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新政

“嘉靖新政”，指嘉靖前期整顿朝纲的措施。

这应当从杨廷和主持朝政时说起。他在几十天的时间里，不但消除了江彬这一隐患，还革除了专为皇帝私人开设的店铺，遣散豹房番僧、少林僧、教坊乐人、四方进献女子，停止京师不急工务，把武宗行宫中金银收归内库，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减少漕粮，罢斥恩幸得官者。

仅裁革冒滥职员十四万多人一项，每年就省太仓粟二百五十万石。这项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当时经济的发展，减轻了国家负担，使国家实力再次恢复。

世宗从正德朝接受的最主要的教训就是防止宦官权力的膨胀。他撤回天下镇守内臣，基本不曾再设；宦官犯罪，则鞭挞至死，陈尸示戒。这并不是说宦官在政治舞台上丧失了作用。

在某些问题上，甚至于对辅臣的评价，世宗都仍受到宦官的影响。严嵩与夏言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宦官所进之言决定胜负的。

世宗也比较注意以人品和才干选拔官员。他多次降旨，要两京大臣、科道及在外抚按官询访贤才，“若有才识优异堪以任重者，不拘资格，从公举荐，吏部遇缺，酌量请简用，不许避嫌推托”。

多年以后，世宗懊丧地对徐阶说：“君知人惟尧舜与我太祖耳。若（严）嵩者，朕所自简，不才若此。”应当说，世宗是努力按照他的贤能的标准去任用人才的。

整顿朝纲还包括整顿朝仪。某御史弹劾某官员在奏事时咳嗽失仪，世宗认为，此人并非故意不敬，可以不追究。

同时，他又说了“近屡旨禁肃朝仪，廷臣多故违以唾者”。禁城内不许吐唾，明初有规定。世宗把这一条提到禁肃朝仪的高度。

土地失额在嘉靖朝已十分严重。明初土地总额是八百五十万余顷，弘治年间是四百二十二万余顷（一作六百二十二万余顷）。

从弘治到正德，间或有人提到土地失额的严重性，但尚未引起普遍的注意和讨论嘉靖八年（1529），霍韬奉命修会典。他指出，从洪武到弘治，天下田亩已减强半，“若湖广额田二百二十万，今存额二十三万，失额一百九十七万。河南额田一百四十四万，今存额四十一万，失额一百三万。……广东额田二十三万，今存额七万，失额十六万”。“田亩之失，或拨给于王府，或欺隐于滑民，或委弃于寇贼”。

丈量土地是朝廷解决土地失额的最主要手段。

嘉靖初年，丈量土地的舆论相当强烈。但世宗皇帝不同意通行丈量，理由是“恐纷扰”。这或是因为他对土地失额的严重性尚无充分的认识，或是因为他缺乏同豪势家族作一番较量的勇气和魄力。

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条鞭（编）”法，嘉靖时期已逐渐在各个地区实施，这对于解决土地失额问题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

“嘉靖新政”很快成为泡影。到嘉靖后期，社会问题更加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