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回　弃边城抚臣坐罪　徙杭州名吏闲游

　　却说监察御史程颢，系河南人，与弟颐皆究心圣学，以修齐治平为要旨。颢尝举进士，任晋城令。教民孝悌忠信，民爱戴如父母。后入京为著作佐郎，吕公著复荐为御史。神宗素闻颢名，屡次召见。颢前后进对甚多，大要在正心窒欲，求言育才。神宗亦尝俯躬相答。至新法迭兴，颢屡言不便，请罢青苗钱利息，及汰去提举官等。安石虽怀怒意，但颇敬他为人，不欲遽发。颢忍无可忍，复上疏极言，略云：

　　臣闻天下之理，本诸简易，而行之以顺道，则事无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舍之面于险阻，则不足以言智矣。盖自古兴治，虽有专任独决，能就事功者，未闻辅弼大臣，人各有心，暌戾不一，致国政异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为者也。况于措制失宜，沮废公议，一二小臣，实预大计，用贱陵贵，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设令由此侥幸，事有小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日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复天时未顺，地震连年，四方人心，日益摇动，此皆陛下所当仰测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职不肖，议论无补，望早赐降责，以避官谤，不胜翘企之至！

　　安石正力排正士，增行新法，忽西陲呈报边警，夏主秉常，大举入寇，环庆路烽烟遍地了。安石遂自请行边，韩绛入奏道：“朝廷方赖安石，何暇使行？臣愿赴边督军！”神宗大喜，便令绛为陕西宣抚使，给他空名告敕，得自除吏掾。绛拜命即行。总道是马到成功，谁知骑梁不成，反输一跌。先是建昌军司理王韶，尝客游陕西，访采边事，返诣阙下，上平戎三策。大略谓：“西夏可取，欲取西夏须先复河湟，欲复河湟，须先抚辑沿边诸番。自武威以南，至洮、河、兰、鄯诸州，皆故汉郡县，地可耕，民可役，幸今诸羌瓜分，莫能统一，乘此招抚，收复诸羌，就是河西李氏，即西夏。即在我股掌中。现闻羌种所畏，惟唃氏即唃厮罗，见第十八回。子孙，若结以恩信，令他纠合族党，供我指挥，我得所助，夏失所与，这乃是平戎的上策呢。”此策非必不可用。神宗以为奇计，即召王安石入议。安石也极口赞许，乃命韶管干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一面封唃厮罗子董毡为太保，董毡一译作董戬，系唃厮罗三子。仍袭职保顺军节度使，且封董毡母乔氏为安康郡太君，董毡因遣使入谢。至王韶到了秦凤，收降青唐蕃部俞龙珂，遂请筑渭、泾上下两城，屯兵置戍；并抚纳洮河诸部。秦凤经略使李师中，反对韶议，安石以师中阻挠，令罢帅事。王韶又上言：“渭源至秦州，废田多至万顷，愿置市易司，笼取商利，作为垦荒经费。”安石正要行市易法，哪有不从之理？即请旨转饬李师中，给发川交子，即钞票之类。易取货物，并令韶领市易事。师中又上言：“韶所指田，系极边弓箭手地，不便开垦。市易司转足扰民，恐所得不补所亡。”看官！你想安石肯听从师中么？当下奏罢师中，徙知舒州，另命窦舜卿知秦州，与内侍李若愚，往查闲田所在。哪知仅得地一顷，还是另有地主，舜卿、若愚只好据实奏报。安石又说舜卿隐蔽，把他贬谪，令韩缜往代。缜遂报无为有，顺安石意。要想保全官职，也不得不尔。乃进韶为太子中允，寻复令主洮河安抚司事。看官记着！为了王韶倡议平戎，不但吐蕃境内，从此多事。就是宋、夏交涉，也因此决裂，竟先闹出战事来。

　　熙宁三年五月，夏人筑闹讹堡，一译作诺和堡。屯兵甚众，知庆州李复圭，闻朝廷有意平夏，竟欲出师邀功，当遣裨将李信、刘甫等，率蕃、汉兵三千，往袭该堡。偏被夏人得知，一阵驱杀，大败信等，信等逃归。复圭不觉自悔，却想了一计，把无故兴兵的罪状，都推在李信、刘甫身上，斩首徇军，复由自己领兵，追袭夏人，杀了老弱残兵二百名，即上书告捷。真好法子。夏人不肯干休，乘着秋高马肥，大举入环庆州，攻扑大顺城及柔远等寨。钤辖郭庆、高敏等战死。及韩绛巡边，在延安开设幕府，选蕃兵为七军。绛不习兵事，措置乖方，且起用种谔为鄜延钤辖，知青涧城，命诸将皆受谔节制，蕃兵多怨望。绛与谔谋取横山，安抚使郭逵道：“谔一狂生，怎知军务？朝廷徒以种氏家世，赐荫子孙，若加重用，必误国事。”绛甚不谓然。适陈升之因母丧去位，两个同平章事，去了一双。一即曾公亮。神宗擢用两人，做了接替，一个便是王安石，一个偏轮着韩绛。安石为首相，即就此带叙。绛在军中，有诏遥授为同平章事。绛兴高采烈，即劾郭逵牵掣军情。逵奉敕召还，谔遂率兵二万人，袭破罗兀，筑城拒守，进筑永乐川、赏逮岭二寨。又分遣都监赵璞、燕达等，修葺抚宁故城，及分荒惟三泉、吐浑川、开光岭、葭芦川四寨，相去各四十余里。韩绛方保荐种谔，盛叙功绩，不意夏人已入顺宁寨，进围抚宁。是时边将折继世、高永能等，方驻兵细浮图，去抚宁不过数里。罗兀城兵势尚厚，且有赵璞、燕达等防守抚宁。谔在绥德闻报，惊惶的了不得，拟作书召回燕达，偏偏口不应心，提起了笔，那笔尖儿好似作怪，竟管颤动，不能成字。适运判李南公在旁，看他这般情形，不禁好笑，他却掷笔旁顾道：“甚么好？甚么好？”说了两个好字，竟眼泪鼻涕，一齐流将出来。穷形尽相。南公劝解道：“大不了的弃掉罗兀城，何必害怕哩？”谔一言不发，尚是涕泪不已。及南公趋退，那警报杂沓进来，所有新筑诸堡，陆续被陷，将士战殁千余人。谔束手无策，绛亦无可隐讳，只得上书劾谔，且自请惩处。有诏弃罗兀城，贬谔为汝州团练副使，安置潭州。

　　绛亦坐罢，徙知邓州。夏人既得罗兀城，却也收兵退去。

　　惟王安石转得独相，把揽大权。新任参政冯京、王珪。珪曲事安石，仿佛王氏家奴，京虽稍稍腹诽，但也未敢直言。翰林学士司马光、范镇，依次罢去。神宗新策贤良方正，太原判官吕陶，台州司户参军孔文仲，对策直言，已登上第，为安石所阻，饬孔文仲仍还故官，吕陶亦止授通判蜀州。于是保甲法，免役法，次第举行，并改诸路更戍法，更定科举法，朝三暮四，任意更张。小子于保甲、免役诸法，已在上文约略说明，所有更戍法系太祖旧制，太祖惩藩镇旧弊，用赵普策，分立四军，京师卫卒称禁军，诸州镇兵称厢军，在乡防守称乡军，保卫边塞称藩军。禁军更番戍边，厢军亦互相调换，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所以叫作更戍。时议以兵将不相识，绥急无所恃，不如部分诸路将兵，总隶禁旅，使兵将相习，有训练的好处，无番戍的烦劳。安石称为良策，乃改订兵制，分置诸路将副。京畿、河北、京东西路，置三十七将，陕西五路，置四十二将，每将麾下，各有部队将训练官等数十人，与诸路旧有总管钤辖都监监押等。设官重复，虚糜廪禄，并且饮食嬉游，养成骄惰，是真所谓弄巧反拙了。

　　宋初取士，多仍唐旧，进士一科，限年考试，所试科目，即诗赋杂文及帖经墨义等条。仁宗时，从范仲淹言，有心复古，广兴学校，科举须先试策论，次试诗赋，除去帖经墨义。及仲淹既去，仍复旧制。安石当国，欲将科举革除，一意兴学，当由神宗饬令会议。苏轼谓：“仁宗立学，徒存虚名，科举未尝无才，不必变更。”神宗颇以为然。安石以科法未善，定欲更张。当由辅臣互为调停，以经义论策取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后来更立太学生三舍法，注重经学。安石且作《三经新义》，注释《诗》、《书》、《周礼》，颁行学官，无论学校科举，只准用王氏《新义》，所有先儒传注，概行废置。安石的势力，总算膨胀得很呢。这两条不第解释新法，即宋初成制，亦借此叙明。苏轼见安石专断，甚觉不平，尝因试进士发策，拟题命试，题目是：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代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为问，这是明明借题发挥，讥讽安石。安石遂挟嫌生衅，奏调轼为开封府推官，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著，再上疏指斥新法，略云：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又创制置三司条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君臣宵旰，几有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术，人皆知其难也。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自古役人，必用乡户，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官污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汉武以财力匮竭，用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是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臣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时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仁宗持法至宽，用人有序，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向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多不振，乃欲矫之以苛察，济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臣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将以折奸臣之萌也。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今者物议沸腾，怨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纲纪一废，何事不生？臣愿陛下存纲纪者此也。事关重大，用敢直言，伏乞陛下裁察！

　　这疏一上，安石愈加愤怒，使御史谢景温妄奏轼罪，穷治无所得，方才寝议。轼乞请外调，因即命他通判杭州。轼字子瞻，眉山人。父洵，尝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诗书，及弱冠，博通经史，善属文，下笔辄数千言。仁宗嘉祐二年，就试礼部，主司欧阳修，得轼文，拟擢居冠军，嗣恐由门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列第一。嗣入直史馆，为安石所忌，迁授判官告院。至是又徙判杭州。杭城外有西湖，山水秀丽，冠绝东南，轼办公有暇，即至湖上游览，所有感慨，悉托诸吟咏，一时文士，多从之游。又仿唐时白居易遗规，浚湖除葑，在湖中筑土成堤，植桃与柳，点缀景色。后人以白居易所筑的堤，称为白堤，苏轼所筑的堤，称为苏堤。相传苏轼有妹名小妹，亦能诗。适文士秦观，字少游，与轼唱和最多。轼又与佛印作方外交，与琴操作平康友，闲游湖上，诗酒联欢，这恐是附会荒唐，不足凭信。轼有弟名辙，与兄同登进士科，亦工诗文，曾任三司条例司检详，以忤安石意被黜，事见上文。小妹不见史乘，秦观曾任学士，与轼为友。佛印、琴操，稗乘中间有记载，小子也无暇详考了。尝有一诗咏两苏云：

　　蜀地挺生大小苏，后人称轼为大苏，辙为小苏。

　　才名卓绝冠皇都。

　　昭陵试策曾称赏，

　　可奈时艰屈相儒。仁宗初，读两苏制策，退而喜曰：“朕为子孙得两宰相。”

　　苏轼外调，安石又少一对头，越好横行无忌了。本回就此结束，下回再行续详。本回以程疏起手，以苏疏结局，前后呼应，自成章法。中叙宋、夏交涉一段，启衅失律，仍自王安石致之。有安石之称许王韶，乃有韩绛之误用种谔。韶议虽非不可行，然无故开衅，曲在宋廷。绛、谔坐罪，而安石逍遥法外，反得独揽政权，神宗岂真愚且蠢者？殆以好大喜功，堕安石揣摩之术耳。程颢为道学大家，以言不见用而求去，苏轼为文学大家，以言反遭忌而外调，特录两疏，与上回之韩疏相映，盖重其人乃重其文；笔下固自有斟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