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伊斯兰文明的趋势与特点

当今伊斯兰世界，只有民族与宗教两种基本力量。他们彼此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二战后伊斯兰国家文明建设中，如何理顺民族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的课题。一些事实表明，偏于保守的政治制度似乎与伊斯兰教有较多的兼容性，如在沙特阿拉伯王国，王权、家族、宗教形成三位一体、互为依托的格局，社会更加稳定一些。

反观一些采取激进政治制度的国家，如在纳赛尔主义的故乡埃及，民族主义政权经常因为遭到传统宗教势力的反对而陷入政治合法性危机。

除民族、宗教视角外，当代伊斯兰文明建设另一观察角度是现代化进程问题。地处中东的阿拉伯世界是伊斯兰世界的核心，中东现代化进程势必对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中东的现代化不仅要妥善解决好宗教文化传统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关系问题，而且首先要求创造一个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然而，战后中东地区战乱不止，外部势力以各种方式介入地区冲突，使中东的和平建设一再遭到破坏。战乱对于现代化进程的负面效应成为文明研究的重要关注点之一。

古老的伊斯兰文明是以伊斯兰宗教为精神世界之文明、制度文明的基础。传统上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信仰体系，而且是一种社会制度、文化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式。一句话：伊斯兰本身就是文明。

因此，当伊斯兰文明因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兴起及殖民化浪潮而陷入困境时，从自足的宗教文化资源本身来寻求出路就成为一种巨大的历史惯性。“宗教兴则民族兴”，近代以来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历史一再重复这一传统思维模式。

在此意义上，伊斯兰世界的现代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原教旨主义等现代文明思潮，几乎都没有完全脱离作为传统重要体现的伊斯兰宗教。

如果说现代伊斯兰文明是中世纪伊斯兰文明的继续和发展，那么全面地、历史地、辨证地来对待特定时空条件下形成的传统，就应当成为确定伊斯兰文明走向的重要理论原则。但不同的国情又使各伊斯兰国家对自身的传统采取多种不同的立场、态度和做法，结果也各不相同。

其次，伊斯兰文明的解释主体愈益多元化。多种不同的文明思潮勃然兴起，既互相竞争又互相补充。

中世纪伊斯兰文化的统一性是多种因素所促成，其中解释主体的单一性可谓决定性因素之一。历史上伊斯兰制度文化唯一的权威解释主体是精通经训、教法教规的宗教学者阶层。

他们上有统治者的庇护，下有民众的敬重，不仅为传播宗教文化做出巨大贡献，而且以其特有的方式精心守护着宗教思想的正统性和一脉相承的历史连续性。然而，近代以来随着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的解体，文化解释主体的多元化已成为主导趋势之一。

什么是伊斯兰？谁代表伊斯兰？谁是伊斯兰宗教的权威解释者？

诸如此类的疑问，如今在伊斯兰世界不会找到标准的答案。近代最早兴起的泛伊斯兰主义，是“政治伊斯兰”的一种形态，它对伊斯兰文化的诠释，强调的是“团结意识”和“奋斗精神”（伊斯兰圣战）。

后起的现代主义潮流本质上是文化适应主义，它对伊斯兰教的诠释具有“辩护主义”倾向，认为伊斯兰文化传统中同样富有近代西方工业文明中的科学思想、理性主义精神。

民族主义对伊斯兰教的诠释有两大流派，土耳其民族主义强调世俗主义、政教分离、宗教个体化等非宗教思想原则，而阿拉伯民族主义注重政治功利主义，其诠释既肯定宗教的民族性，也不断然否定民族性格中的宗教因素。

甚为活跃的原教旨主义是当今“政治伊斯兰”的主要形态，其解释倾向注重伊斯兰文化的主体性，以回归传统、反对西方化、世俗化为本质特征。除了不同的文明思潮之外，解释主体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的广泛复杂性也分外引人注目。

可以说人人都拿伊斯兰说事，而伊斯兰似乎可以代表任何东西。不仅宗教学者、宗教“神职”人员仍以权威解释主体自居，政府官员、军政强人、政党领袖、非宗教专业的师生乃至宗教政治反对派头面人物、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鼓吹者都经常以宗教名义表达各不相同的观点。

解释主体的多元化反映了分裂的社会政治现实。当然，不同的解释也有某种互补作用。

第三，伊斯兰与西方“文明的冲突”成为热议话题，但主流话语主张不同文明间展开对话、交流。

近十余年间，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和以色列，“文明冲突论”成为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

它的事实依据主要有二：一是冷战结束后，在“危险的伊斯兰弧形地带”即所谓“文明分界线”上出现了一系列暴力冲突事件；二是西方的价值观，诸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宪政制度、多党政治、议会民主、市场经济、政教分离等原则很少在伊斯兰世界得到认同。

其实“文明冲突论”没有多少高深的道理或学问，不过是说文明之间历史形成的差异难以改变，因而从逻辑上讲很可能会发生冲突。这里我们无法就“文明冲突论”展开深入系统的讨论，而只想就“伊斯兰威胁论”问题谈一点看法，因为它是“文明冲突论”的重要依据之一。

自从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美国和西方政界就不断警告人们要防范潜在的“伊斯兰威胁论”，苏联解体后有人甚至宣称“绿色威胁”将代替“红色威胁”，成为西方主要的敌人。

这种政治宣传不顾基本事实，毫无理论价值。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略予分析。

一是根本不存在所谓泛伊斯兰威胁问题。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伊斯兰世界不是统一的政经实体，各国政府对西方的态度各异，不可能成为反西方政治联盟。

二是伊斯兰国家尽管在文化价值观上与西方歧异，但在政治上与西方对立的只限于伊朗、叙利亚等少数国家，它们不足以对西方的安全和利益构成实质性威胁。

三是非政府宗教组织中的原教旨主义派别，他们不仅在内外政策上反对本国政府，而且在意识形态、价值观上强烈反对西方。但他们不代表主流民意。

在当今的伊斯兰世界特别是阿拉伯世界，尽管人们强烈反对美国强权政治和偏执的中东政策，但这不等于反对西方文明。相反，许多虔诚的穆斯林希望通过与西方对话来增进互相理解，共同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