卷三七）。后又规定，陕西汉中、四川茶园，每茶十株，官取其一；民所收茶，官给价买之；无户茶园“令人薅种，以十分为率，官取其八”，“令有司收贮，候西番易马”（《明太祖实录》卷七），不许私茶出境。

虽然明代采取的上述措施极大地限制了商业的发展，阻碍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但我们应看到，“抑商”只是明代商业政策的一方面，他还有保障，甚至是鼓励商业发展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