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那些著名的墙头草

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

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

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伟大变革，在这场革命中登场的有清政府的达官政要，有思想新潮、行为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党人，还有称霸一方的乱世枭雄。

不管是铮铮铁骨的革命先烈，还是投机钻营的小人，辛亥革命这段历史都是由他们共同打造的，就像一幕完整的大戏，有的当主角，有的跑龙套；有的饰正角，有的演反派，缺一不可。

在这台大戏中有这样一类人，他们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脸谱，游走于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不同阵营之间，而且手法老道、左右逢源。正可谓“离离墙上草，风吹两面倒”。

袁世凯：最著名的“墙头草”

袁世凯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一个纵横捭阖的重要人物，戊戌变法、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都与其有密切联系。

他在戊戌变法中，一面和以康有为、谭嗣同为首的维新人士称兄道弟、打得火热，不仅积极参加维新派组织“强学会”的各种活动，还慷慨捐银500两，为变法筹措资金；一面又暗中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眉来眼去，力表忠诚。

当维新派和顽固派的力量天平倾斜到慈禧这边后，袁世凯就立刻充当了告密者的角色，把维新派的图谋和盘托出。他的致命一击，不仅使光绪皇帝被囚禁，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也将谭嗣同等6个维新人士送上了断头台。

辛亥革命中，袁世凯故伎重施，游走于革命派和清王朝之间。武昌首义成功后，各地纷纷响应，清王朝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恳求虽然赋闲在家但仍然手握兵权的袁世凯出山，袁迟迟不动，并向清政府开出了六条要权要位的条件，迫使清政府全盘照收。

出山后他立即暗杀了北方的重要革命党人吴禄贞，还亲自坐镇湖北孝感指挥北洋军主力进攻并占领汉口，纵兵焚烧三天三夜，屠杀了大量的革命党人和起义官兵。

袁世凯一面以清政府的武装力量镇压南方革命，另一方面又感到清王朝气数已尽，革命派给清王朝的巨大冲击可以为他所用，于是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表示支持结束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支持走向共和。

当时辛亥首义虽然成功，一些省份也宣布独立，但是革命派的力量还很薄弱，内部比较涣散，和袁世凯训练有素的北洋新军相比，更是相形见绌。这个态势使革命党人亦认为袁世凯是当今中国的唯一大佬，是立得住的政治领袖。

袁世凯两边讨好，两边得利，其结果是在1912年2月12日，演出了一场涕泪滂沱、跪逼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条件答应清帝逊位的悲喜剧，仅仅过了三天，孙中山也向他让出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真可谓一箭双雕，袁世凯把墙头草、两面派的伎俩发挥到了极致。

黎元洪：最记仇的“墙头草”

辛亥革命中的另一个大人物黎元洪，革命前任暂编第二十一混成旅协统，兼管马、炮、工、辎各队事务，是清朝军队中的一个旧式军官。武昌首义后，他参与镇压起义，亲手杀害了两个新军士兵。

武昌首义成功时，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重要人物都不在武汉，革命派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当时在前线策划、指挥、参与作战的吴兆麟、熊秉坤、曹亚伯等一干革命党和立宪派人物、湖北咨议局局长汤化龙推荐黎元洪担任湖北都督。

起初，黎元洪坚决不与革命党人合作，认为这不是抬举自己，而是害自己，他知道革命是要掉脑袋的事。后来汉口、汉阳相继光复，各地革命形势高涨，黎元洪感到清王朝大势已去，立即见风使舵，坐上了湖北都督的交椅，后来还两度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然而就是这个被革命党人一手扶上高位的黎元洪，一阔就变脸，搞起秋后算账的把戏。当初革命党人推荐黎元洪任湖北都督时，湖北革命党人张振武曾经提出反对意见，起义过程中对于黎元洪曾经弃城而逃的行径也十分鄙夷，由此开罪黎元洪。

黎元洪任湖北都督后几次想把张逐出湖北不成，后来假袁世凯之手将张振武骗至北京杀害。

汤氏兄弟：最反复的“墙头草”

在辛亥革命众多人物中，汤化龙、汤芗铭兄弟俩是很有名气的。他们的出名源自不断地在不同阵营之间倒来倒去，以至于影响了革命的进程和结果。

哥哥汤化龙是清政府湖北咨议局局长，食的是清政府的俸禄，却积极参与和支持革命党人的起义。他协助革命党人说服黎元洪就任湖北都督，使革命有了一个首脑和指挥机构，他还在武昌起义的紧要关头致电弟弟汤芗铭，使其率领海军舰艇起义，给了清王朝沉重的打击。

袁世凯在定都南京还是北京、要求孙中山让出大总统宝座等问题上胁迫革命党人时，汤化龙站在了袁世凯一边；袁世凯搞复辟、梦想当皇帝时，汤化龙又回归到孙中山的讨袁队伍中来；袁世凯死后，汤化龙又依附段祺瑞，站在了革命派的对立面，反反复复，随风摇曳。

汤芗铭1910年任海军统制萨镇冰的参谋长。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汤芗铭奉命随萨镇冰率舰队前往湖北，协助陆军大臣荫昌反攻武汉。

汤芗铭在收到大哥汤化龙“早日反正，以立殊功”的密函后，立即密谋起义并接管了舰队指挥权，起义舰艇游弋于汉口外江面阻止清军渡江，在作战中击毙清军400余人，有力地声援了武昌革命军。

武汉革命军在海军官兵的援助下，巩固了革命政权。中华民国成立，汤芗铭因援汉之功，被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为中华民国首届政府国务委员、海军部次长兼北伐军海军总司令。

汤芗铭奉孙中山之命率舰队北伐，协助山东革命军光复山东登州。到此时此刻，汤芗铭在辛亥革命中的形象还是光彩照人的。然而在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当上大总统后，汤芗铭就全身心地倒进了袁的怀抱。

他率领舰队奔赴江西，镇压宣布江西独立的李烈钧起义并攻占湖口。接着又奉袁的命令，率领舰队至湖南岳州，威逼湖南都督谭延闿取消独立。

由于汤芗铭镇压“二次革命”有功，袁世凯任命汤芗铭为湖南都督兼民政长，执掌湖南军政大权；汤芗铭为得到袁世凯的进一步信任，在湖南大开杀戒，被他杀害的革命党人和普通群众达两万多人，一时血流成河，湖南人民称其为“汤屠夫”。

两面派对革命危害之惨烈、教训之深刻，由汤芗铭略见一斑。

章太炎、朱瑞、李燮和：最匪夷所思的墙头草

章太炎早在1900年就从改良派的泥淖里走了出来，致力于推翻满清统治，1902年在逃亡日本期间,与孙中山正式结交，受到很大鼓舞。

为了宣传“排满”民族革命思想,和秦力山等人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号召留日学生“雪涕来会,以志亡国”。同年6月在《苏报》上发表著名文章《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康有为的保皇言论逐条进行批驳，并为此被清政府逮捕，坐牢三年。

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十分坚定的革命党人，却不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宣布退出同盟会，与孙分道扬镳。政见不同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的所作所为就令人费解了。

他先是与黎元洪及立宪官僚广通声气，其言论行动大都对革命不利。后来公然鼓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要求解散同盟会，表示拥护袁世凯当大总统，建都北京。

他的一系列表现被袁世凯所欣赏，先后任总统府高等顾问、东三省筹边使。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的案件发生后，章太炎似乎又清醒过来，公开宣布辞职，参与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斗争。

可惜好景不长，他在1918年10月退隐后，自办国学讲习所，除了反对新文化运动,鼓吹“尊孔读经有千利而无一弊”外，还极力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直接为一些当时的军阀歌功颂德。章太炎的摇摆不定，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颇具有代表性。

朱瑞是早期同盟会会员，与秋瑾等革命志士过从甚密。辛亥革命起义之夜，率部攻占军械局；杭州光复后，任浙军援苏支队司令，率部参加光复南京战役，指挥浙军奋力夺得南京城外制高点，为南京光复立下汗马功劳。

就是这样一个反对封建帝制的革命者，在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身为浙江都督、革命军第五军军长的朱瑞拒不响应。开始表面恪守中立，暗里倾向复辟派，最后倒向袁世凯。民国四年，竟然上书劝袁世凯称帝，彻底从一个革命者堕落为一个封建复辟者。

无独有偶，从反对封建帝制的坚定革命者变为不遗余力恢复封建帝制、被万人唾弃的复辟分子还有李燮和。

1900年，李燮和到长沙求学，得识黄兴、刘揆一等人，自此走上革命道路。辛亥革命中，为了沪宁光复，前后曾五任总司令，为辛亥革命在江南的胜利建立了殊勋。

李燮和是上海起义“临时总司令”。在上海起义前，李燮和就通过同乡关系策反清军军警，掌握了上海、吴淞一带大部分清军武装。1911年11月3日，李燮和与同盟会的陈其美在上海闸北和市区同时领导了起义，李燮和负责光复闸北和吴淞，陈其美负责市区。

当晚，陈其美进攻江南制造局失利，被局内清军所俘。李燮和闻讯后，连夜率闸北起义军警前来助攻，战至拂晓，打垮了固守的清军，救出陈其美。由于这一战功，上海起义诸军公推李为临时总司令，指挥军事，司令部设于制造局内。

但上海光复第三天，就发生沪军都督职位之争。在推举上海革命领导机关的海防厅会议上，陈其美利用帮会势力，大闹会场，乘机夺取了沪军都督宝座，并兼任司令部部长。李燮和仅被委任为“参谋”，原有的“临时总司令”一职也化为乌有。

奉李燮和之命领导吴淞光复的黄汉湘等人对陈的做法十分不满，决定迎请李燮和来吴淞出任都督。李燮和顾全大局，不愿由此造成革命阵营的分裂，力辞沪军都督，只是担任了吴淞军政分府的司令。

他的高风亮节受到孙中山的赞扬。此后，在光复南京的战斗中，李燮和连拔乌龙山、幕府山两炮台，以寡克众，建立新功。

可以说，在反帝反封建的辛亥革命中，李燮和是一位不屈不挠的斗士、不折不扣的英雄。可惜他晚节不保，在著名立宪派人物杨度的拉拢下，参加了臭名昭著的筹安会，积极鼓吹恢复帝制，劝进袁世凯龙袍加身，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背叛了他反帝反封建的初衷，也背叛了他曾经为之奋斗、为之流血的“共和”伟业。

1927年，李燮和病逝之前，曾经自撰一联，表达了对参加筹安会一事的痛心和悔恨：“北顾效三呼，渡河杀贼虚初愿；南来欠一死，列简蒙冤愤晚年。”惜哉，悔之晚矣，千古骂名，岂是一副对联可以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