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义务教育新版图浮出水面

时间:2018-01-03 01:25:47
染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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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义务教育新版图浮出水面

  6月13日,下午五点多,张元(化名)发来一条微信,“刚从乡政府出来,貌似希望很大”。虽寥寥数语,但“希望很大”四字,仍难掩其心底激荡。因为两天之后,就要决定他的女儿今年能否在北京上小学。

  李婷(化名)则有另一番困惑,她是位北京母亲,儿子本来可以上一所知名小学,但是现在,并不是那么板上钉钉了。

  1963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气象学家洛伦兹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这种现象,被命名为“蝴蝶效应”。

  显然,最近几个月,北京市的义务教育领域正在发生一场类似“蝴蝶效应”的转变,这场转变从现有义务教育阶段入学途径调整开始,再到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化,最后指向了更大范围内的跨区域间的教育资源均衡。

  很多人都被裹挟进这场转变当中,他们或喜或忧,但已很难抗拒汹涌而来的变革大潮,而北京的义务教育新版图,亦在这场变革中孕育生长。

  卡住张元的社保

  张元没想到,自己会卡在社保上。

  他是河北人,2005年来京,自由职业者,以从事金融交易为生。张元在北京东部的朝阳区拥有一套住房。两个女儿,大女儿6岁,小女儿1岁多,太太在家全职照顾孩子。

  今年五一节过后,他开始给已到上学年龄的大女儿办入学手续,突然发现,麻烦来了,一家人静谧的生活自此被打乱。张元居住的小区里有一所公办小学,条件虽一般,但他也不准备挑,“没想给孩子择校,只想就近读个学校”。

  5月初,张元来到学校去咨询入学的相关事宜,学校负责人告诉他,等学校

贴出报名海报,拿着借读证、房本、户口本直接过来就行了。

  随后,张元到社区给孩子办借读证,在社区看到了一份名为《关于朝阳区开具外省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在京接受义务教育证明”办理相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要求家长带着五证到相应部门区提出审核申请,办理时间是4月25日至5月25日。

  张元说,这张五页粉红色纸的通知书,他看了好几遍,尤其是上面关于五证的要求。

  所谓五证,是指非户籍孩子想要入读北京公办校,家长必须要提供包括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在内的五份证明文件。

  据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底,北京上小学的学龄儿童总数达15.4万,其中有5.8万人是非京籍儿童。这些孩子要进入到北京小学读书,必须要出具包括五证在内的一系列文件。

  然后,当张元在社区准备给孩子办理借读证时,社区工作人员要求他出示夫妻二人在京缴纳社保的证明。他一下傻了眼,根本没想到需要出具两人的社保。

  “去年就是怕孩子上学出事,专门给我老婆在朋友公司那边挂了一个正规社保,缴了两年了,结果却栽在我的社保上。”张元说,由于他是自由职业者,其社保一直是在老家缴纳。

  对于社区的要求,他不能接受,理由是《通知》里根本就没有提及“社保”两个字,更让他郁闷的是,他想补缴社保都不被允许。

  张元觉得很委屈,“去年的小升初的情况我并不了解,但没想到要双方社保,这是往年没有过的,我今年没想到这么严。”

  但事实上,从去年开始,为了应对外来人口不断膨胀的压力,包括朝阳、昌平在内的北京几个外来人口大区都开始实行“五证+双社保”的.新规定。

  有教委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公立小学容量有限,“五证”之外再要求父母双方出示“缴纳三险”的凭证,是控制外来人口涌入过多的一种“调控性手段”。

  张元所居住的北京市朝阳区,在去年就明确规定,在办理幼升小借读手续时,“非农户口需缴纳三险证明”。

  而在今年年初公布的一份名为《2014年外省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在朝阳区开具借读证明须知》中,也明确提出:

  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有以下两种:适龄儿童少年父和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双方分别与用工(或聘任)单位签署正规的劳动(或受聘)合同;及学生的父和母双方(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京缴纳社会保险证明。(需提交最近三个月的在京社会保险证明)。

  显然,五证+双社保,成为朝阳区非京籍孩子入读小学的标配,张元触碰到冰冷的政策底线。

  张元想要亡羊补牢,补缴社保,但社区并不允许,但他看到很多租房户在补缴税金后顺利拿到借读证,甚至有人采取假离婚的形式“搞定”了社保难题。

  “有朋友两口子,像我家情况一样只有妈妈有社保,就办了离婚,孩子判给妈妈,这样就符合了政策要求。如果是这样,是不是跟补缴社保一样,离婚也要有个期限呢?比如,半年内离婚的不算。”张元苦笑着说。

  这个中年男人猜测,政府提高门槛的做法,是因为今年入学人数要超过学校招生名额,必须要卡掉一部分去,以满足本区内户籍人口的入学需求。他注意到官方披露的一组数据,4月22日,北京市教委主任线联平做客城市广播“市民对话一把手”节目时透露:今年小学入学人数将达到17.6万人,比去年增加1万人。

  “卡掉一部分可以理解,但是你卡掉一部分人,到底有没有标准?现在看,没有标准,或者说标准始终在变。”张元说。

  类似张元的想法,并非少数。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多位家长都表示了相同的看法,有人形容今年是“最难入学年”,并认为这次北京出台的政策有两个诉求,一是教育资源均衡化,另一个是控制人口规模,前者不过是后者的幌子,政策的主要目标还是在于驱赶外来人口。

  不过,对于张元的说法,长期关注北京择校问题的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倒是觉得“这是两回事”。

  在杨东平看来,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都说了二十年了,包括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后,教育部曾与各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签订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备忘录,备忘录的截止日期就是2015年。义务教育均衡化是一个独立的进程,也在一直推进中,只不过北京由于既得利益群体过于强大导致推进步伐较慢。

  “为了控制人口对非京籍入学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则是今年的新情况、新问题,完全是两件事。”杨东平表示。

  据他介绍,非京籍现有5万多孩子,其中4万人已经审核通过,取得了电子学籍,还有1万人在继续核实补办手续。有关部门最想分流的其实是那些所谓“搭便车”的,一个村子来了两个外地老太太,带着七八个孩子来北京读书。

  “管理部门把这个问题看得比较严重,但我个人觉得上述判断是缺乏实证研究的。”杨东平说。

  张元现在想的只有一件事,尽可能让女儿能够顺利上学。为了打探消息,他不久前加入了一个千人QQ群,在这个名为“2014年朝阳区幼升小”的群里面,上千个家长不断发布不知从哪里得知的消息。

  “群里现在就非京籍这帮人,白天晚上都在聊,在等下周一的结果。大家快受不了了,一会好消息,一会坏消息,忽上忽下的。”张元说。

  张元还有另一层担忧,小女儿四年后该怎么办?

  “第一个都这么严,四年之后第二个上学估计更严,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把双方社保都挪到朝阳,甚至都挪到这个社区里,我办个挂靠,再不行自己注册个公司。”张元赌气地说,“我就办到这种情况,让你一点刺都挑不出来。”

  说好的共建,哪去了?

  北京人李婷(化名)虽然不用像张元那样为非京籍的身份发愁,可她作为一个6岁男孩的母亲,这段时间也烦恼不断,此前已定好的儿子就读名校的共建名额,突然变得不那么保险了。

  突然而至的变化,也来自今年北京出台的义务教育新政。

  4月18日,北京正式发布了“京版”的《2014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在解读文件时,明确表示,在本市实施了近10年的“共建生”入学方式将正式取消。

  “共建生”是具有北京特色的一项入学方式,所谓共建,就是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为了满足员工子女入学,通过单位赞助钱或物的方式,与知名中学建立“共建”的关系,共建单位的子女不用通过考试,可直接入读这些学校。

  而李婷是通过购买商品房的形式与开发商、学校签订合同,确保自己的孩子可以进入到名校就读,这种模式在北京又被称作“大共建”。

  对于“共建生”入学模式的取消,官方给出了如下解读:随着国家对基础教育投入增加,特别是对义务教育全面保障的实现后,学校也不再需要通过与资源单位合作来解决办学困难,随着国家对义务教育整体投入扩大,从学校办学条件,到教师工资绩效等都实行了国家全面保障,“共建”这一入学方式已经没存在的意义。

  “共建的时代使命,已经完成。”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说。

  针对政府的逻辑,李婷不那么认可。6年前她买下这栋价格不菲的住宅时,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就读于与楼盘一街之隔的某所知名小学。而且,开发商在合同中跟这所小学有“共建协商预订”的条款,并在教委做了备案。

  “开发商的大共建,当时购房时就承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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