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拔4663米的高原上守护“死亡之路”

时间:2016-01-09 09:15:39
染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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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拔4663米的高原上守护“死亡之路”

4663米,这是新藏公路的平均海拔。由新疆叶城到西藏萨噶这段1375公里长的公路,由武警交通第二总队第四支队(下文简称“四支队”)担任养护保通勤务。自2002年移防西藏阿里地区至今,这支部队已经有8名官兵在高原因公殉职。

藏族司机贡桑每次经过海拔4778米的沙子达坂时总会停车,在路边点支烟、浇杯酒、给玛尼堆添块石头,祭奠他未曾谋面的“金珠玛米”。2012年8月28日,在执行养护任务时,为避让贡桑的车辆,四支队一中队指导员王波武牺牲。

比起生命的猝然离去,更长久的隐痛在一个个高原武警交通官兵身上隐现:“抽血时血抽不出来,血稠得跟蜂蜜一样”,80%的官兵患有高原病,如心肺肥大、心律不齐等。官兵中间还存在着找不着对象、离婚率高的现象。

但他们的牺牲奉献给阿里人民带来了幸福:自四支队接养以来,新藏线的好路率由以前的不到10%提高到了今天的96%,日均车流量增长5倍,交通事故降低76%。汽车从叶城到阿里,由“一个星期算幸运,一两个月不稀奇”缩短到了只需两天。由叶城到阿里的运费同比下降45%,阿里地区首府狮泉河镇的物价同比下降36%。沿线游客增加5倍,阿里地区GDP增长4倍。

从此,阿里不再遥远。

11年来,武警交通部队四支队参与大型抢险100多次,救助受困车辆4000余台、受困群众15000余人。

死亡之路

7月1日,记者来到位于新疆叶城的新藏公路起点处,这里有一座革命烈士陵园,埋葬于此的许多烈士都是在新藏线上因交通事故牺牲的。

新藏线又称219国道,这条路翻越38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冰雪达坂,涉过36条冰河。新藏线年平均气温零下9摄氏度,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路况最差、道路病害最多的公路。在四支队上勤前,这条国道全年平均通车时间不足6个月,被称为“死亡之路”。

四支队前总工郭枝明忘不了,2001年,他随先遣组进藏时,沿途到处是被遗弃的汽车残骸。他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新疆小伙克里木上阿里,车陷在了界山达坂。他下车掏除车轮下的冰凌,可越掏车陷得越深。体力不支的克里木患上肺水肿,最后死在车边。 2001年7月,新藏线红土达坂段发生翻浆水毁,上百辆汽车陷在路上,数百人被困长达一个月之久。因为强烈高原反应,有7名群众不幸遇难。

遥远的阿里,远啊!

“没有那英雄志,你莫翻这昆仑山;受不了冷和寒,你莫来这天边边。”2002年,四支队官兵唱着这首歌踏上这条天路时,等待他们的是生与死的考验。

2008年冬天,支队政委张智双到海拔5500多米的死人沟路段进行道路勘察时,车滑进雪沟里。他和司机被困20多个小时,夜里用火把多次打退野狼的攻击。当他们获救时,几乎都要冻得撑不住了。

寂寞时,狼也不可怕

历数新藏线的“卡脖子”路段,海拔5248米的界山达坂路段总是第一个被提起。高原上的恶劣自然条件在这里集齐了。2002年6月,四支队一中队官兵在界山施工,强烈的高原反应使全中队60人3天只吃了10公斤粮食,32人昏倒在达坂上。

在界山,吃饭难。吃的都是夹生饭、沙拌菜——一个旋风过来,饭菜都是沙子,一不小心就会硌坏牙齿。在界山,喝水难。官兵们平时只能喝用生石灰消毒的河水,河水中常飘着牛粪、羊毛。在界山,通讯难。随着养护路段的变化,官兵们平均一两个月就得搬一次家。可无论帐篷挪到哪里,都没有手机信号。从2005年到2009年,中队长康继善在界山施工,那几年工地和营区联系,只能靠过路车捎纸条。一年到头战士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县城给家里打个电话。

与世隔绝给四级军士长刘富平留下了永远的遗憾。2009年,他在界山施工,家中的妻子马上就要生产。没想到爱人预产期提前了20天,刘富平按着老日子满怀希望地下山等消息,等来的却是噩耗——妻子难产,孩子因窒息导致脑瘫。

在界山,8月份水桶都会结冰,睡觉还得戴皮帽。而在阿里,8级以上大风年均149天。最苦的还是冬季留守在高原上的官兵,那时,室外寒风肆虐,空气含氧量由52%跌到40%。但就是在这被视为“生命禁区”的雪域高原上,四支队的官兵们坚守着,守护着这条雪域“天路”。

“大家都是怀着梦想上高原的。” 驻队军医严顺奎说。当了15年兵的中队长马千强,从西宁武警学院毕业后本可以留校当教员,但他执意要求调到高原上。上士陈昌晴,入伍时在武警交通指挥部,他主动申请从北京调到阿里地区服役。

孤独是梦想的试金石。机械操作手常常是单兵作战,在无人区施工时,平地机操作手罗兵常常一天说不了一句话。寂寞时,连狼都不那么可怕了。罗兵的师傅柴秀国一个人施工时,曾连续十几天碰到同一匹狼。“这是一匹和我一样孤独的狼。”他说。后来,柴秀国每次看到这个“伴儿”,还会高兴地朝它唱上几句歌。

但高原上的生活其实少有浪漫。有一年冬天,罗兵独自上夜班时,平地机出了故障,开不了暖气,此时野外温度已经下降到零下20多摄氏度。6小时后,罗兵被战友发现时,已经冻得四肢麻木、昏迷过去。这个黢黑瘦小的上士是个孤儿,入伍头5年从不休假,因为他无家可回。罗兵说:“阿里就是我的家,我愿意守候在这里,看着它在我手里变得更好。”

抢险现场,四支队在行动

一旦进入

雨季,新藏线上就泥石流、塌方不断。7月6日,记者来到被洪水冲断的噶尔县二道弯段,只见200多米长的路基被泥石流掏空,破损的路面悬在江边,摇摇欲坠。

骑行客林峰目睹了前一天泥石流逞凶的全过程。他说,主路被冲垮后不到两小时,武警交通部队就从一百多公里外赶来抢险。睡了一觉醒来,他发现主路旁边的半个山头已经被削平了。

原来,7月5日22时,副支队长王军到现场勘明情况后,立即决定就近开辟便道。经过通宵的冒雨施工,官兵们在坡陡弯急的达坂上,修筑了300多米长的临时便道。7月6日10时,新藏线车辆恢复通行。此时,官兵们才来得及就着榨菜吃点冷馒头。   在现场负责指挥的工程股股长何进指着被削掉的半个山头说,鏖战一晚,官兵们共开挖土方1.5万方、路面填土5000余方。其实,何进的精神世界,也经过这样一番地动山摇。大学毕业后,何进选择了入伍上高原,然而环境的残酷超出了他的想象:由于高寒缺氧,他头发大量脱落,紫外线和风沙在他脸上留下厚厚的黑痂。何进多次递交转业报告,可一次死亡经历把他的心留在了这里。

那一年,何进路经死人沟时汽车抛锚。天上下着大雪,深夜,狼群包围了他们。何进和战友躲进车里,点着棉大衣往车外扔。狼见火就退几步,火灭了又围上来。他们在拉锯战中精疲力竭,冻僵在驾驶室里。后来,路过的牧民罗布将他们背回家,用雪坨子搓脚,放在心窝里暖,整整3天3夜,何进才恢复知觉。何进不知该如何感谢救命恩人,罗布却说:“要感谢你们,是你们给我们修好了路。”何进收回了转业报告,守护着新藏线一直到今天。

教导员陈丛海也经历过生死考验。2007年7月的一天凌晨2点,他率队赶赴拉藏乡抢险。当时电闪雷鸣,他刚从装载机驾驶室出来,泥石流就下来了,陈丛海被裹了进去。泥石流已经淹没到他脖子的位置,陈丛海奋力把鞋子、裤子蹬掉,光着身子才从淤泥里挣扎出来。他把外套系在腰间充作裤子,继续指挥,抢通了道路。被困车辆离开时,都向他鸣笛致敬,有的司机开出一公里远了,还不停回头向他招手。

官兵们对高原爱恨交织

7月6日,记者来到霍尔乡,面前的一幢低矮的土房就是四支队四中队官兵曾经住过半年的羊圈。11年前,官兵们就是住在羊圈里,一边日常养路,一边抽空自建营房。

四支队所有中队的营房,都是靠战士们自己盖起来的'。那时,官兵们每天要打制5000多块25公斤重的混凝土砖。这些年,官兵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四支队先后拿出2000多万元,给基层配发中巴通勤车、宿营车、洗澡车,建高压氧舱和制氧站、蔬菜大棚。

其实,常年生活在高原上,官兵们对高原的感情是复杂的。“我恨高原,恨这高原把我的青春都耗完了。”扎根高原11年的上士智伟对记者说。比起环境的煎熬,最打击这个大高个的还是有些群众对他们的不理解。2008年,马攸木拉达坂下暴雪,积雪把两米多高的电线杆埋得只露出40多厘米。雪势过大,道路一时无法打通,指挥部决定派先遣队给被困群众送去食物。

智伟等先遣队官兵向海拔5200米的达坂进发了。天地间白茫茫一片,找不到路,官兵们只好顺着电线杆“能走就走,不能走就爬”。 当天17时出发,次日凌晨3时发现被困群众,12公里的路,先遣队足足走了10个小时。可当先遣队递上食物时,个别群众却埋怨“食物送晚了”。最终,被困群众获救了,先遣队的9名官兵却全部患上了雪盲。

可这些苦与累,只是战友间的秘密,官兵们告诉家人的都是高原美丽的一面。智伟说,回家前两周,战友们都会买来遮阳的大帽子,“把自己养白一点”。

然而,高原还是让官兵们留下了不少遗憾,支队的一位高工,45岁还没孩子。扎根高原11年的政治处副主任张建平,儿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一个月至少得住一次院。他说:“我对家人亏欠太多了。”

最痛莫过于生离死别。罗兵永远记得,2012年9月,牺牲的指导员王波武的妻子来队带回丈夫的骨灰,临走前,她来到丈夫所在连队的工地上,挨个拥抱这些丈夫生前带过的兵,那一刻,现场所有的人,无不泪如雨下。

在海拔4663米的高原上守护“死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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