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羸弱的“卖方”
徐景安，是深圳一家名叫“市民情感护理中心”的创办人。在他看来，社会组织最难过的坎莫过于给自己找“婆家”。 注册登记之初，老徐四处奔走呼号，最终他的护理中心才得以挂靠民政部门的“屋檐”下。徐景安，或许就是下一个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市场主体。 7月的最后一天，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既然是“购买”，就要有卖方，就要有市场，就要有市场主体。自上而下强力推动的“购买”需求，使得各级政府都在研究改革的技术路径，其中制定目录首当其冲。 政府制定购买公共服务目录，逻辑上无非三条路径，一是厘清政府需要转移出来的职能目录；第二类是制定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目录，包括内容、名称、项目、价格；第三则是搜罗承接公共服务的主体，即社会组织的目录。 从早前广东省的实践来看，相较而言，第三类目录远比前两类目录更难制定。其原因在于，政府“脱手”之后，能够“接手”的社会组织非常羸弱。 徐景安式的困局，并非孤案，深圳“市民情感护理中心”的艰难破壳，也是诸多社会组织在关山重重成长之路上的普遍遭遇。 中国社会组织的成长，种子没有问题，关键在“土壤”。“土壤”是制度环境造就的，从登记之初的挂靠之难，到无税收优惠，再到资金资助贫乏，大多社会公益组织就是一棵“长不大”的“小老树”。 而他们，就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最重要的市场主体。 一边是“魁伟”的政府，一边是“羸弱”的社会，双方一旦达成契约关系，其结果也能猜度出几分。在先行一步推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地方，失衡的“买卖”已经渐露端倪。 其一，是无法规避的利益冲突。常态化的公共服务，多由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亲自”提供，政府转变职能，向社会购买服务的过程，就是让渡事权，让渡可控资源的过程。那么，既得利益者无形之中就会对购买服务形成利益阻隔。 媒体报道，江西省宁都、兴国、乐安等县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实施村级扶贫规划试点项目，就因分流了政府扶贫部门原来掌握的扶贫资金，而受到县扶贫办的抵制。 其二，是无法维护的正当利益。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合同关系，是一种话语权极不对等的关系。政府可以通过竞争性谈判确定“卖方”，可以用质量评估手段踢除“卖方”，但是，“卖方”有何机制保障自身利益？ 在多地实践中，已经出现不止一例政府不按照合同付款，或者付款不足额的违约行为。 那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