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充和：“民国最后一位才女”的多彩一生

张充和：“民国最后一位才女”的多彩一生

　　被誉为民国闺秀、“民国最后一位才女”的张充和于6月17日在美国溘然长逝，享年102岁，

张充和：“民国最后一位才女”的多彩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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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充和，1914年生于上海，祖籍合肥。张充和精通琴棋书画，在诗词、书画、戏曲上都颇有造诣，是大文学家沈从文夫人的妹妹，与张元和、张兆和、张允和并称为“合肥四姐妹”。张充和在1949年随丈夫汉学家傅汉思赴美，50多年来，曾在哈佛、耶鲁等20多所大学执教，不遗余力地传授中国书法和昆曲，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默默地耕耘了一生。

　　世人评张充和用诗词、书法、绘画、昆曲和旗袍抒写了她多姿多彩的一生。张充和在书法、昆曲、诗词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三十年代曾在北大开班讲授，享誉一时。张充和文采出众，其代表作有《桃花鱼》，诗词受到章士钊、沈尹默、梁实秋等人的赞誉，湘西凤凰沈从文墓地的墓志题铭，就是出自她的手笔。著名民主人士、教育家章士钊曾赠诗给张充和，把她誉为才女蔡文姬;而戏剧家焦菊隐称她为当代的李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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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充和爱好书画，是一位颇有造诣的书画家，拜大书家沈尹默为老师，沈尹默评论她的书法是“明人学晋人字”。世人评其书法各体皆备，一笔娟秀端凝的小楷，结体沉熟，骨力深蕴，尤为世人所重，被誉为“当代小楷第一人”。 中国书协主席欧阳中石认为：“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家，而是一位学者。无论字、画、诗以及昆曲，都是上乘，很难得。她一贯保持原有的风范，格调极高。像昆曲，她唱的都是真正的、没有改动过的。书法上的行书、章草非常精到，尤其章草极雅，在那个时代已是佼佼者。”张充和还擅长丹青，其创作的一幅《仕女图》还引出来看一段传奇故事。《仕女图》得到水利专家郑权伯装裱收藏，得到沈尹默、汪东、乔大壮、潘伯鹰章士钊等人的题词，而后《仕女图》在“十年动乱“中遭劫遗失，到90年代《仕女图》出现在苏州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恰被充和的侄孙张致元见到，在征得姑奶奶张充和的同意后，不惜重金将此画竞拍到手。

　　张充和与其夫君傅汉思赴美定居后，在哈佛、耶鲁等20多所大学执教，教授中国书法和昆曲，向美国人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张充和夫妇合作完成了《书谱》、《续书谱》的英译本工作，为中美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本文节选自金安平所著的《合肥四姐妹》一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12月版)，介绍了年轻时代的张充和。

　　合肥张家是近代史上的名门贵族，四姐妹分别嫁给了著名昆曲演员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文学家沈从文和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四夫婿(顾传玠、周有光、沈从文和傅汉思)比四闺秀(元和、允和、兆和、充和)还有名，元和大龄下嫁昆曲戏子轰动一时，沈从文的爱情惊动了胡适，这个“乡下人”终于“喝了杯甜酒”，二姐著名的一字电报“允”，充和与德裔美籍汉学家的异国恋情……四姐妹的传奇故事和集体记忆既展示了二十世纪中国私人生活的真实面目和传统仕宦家庭的起落沉浮，也见证了古老中国在过去百年间的历史和命运。

　　充和是四姐妹中最小的一个。

　　因学识渊博而颇有名望。她与德裔美国汉学家傅汉思结婚后，于1949年1月移居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北港口。人们会因艺术、书法及中国戏曲史方面的问题来向她请益;遇到需考释或校正的各类问题，从书画的题跋阅读到版本鉴定，从解释一首古诗中的典故，到辨识十八世纪某件奏折上君王的手迹，大家也都会请她解答。老辈学者们如果经过新英格兰地区，一定会到她的居所稍作停留。充和才思敏捷，学养深厚，且将严谨和灵活集于一身，她谈吐中的机锋和双关语，常能给人很大的乐趣。

　　当充和还是七八岁的孩子时，她的姐姐们就知道这个妹妹和她们不同。她们承认小妹妹的学问根基更扎实，也更有自信，就连充和写的诗歌也更新颖且富于原创性。

　　充和童年时远离自己的兄弟姐妹，几乎总是独处，只有在特殊时期才有几个同伴，这些情形必然会影响到她的工作方式、思维方式和她宁静的气质。

　　三岁前，她就学会了背唐诗，然后又读了几种启蒙书，为继续攻读“四书”打下基础。七八岁时，充和开始学作对子，然后就学习写诗。充和每天要学习相当长时间，她也很少有分心的事。所有这些让她养成了学者的习气，也让她有时间自在幻想。

　　考北大前一年的九月，充和就到了北平，参加姐姐兆和的婚礼，之后她决定留在北平，家人和朋友都劝她参加第二年夏天的大学入学考试，她自己也觉得不妨一试。

　　充和并没有花太多时间来准备入学考试。考试内容包括四个领域—国文，历史，数学和英语，其中的前两门，从她六岁开始，合肥的家庭老师们就已经为她打好了基础。她在父亲的学校中学了一年英语，然后在上海中学里又学了一年，她觉得这门语言并不难掌握。她就是搞不掂数学。十六岁以前，她从来没接触过数学，突然之间，她就要面对证明题和代数方程式。她看不出学数学意义何在，也不明白该从何入手。

　　那一年，有数千名学生从全国各地来到北平，争夺全国最好的五所学校那几百个录取名额。考试的当天，家人为充和准备了圆规和曲尺。“我没用，”她说，“因为我简直连题目都看不懂。”她的数学考了个无可争议的零分，但她的国文却得了个满分，结果考试委员会破格录取了她。除了充和之外，北大中文系当年只录取了一个女生。

　　充和在北大这所名校就读的收获，并不如想象中的大，虽然这里不乏名师：胡适和钱穆教思想史，冯友兰教哲学，闻一多教古代文学，刘文典教六朝和唐宋诗。但充和说自己学习成绩不够理想。当时很多学生参加了激进的政治活动，无法静心向学，而充和宁愿将时间花在学习戏曲上。

　　清华大学就在北大旁边，有位专业昆曲老师每周一次在那里开设非正式的昆曲课，充和与在清华读书的弟弟宗和定期去上课。

　　抗战期间，充和与兆和一家住在西南的小镇呈贡，小镇上住着好几位文艺界的杰出人物，但是来访客人更喜欢在充和、兆和的住处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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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充和：“民国最后一位才女”的多彩一生》()。充和会吹笛子，所以弹琵琶、弹古筝的人都喜欢上她那儿去。诗人和书法家们也喜欢聚在充和的房间里，他们喜欢这里的氛围，也喜欢充和的笔、墨和砚台。充和说，即使手头再紧，有些东西她还是很讲究：“我不爱金银珠宝，可是笔、砚都得是最好的。”

　　充和跑到大西南来，是因为沈从文帮她在这里找了份工作。沈从文没有进入联大之前，在一个三个人组成的教科书编选委员会里工作，教育部任命他主持编选文学部分之后，他推荐了妻妹充和编选其中的散曲章节。教育部给充和下了聘书，充和也接受了。用一般的标准很难衡量充和的学历，她上过北大，但是没有拿到学位：1936年她生了病，医生诊断为肺结核，所以她被迫退学。康复后，她在南京《中央日报》当了一段时期的副刊编辑。随后战争开始了。在充和回到苏州直至战争开始前的短暂岁月中，她的才学显然已经有口皆碑了。

　　充和在教科书编选委员会的工作时间不太长，一年后，教育部就取消了这个项目。充和并没有太失望，当然，她需要工作，因为和姐姐们不同，她是单身，必须自食其力，但她决不愿意仓皇求职或是匆匆嫁人。

　　很多人在这时拜倒在充和的石榴裙下。其中一个是卞之琳，他一生都爱恋着充和，这件事尽人皆知。他写了很多信给充和，即使他已经知道充和不会选择他，甚至在充和嫁了人之后，他仍然坚持写那些信。他还收集充和的诗歌、小说，并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拿到香港出版。

　　充和的追求者中，还有一个不修边幅的方先生，是研究甲骨文和金文的专家。方先生也给充和写信，不过用的全是甲骨文，学问大如充和者也没法明白：“他一写就是好几张信纸，我相信一定写得很有文采，可是我看不懂。”

　　充和喜欢保持单身女性的身份，自由自在，不必在意社会对已婚女性的期待。

　　1940年间，重庆政府又给了她一份工作，这次是为教育部新建立的礼乐馆服务，帮助政府重新订正礼乐。充和的职责是从五世纪的《乐志》中挑选出适合公共大典使用的乐章来，请作曲家配曲。这份工作很对充和的胃口，她过去就很难忍受各种典礼，现在可以对它们加以改良了。

　　充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编选出二十四篇适合的乐章，用最好的书法精心誊写了两份。教育部批准了充和编选的篇目后，充和与同事们立即举办活动，征求当代作曲家来为这篇章谱曲。这一部分的工作又花了两年时间才完成。

　　充和在这段时间结交的人中，有两个名人：章士钊和沈尹默。文人之间的这种结交固然源于双方共同拥有的文学气质，不过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他们在学识上水平相当，少有分心旁骛之举。当他们苦学有成之后，就连娱乐也成为文人雅趣。

　　学者兼书法家沈尹默后来成为了充和的老师。充和第一次来访时，沈尹默让她写了几个字，然后他给出了“明人学晋人书”的评语。到今天，充和还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褒是贬。

　　在沈尹默与充和相识相交的过程中，他写了很多诗给充和，充和也将自己的许多诗给他看，听取他对这些诗作该如何修订的建议。

　　一开始，沈尹默客气地称呼充和“充和女史”，后来又改口称她“充和女弟”。在他的影响下，充和将小时候养成的习惯扩而大之：早上早起，临帖练字至少三个小时，如果有时间还要练更长时间。直到八十八岁，她依然保持这一习惯。她运笔写字的`手臂和少女的一样强壮。

　　充和在重庆期间，写出了她最好的诗词作品。其中有两首是以桃花鱼为题材的。在充和心目中，桃花鱼有多重意义：它是“凌空”的隐喻，由于它出现在桃花盛开的时候，所以它也隐喻着春天;此外，桃花鱼也暗喻着战争期间，许多牺牲在重庆沙洲上的跳伞者。

　　充和喜欢的其他艺术形式也和“悬”有关。书法家写字时手腕要轻悬在书桌上方，掌虚指实，运笔自如：可以快而不急，也可以慢而不滞。掌握了运笔的缓急轻重，捕捉到“鸾舞”之姿和“龙腾”之态以后，书法家方可以到达“悬”的境界—“心忘于笔，手忘于书”。

　　但是战争让她忧心忡忡：她目睹了外甥女的死亡，看到了朋友、手足的苦难。美学要转换成现实并非易事，有时，一点小事也会让她心情不宁。有一次，章士钊赠她一首诗，将她比作东汉末年的才女蔡文姬。诗中有两句让她很不开心：“文姬流落于谁事，十八胡笳只自怜。”前辈学者的诗中有惋惜她流落他乡的意思，却冒犯了充和的感情。她说，文姬是被掳掠到北方，不得不在异乡过着异族的生活，她自己却是因为战争才离开家乡，而且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她也能自食其力，尽自己的所能生活。她的忧伤源于认识到自己离开了过去那个熟悉的世界，而且再也回不去了。

　　1947年，充和在北京大学教授书法和昆曲，当时她借住在姐姐兆和朴素的家中。那年九月，通过姐夫她与傅汉思相识，次年结婚。

　　傅汉思出身于德国的犹太人知识分子家庭，战时成为流亡者。一九三五年他的家庭离开德国，当时他十八岁。到中国来，是为着寻求一番奇遇，来挑战一种更难的语言。到中国后几个月，他就认识了沈从文，那时他的中文应该已经说得比较流利了，因为沈从文不会说英语或任何欧洲语言，充和的英语水平也有限。

　　没有人会去问充和为什么嫁给汉思。这里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否要道出个中原委，却要看充和的意思。这一结合确实有些奇怪：一个国学修养和传统艺术十分精深的女性居然决定嫁给一个西方人、一个外人，然后离开中国，到一个全然陌生的、与她喜爱的世界毫无联系的地方去定居。她并没有受到强迫，为什么终于选择了文姬的道路?(多年后，充和回忆起章士钊诗歌中的预言，不由得自嘲道：“他说对了。我是嫁了个胡人。”)

　　1949年1月，充和在上海登上戈顿将军号客轮前往美国，随身携带的只有几件换洗衣物，一方朋友赠送的古砚和几枝她最喜欢的毛笔，一盒历史悠久的古墨—大约有五百年历史了。其他的东西，书籍、宣纸、她收藏的明清卷轴都用邮寄寄到美国。除了明清卷轴，其他东西都安然抵达。

　　充和就靠着这点东西，开始了新的生活。

　　从中国回到美国后，汉思就攻读中国文学，后来应聘耶鲁大学，教授中国诗词。充和在耶鲁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多年。她从来没有放弃为自己营造一个世界的想法。在规划中，这个世界的规模比她以前所想象的合肥庄园要小很多，就是她在北港住宅后面的一片小园地。

　　充和很少离开她的小园子，但是仍旧以她最擅长的方式过着“游历”的生活：用她手中的毛笔，出入于虚无缥缈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