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个人资料
王士祯,清初杰出诗人、学者、文学家。博学好古,能鉴别书、画、鼎彝之属,精金石篆刻,诗为一代宗匠,与朱彝尊并称。书法高秀似晋人。康熙时继钱谦益而主盟诗坛。论诗创神韵说。早年诗作清丽澄淡,中年以后转为苍劲。擅长各体,尤工七绝。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王士禛个人资料,欢迎大家分享。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清初著名诗人。清顺治十四年(1657)进士,初官扬州推官,入为部曹,转至翰林,任国史副总裁、刑部尚书。康熙四十三年(1704)罢官归里。工诗词,论诗创神韵说。未仕时赋《秋柳》诗,崭露头角;官扬州五年,得江山之助,诗名大起。诗作甚丰,著有《带经堂集》、《渔洋山人-精华录》、《居易录》、《池北偶谈》等。故居位于火神庙西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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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韵说”创始人王士禛
职务: 刑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讲学士 称号:一代诗宗,“文坛领袖”。 生卒: 1634年—1711年 因清朝避雍正帝“胤禛”讳,改名为“王士正”,乾隆即位后认为“禛”和“正”连读音都不同,于是再将其改称为王士祯。 清代著名诗人、诗论家。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出身于著名的官宦世家。其家族于明清之际,煊赫一时,被誉为“江北青葙”。山东济南府新城(今山东淄博桓台)人。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出任扬州推官。后升礼部主事,官至刑部尚书。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罢官归里。王士禛论诗,在诗坛上独创诗论“神韵说”,以「神韵」为宗,要求笔调清幽淡雅,富有情趣、风韵和含蓄性。王士禛的五、七言近体诗最能代表他的风格特色。他不重视文学对现实的反映,大部分诗是描写山水风光和抒发个人情怀的,偏于对艺术技巧和意境的追求,是他的创作理论的具体体现。王士禛有词集《衍波词》,以小令为佳,但其成就逊于诗。著作有《带经堂集》,诗选有《渔洋精华录》,诗话有《渔洋诗话》,笔记有《池北偶谈》、《古夫于亭杂录》、《香祖笔记》等。 其理论著作有《律诗定体》,他对古代诗歌声调韵律作了初步的归纳总结,对后世实有“抛砖引玉”之功绩。
幼年神童 童龄即赋
王士禛自幼聪颖超人,有神童之誉。8岁能诗,12能赋,15岁出版第一本刊物《落笺堂初稿》。清·顺治元年(1644年)王士禛11岁,某日祖父王象晋,偕从弟王象咸会饮,酒阑兴酣,象晋把酒命诸孙与他即景作诗对句,看到正在挥毫的王象咸,便随口吟道“醉爱羲之迹”,诸孙面面相觑无应对答,王士禛应声答道“狂吟白也诗’’两位老人惊喜,齐声称好。并说:“此子必早成”。王士禛24岁时,八月游济南,与诸名士云集于大明湖,会饮水面亭上,举办“秋柳诗社”。当时秋高气爽,绕亭杨柳千余株,披拂水面,叶始微黄,乍染秋色,王渔洋触景生情,怅然有感,即景作《秋柳》诗四章。全诗借秋柳的衰色为触机,以委婉的笔调,巧妙用典,感慨盛衰无常,悲叹故物飘零。当时正是明代灭亡不久很容易引起汉族知识分子“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情感。《秋柳》诗的问世,极易引起共鸣。因此大江南北,一时不胫而走,文士纷争唱和不下数十家,从此诗名大噪,为后来在诗坛上地位奠定了良好基础。
清史记载
王士祯,字贻上,山东新城人。幼慧,即能诗,举於乡,年十八。顺治十二年,成进士。授江南扬州推官。侍郎叶成格被命驻江宁,按治通海寇狱,株连众,士祯严反坐,宽无辜,所全活甚多。扬州鹾贾逋课数万,逮系久不能偿,士祯募款代输之,事乃解。康熙三年,总督郎廷佐、巡抚张尚贤、河督朱之锡交章论荐,内擢礼部主事,累迁户部郎中。
十一年,典四川试,母忧归,服阕,起故官。 上留意文学,尝从容问大学士李霨:“今世博学善诗文者孰最?”霨以士祯对。复问冯溥、陈廷敬、张英,皆如霨言。召士祯入对懋勤殿,赋诗称旨。
改翰林院侍讲,迁侍读,入直南书房。汉臣自部曹改词臣,自士祯始。上徵其诗,录上三百篇,曰御览集。 寻迁国子监祭酒,整条教,屏餽遗,奖拔皆知名士。与司业刘芳喆疏言:“汉、唐以来,以太牢祀孔子,加王号,尊以八佾、十二笾豆。至明嘉靖间,用张璁议,改为中祀,失尊崇之意。礼:祭从生者。天子祀其师,当用天子之礼乐。”又疏言:“自明去十哲封爵,称冉子者凡三,未有辨别。
宋周敦颐等六子改称先贤,位汉、唐诸儒之上,世次殊有未安,宜予釐定。”又疏言:“田何受易商瞿,有功圣学,宜增祀。郑康成注经百馀万言,史称纯儒,宜复祀。”又疏言:“明儒曹端、章懋、蔡清、吕柟、罗洪先,并宜从祀。绛州贡生辛全,生际明末,以正学为己任,著述甚富,乞敕进遗书。”又请修监藏经史旧版。疏并下部议,以笾豆、乐舞、名号、位次,俟会典颁发遵循;增祀明儒及徵进遗书,俟明史告成覈定;修补南北监经史版,如所请行。 二十三年,迁少詹事。命祭告南海,父忧归。二十九年,起原官,再迁兵部督捕侍郎。三十一年,调户部。
命祭告西岳西镇江渎。三十七年,迁左都御史。会廷议省御史员额,士祯曰:“国初设御史六十,后减为四十,又减为二十四。天子耳目官,可增不可减。”卒从士祯议。 迁刑部尚书。故事,断狱下九卿平议。士祯官副都御史,争杨成狱得减等。官户部侍郎,争太平王训、聊城於相元、齐河房得亮狱皆得减等,而衡阳左道萧儒英,则又争而置之法。徐起龙为曹氏所诬,则释起龙而罪曹,案其所与私者,皆服罪。及长刑部,河南阎焕山、山西郭振羽、广西窦子章皆以救父杀人论重辟,士祯曰:“此当论其救父与否,不当以梃刃定轻重。”改缓决,入奏,报可。 士祯以诗受知圣祖,被眷遇甚隆。四十年,乞假迁墓,上命予假五月,事毕还朝。
四十三年,坐王五、吴谦狱罢。王五故工部匠役,捐纳通判;谦太医院官,坐索债殴毙负债者。下刑部,拟王五流徙,谦免议,士祯谓轻重悬殊,改王五但夺官。复下三法司严鞫,王五及谦并论死,又发谦嘱讬刑部主事马世泰状,士祯以瞻徇夺官。四十九年,上眷念诸旧臣,诏复职。
五十年,卒。 明季文敝,诸言诗者,习袁宗道兄弟,则失之俚俗;宗锺惺、谭友夏,则失之纤仄;斅陈子龙、李雯,轨辙正矣,则又失之肤廓。士祯姿禀既高,学问极博,与兄士禄、士祜并致力於诗,独以神韵为宗。取司空图所谓“味在酸咸外”、严羽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标示指趣,自号渔洋山人。主持风雅数十年。同时赵执信始与立异,言诗中当有人在。既没,或诋其才弱,然终不失为正宗也。
士祯初名士禛,卒后,以避世宗讳,追改士正。乾隆三十年,高宗与沈德潜论诗,及士正,谕曰:“士正绩学工诗,在本朝诸家中,流派较正,宜示褒,为稽古者劝。”因追谥文简。三十九年,复谕曰:“士正名以避庙讳致改,字与原名不相近,流传日久,后世几不复知为何人。今改为士祯,庶与弟兄行派不致淆乱。各馆书籍记载,一体照改。”
一代诗宗
王士禛是一代诗宗,主盟诗坛被尊为“泰山北斗”在诗坛上独创诗论“神韵说”,由于诗论和创作顺应了清初社会发展历史潮流,反映由此带来的诗风转变的共同趋势,又取得很高成就,产生广泛影响,因被人屡以“博学善诗文”之名兴荐,受到康熙召见,应康熙之命,择取自己诗作300首为《御览集》呈上,诗歌的秀雅与温厚进一步赢得最高统治者的欢心,从此受到格外恩宠,屡屡得到亲笔字画的赏赐和康熙专让为他写的“带径堂”、“信古斋”两堂额。能蒙皇帝如此垂青,是封建社会文人中不多见的,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从而宦途通达,其诗起了相当的辅助作用。其诗得到了皇帝的褒扬,进一步确立并稳固了诗坛领袖地位,引导了一代诗风。 王士禛是一位政绩卓著的好官,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
勤于著书,著有《带经堂集》、《渔洋诗集》、《池北偶谈》等数十种560多卷,其诗论“神韵说”造诣极深,影响深远,一时门生半天下,诗友数百人,他主持风雅达五十年之久,被尊为“一代诗宗”,“文坛领袖”。王士禛之所以这样显赫,于他的家庭背景是紧密相关的,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仕宦家庭里,这个家族自明后期至清中叶前后二百多年间出进士31名,举人46名,出仕为官者100多人,其中文学著述者50余人。王氏家族可谓科甲蝉联,簪缨不绝,人才辈出,成为“江北青箱”。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王渔洋先生萌发对诗文的兴趣,除去本人勤奋学习,刻苦努力外,家学渊博即是重要的因素。 王士禛素有山水之癖,每当投身大自然便诗兴澎湃,一发而不可收,如顺治十六年(1659年)委命为扬州推官,扬州为东南名胜之地,一些明末文士多聚于此。王士禛与诸名士诗酒文宴,来往甚密,并组织共同倡和,编有《红桥唱和集》不少诗人以诗记载当时盛况,时传为扬州文坛一段佳话,扬州5年是文学生涯中十分难记的岁月。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编定《渔洋山人精华录》大部分选自《典试四川》、《南海集》和《雍益集》。
这些诗歌的产生均是“典试四川”、“祭告南海”沿途得“江山之助”之作,也是其诗刊歌创作的精华。 王士禛蜚声海内的'另一个原因是注重以诗会友;以文论交。他主观上不恃官高位重,凡是同好,不论贫富总乐于之结交。最值一提的便是先生与蒲松龄的交往。 蒲松龄是山东淄川人,是清代初年的著名作家,与渔洋同时,而籍贯邻县,然而两人社会地位及处理却很不一样,王士禛身贵族势居高位,而蒲松龄始终是个穷塾师。但王士禛很赏识蒲松龄的道德学问,蒲松龄也很敬重王士禛为官清正,及诗文造诣,彼此从文字结交为好友.蒲松龄著《聊斋志异》,王士禛为之评点扬誉。除了文坛上的成就,政绩也相当显赫。26岁任扬州推官,5年后提拔京城,历任翰林院侍读、都察院、国子监祭酒,直至16任刑部尚书,为官至45年,恪守“清、慎、勤”。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王士禛的子王启彷官唐山县令,唐山当时土脊民贫,对儿子以书生骤升县令重任,王士禛放心不下,专门写下《手镜录》一册给他,予以教诲,全书由数十条作官和生活经验构成,其中心思想在于审慎处事,洁已爱民,虽然是让儿子,“置座右”实际上,也是王渔洋自身思想品格之写照。
王氏家训
下面例举几条:
1、公子公孙做官,一切倍要谨慎检点。做官自己脚手须正,持门第不得。
2、春秋课农,须身亲努谕鼓舞之。赴游须减驺从,自备饮食,令民间不惊扰。
3、皇上御书赐天下督抚不过“清、慎、勤”三字。如不努力作好官,亦易滋谤。勉之,勉之! 从中可以看出王士禛是一位身体力行,为官司一任,造福一方,清正廉洁的好官。康
熙四十三年(1707年)王士禛71岁时,因申告王五一案失出被罢官,出京归里这天巾车就道,图书数簏而已,送者填塞街巷,莫不攀辕泣下。回归故里后,只闭门著书,不理外事。一生著述等身为后人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77岁时,康熙帝眷念旧臣,命复王士禛刑部尚书职,但由于年老多病,未能成行,有儿子扶掖跪拜谢恩。康熙五十年(1711年)因病卧床,在枕上检阅了自己平生的诗文创作,亲加删定,汇集为《带经堂集》,事竟而终,《带经堂集》92卷,收集了王士禛一生的全部诗集和散文创作,其中诗有4000余首,再加上未收录该集的《池北偶谈》、《居易录》等20多种笔记杂著等,共36种560卷,以洋洋大观的面貌,反映了诗人吟咏不辍的一生。同年以78岁故于新城故里,葬于系河北岸,王氏祖茔。为了加强对王士禛的宣传和学术研究,自1983年开始,桓台县人民政府投巨资修复了忠勤祠,成了王士禛纪念馆,并先后组织召开了数次全国及国际王士禛学术讨论会,王士禛学术研究到空前规模。现在,一个以王渔洋纪念馆为主的学术中心、研究中心、旅游中心,已基本形成,王士禛的学术研究,将迎来一个灿烂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