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生平经历介绍

杨锐（1857年-1898年9月28日），字叔峤，四川绵竹人，晚清维新变法时期干将、“戊戌六君子”之一。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参与发起强学会。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创立蜀学会，参与著名的戊戌变法。遗著有《杨叔峤文集》和《杨叔峤诗集》。

初露头角

杨锐出身于四川绵竹书香门第，幼承父兄教养，少年时代即开始显露头角。参加院试时，张之洞将杨锐与其兄杨聪二人比为蜀中当代的苏轼和苏辙。毕业于尊经书院，年最少，尝冠其曹。优贡朝考考取知县。及长，入已升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幕府，任职期间以其卓越的才华与高尚的品格深得张之洞的敬重，成为其重要幕僚。15年中，凡送呈朝廷的奏疏与重要文献，大多出自杨锐之手。

光绪十年（1884年），法军侵犯越南谅山和中国滇桂边境，杨锐力主援越抗法，并促成张之洞起用退职爱国老将冯子材为广西军关外军务帮办，率军出关，奋起反击，打败法军三路进攻，重伤法军司令尼格里，并攻占凉山。捷报传来，杨锐满怀激情，代张之洞草拟了《广军援桂奏稿》，此稿成为近代史上一篇重要文献。

光绪十一年（1885年），杨锐在顺天乡试中，考取内阁中书，获章京记名，协编《大清会典》，书成后晋升内阁侍读。杨锐身入政坛以后，即义无反顾地投入救国活动。

呼号变法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中，和议传出，杨锐深切愤慨，而慈禧却在此时要办六十大寿，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太监寇连才阻谏被杀，无人再敢直言劝阻。独有杨锐激励御史王鹏运进谏并代王作疏上奏，奏疏中有“齐顷公败于鞍，七年不饮酒食肉，越勾践败于会稽，二十年卧薪尝胆”之句。慈禧看后甚为恼怒，要恭亲王奕訢将其充军，奕訢回答：“言官无邪。”方得免。

甲午战败以后，1895年4月17日，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对此全国人民非常愤慨。在京1300多名应试举人发动“公车上书”。杨锐作为年辈较早的京中名士带头参加。“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这年8月底，杨锐同文廷式、康有为等18人在京发起组织以振兴中华、开通民智为主要上的的“强学会”。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多次向光绪帝上书都被守旧派作梗阻挠，光绪都未看到。康有为又来北京准备再向光绪陈述救亡自强之策，杨锐日夕与康筹划，为之宣扬，并在都察院一位官员高燮曾面前极力称赞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将主要内容予以条陈，高燮曾上疏向光绪推荐。

百日维新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之洞推荐杨锐应征经济特科。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决心变法自强。继“明定国是”诏以后，光绪帝不断发出“行新政”的诏书，甚至一日数令，倾泻而下，决心变法维新。由于当年是戊戌年，史称戊戌变法。

9月1日，杨锐在积极推行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革职）的推荐下，受到光绪帝的召见，向光绪极言兴学、练兵、用人等救亡之策，光绪以其所言切实中肯，甚为满意。接着又召见了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三人。

9月5日加四人四品卿衔，参预新政，当时有关新政的诏书全由四章京代皇上草拟。加上一些守旧衰谬大臣已失去光绪帝的信任，因此，当时的四大章京颇有实权，按梁启超的说法是“名为章京，实为宰相”。“明定国是”诏发出以后，在清廷内部以光绪帝为首的维新派与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展开了激烈斗争，北京城内政治形势十分紧张。

变法维新的口号喊了两月多，但各地巡抚总督见清廷实权仍在慈禧之手，大多数都持观望态度。为了打破困境，8月30日光绪帝裁撤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这些无所事事的衙门和充满着尸位素餐的官员，裁撤了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的巡抚（因这三省既有总督，又有巡抚）。

礼部主事、维新派人士王照上疏建议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游历日本诸国，以考察各国情况，从而开拓眼界。这一建议，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并不赞同，因此不肯向上传达这个建议，阻挠王照上疏。光绪得知后勃然大怒，因为按照新政的改革措施，部院大臣是不能阻挠各级官吏上书的，他认为这是守旧大臣公开挑战新政。

为了立威，光绪帝在9月4日下令将怀塔布、许应骙、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阻挠变法的六堂官全部罢免。史称“礼部六堂官事件”。这是清代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怀塔布立马通过自己的妻子将此事告诉了西太后慈禧，慈禧认为光绪处罚过重，立即表示反对。慈禧还没来得及有所行动，光绪便在第二天擢升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行走。

9月13日，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的建议，准备开懋勤殿以代替军机处，并召李端棻、徐致靖、宋伯鲁、梁启超等8人共议新政，同时，康有为还在光绪皇帝面前保荐梁启超为懋勤殿顾问。这一举措无异于宣告维新派开始正式与守旧派夺权，这是慈禧决不允许的。9月14日，当光绪帝赴颐和园请求慈禧批准成立懋勤殿时，慈禧明确表示了她的态度，对光绪帝施加了压力。

危机应对

光绪帝回宫以后，次日召见杨锐时发了一道密诏，其内容是：“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侯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这份密诏虽然表现出皇帝的焦急不安，但在指名“妥速筹商”的，是四位军机章京。并未包括康有为，康有为充其量也只能列入“诸同志”之中，证明在此时皇帝心中，他决非不可或缺的股肱。而且光绪帝此时只想找到一个能够避免政变、同时又能够让改革继续下去的方案，并不想得罪慈禧。

很明显这不是一封告急文书，“朕位不保”的前提是“将旧法尽变，尽黜昏庸之人”这一假设，皇帝只是在咨询 “良策”，并未要求展开救援行动之类。况且他还要“熟思”，方案要“不致有拂圣意”。

9月17日，光绪帝预感大祸临头，再次发出密诏，这一次的密诏是发给康有为的。尽管实际权力都掌握在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大臣手中，但康有为还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袁世凯。就在这一天，当杨锐秘密地将光绪帝写给他的第一份密诏的抄写本交给康有为，并让他想出妥善的方法时，康有为将密诏改成了如下内容：“朕唯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虑，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康有为将两份密诏（包括被篡改的那份）交给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看后，众人相对痛哭了一场。康有为决定让谭嗣同连夜劝说袁世凯，让他起兵勤王，并前往颐和园逼迫慈禧彻底交权。并说事成以后立即升任袁世凯为直隶总督。

狡猾多诈的袁世凯，当面并不拒绝，两天以后立即向荣禄全盘交待了谭嗣同夜访的情况。荣禄急乘专车赶到北京，同怀塔布等人面见慈禧，密谋至半夜方散。慈禧传旨说皇帝生病不能办事，由她“临朝训政”。

不屈被杀

24日凌晨，杨锐在绳匠胡同寓所被捕，与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同时关押刑部监狱。28日，杨锐与以上五人同时遇害于北京菜市口，年仅41岁。 现有“杨锐广场”位于四川省绵竹市人民公园内。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从日本流亡到美国、欧洲，联想到杨锐已经被杀，死无对证，他便将自己篡改的假密诏公之于天下，欺骗外国人和华侨，处处打着保皇的旗号骗取集资大肆挥霍。当慈禧得知这份假诏后，误以为光绪对自己有谋害之心，立刻勃然大怒，将光绪终生囚禁在瀛台，直到死也没有原谅他。

康有为自认为死无对证，没想到有一个人却对此事洞若观火。戊戌变法后，与康有为同样逃亡日本的维新人士王照曾经在一则笔谈中揭露康有为篡改密诏的真相：“今康刊刻露布之密诏，非皇上之真密诏，乃康所伪作者也。皇上密谕章京谭嗣同等四人谓‘朕位今将不保，尔等速为计划，保全朕躬，勿违太后之意’云云。此皇上不欲抗太后以取祸之实在情形也。另谕康有为祗令其速往上海，以待他日再用，无令其举动之文也。”

王照虽知道真相，苦于没有直接证据，直到1909年宣统改元后，杨锐的儿子杨庆昶将密诏原件上交都察院，当时章炳麟执掌京畿，他将密诏原件转呈光绪帝的弟弟摄政王载沣，康有为篡改密诏的真相从此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