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在抗战时期为何会成为陪都

1931年9月18日，日本对东北军悍然发动进攻，整个东北地区就此沦陷。此时，国府已意识到日本的野心绝对不止在东北，并且中日之间全面爆发战争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国府已做好了迁都准备。那么，国府为何会选择重庆作陪都呢？

鲜为人知的是，国府迁都重庆之前，还曾经迁都洛阳。1931年日军占领东北，1932年1月又挑起“一·二八”事变，大举进攻上海，兵锋直指南京，国府不得不仓促迁都。

当时考虑了5个城市，分别是北平、武汉、西安、重庆和洛阳：

1，由于北平离日军占领的东三省太近，故而被排除；

2，武汉是长江流域的重镇，日军舰船经常通过长江进入内陆腹地，炮火威胁武汉安全，也被排除；

3，西安是因为当时铁路还没通，交通很不方便，也被排除；

4，重庆本来是合适的，但当时四川处于军阀混战（重庆归四川管），南京根本掌控不了川蜀，所以也没法选。

4，洛阳交通便利，又是古都，故而被定为行都。

在日军炮火的威胁下，国府不得不仓促迁都洛阳。各个机构的高官大员，挤在简陋之地办公，条件实在很艰苦：没有电灯，没有洋楼，没有马桶，没有西餐，出门也很少有汽车。这对于高官大员们来说，是难以忍受的。

所以，1932年5月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蒋校长迫不及待带着主要高官回到了南京，但各个机构留下了一些工作人员。当年12月，正式举行“还都典礼”。整个迁都洛阳的过程，因为蒋校长和其他主要高官在洛阳的实际停留时间很短，因而此次迁都少有人知。

到了1935年，四川军阀混战问题稍好，趋于稳定。蒋校长派了一些精干人员前往四川调查，准备将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为将来迁都作准备。当时全面抗战并未爆发，蒋校长有此考量，不难看出两点：

第一，蒋校长确实没有做投降日军的准备，即使南京沦陷，也要迁到大后方去继续抗战；第二，蒋校长对中日之间的国力军力对比很清楚，知道一旦开战，南京会很快陷落，信心不足。

考察组来到四川考察陪都，有两个选项：成都和重庆。考察组对比了两座城市的情况：

1，成都作为四川省府，自古以来就是西南较为发达地区。然而进入近代以后，既没铁路，也没航运，交通建设严重滞后，导致城市发展很缓慢。

2，与成都相比，重庆更具有陪都的优势。当时，重庆有长江航运的天然优势，交通非常便利。在淞沪抗战时，东部沿海的大量工业设备就经航运迁到了重庆。而且重庆四面环山，地形上易守难攻。只要守住长江，日军就很难攻过来。而且重庆多山多雾，可以有效缓解日军飞机的轰炸，也能多少弥补一些制空权的缺失。

两相比较，蒋校长最终将重庆确定为陪都。

实践证明，选择重庆作为陪都是有道理的。全面抗战爆发后，四川王刘湘大力支持抗战，并无掣肘。抗战初期，国军接连遭受重大失利，国难之际，刘湘没有排外，多次邀请蒋校长迁往重庆，做好持久抗日的准备。蒋校长一是确实没办法坚持了，二是也有经营西南的想法，于是决定迁都重庆，中国抗战史上有了这一段苦难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