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法

司马法

司马法

司马法(司马法)

《司马法》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兵书。相传是司马穰苴所写，但到了西汉后渐失传。

是我国古代重要兵书之一。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汉代对《司马法》评价很高。武帝时，“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位秩比博士”。(见苟悦《申鉴·时事篇》)司马迁称道《司马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见《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司马法》共一百五十五卷。东汉以后，马融、郑玄、曹操等人的著作中，都曾以《司马法》为重要文献资料而加以征引，据以考证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军制。晋唐之间，杜预、贾公彦、杜佑、杜牧等人，也多以《司马法》为立说的根据。可见《司马法》当时仍具有军事权威著作的声誉。宋元丰中(公元1078-1085年)把《司马法》列为《武经七书》之一，颁行武学，定为将校必读之书，其重视程度，也不减晋唐。迄至清代，姚际恒、龚自珍等人，疑为伪书。但对他们所质疑的问题，详加考查，显然根据不足。(参见兰永蔚著《春秋时期的步兵·〈司马法〉书考》中华书局出版) 《司马法》流传至今已两千多年，亡佚很多，现仅残存五篇。但就在这残存的五篇中，也还记载着从殷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古代作战原则和方法，对我们研究那个时期的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汉书·艺文志》说："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司马"作为职官之名，在殷墟的甲骨刻辞中还未出现，而起于周代。所以，《司马法》应是周代的兵法著作。宋陈师道说："所谓古者《司马兵法》，周之政典也。"王应麟说："古者《司马法》，即周之政典也。"都是对的。 说明它不是专门的军事理论著作，而包括有军法、军礼、军事条例、条令等典章制度，具有军事教典的性质。因为它由"司马之法"而来，故称《司马法》。 《司马法》到战国初已经失传，所以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把司马穰苴的著作也附在其中，编成《司马穰苴兵法》。因此，《司马穰苴兵法》既包括有古代《司马法》的内容，又有司马穰苴对《司马法》的诠释和自己的著作。 《司马穰苴兵法》至汉代已简称为《司马兵法》。司马迁说："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刘歆著《七略》，把《司马兵法》归入《兵书略》，而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则把《司马兵法》归入《礼》书一类，作《军礼司马法》，内容有一百五十五篇之多。 但在唐代，《司马法》的篇章已亡佚很多，由一百五十五篇减至数十篇。入宋以后，更减至五篇，即今传本《司马法》。 第一，《仁本》篇，主要论述以仁为本的战争观。 它把战争看成是政治的组成部分，是通过政治手段达不到目的时而采取的另一种权衡手段。所以它的战争观是："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这个战争观包括以下三个核心内容：其一，"杀人而安人，杀之可也"；其二，"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其三，"以战止战，战之可也"。它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战争的正义性问题，但强调以仁为战争之本，实质上就接触到了这个问题。 从以仁为本的战争观出发，本篇提出的作战原则是：战争不能违背农时；战争不能在疫病流行时进行；战争不能强加给有国丧的国家；战争不能在敌国受灾时发动，也不能在夏、秋两季兴兵，以爱护敌对双方的人民。这些观点，直到春秋时期，列国还有遵行的。从仁本观念出发，本篇又提出："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著名论断。表现了它既反对战争，又不忘战争准备的进步态度。这种以仁为本的战争观，实际上正是周代以王者之兵为正义之师的思想的反映。 本篇保存着一些古代的战术原则，如："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成列而鼓"，"争义不争利"等等。这些原则与宋襄公在宋、楚泓之战中所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不鼓不成列"精神是一致的。它反映在西周及其以前的时代，交战双方采用大方阵作战，队形呆板笨重，转动不灵，只需一次攻击，胜负即已分清。保持队形严整的一方总能战胜队形不整的另一方，而战胜者也只要求对方屈服，不以争城争地为目的。到了春秋时，由于诸侯兼并和争霸战争的频频发生，这些战术原则就成为了过时的东西。宋襄公在泓之战中墨守成规，坚持"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等"古之为军"的原则，既不能依据变化了的形势，采取新的战术，又反对司马子鱼的正确建议，结果导致兵败身亡，遭到时人的批评。 最后，本篇指出：在先王"圣德之治"时代，没有战争。在贤王"亲制礼乐法度"的时代，战争用来征伐不义的国家。到了王霸时代，变乱纷起，才用战争来惩罚犯有"凭弱犯寡"、"贼贤害民"、"暴内陵外"、"野荒民散"、"负固不服"、"贼杀其亲"、"放弑其君"、"犯令陵政"和"外内乱，禽兽行"等各种罪行的诸侯国家。能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战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是一个进步。 第二，《天子之义》篇，综论军事教育的各种法则。 开篇即提出，凡贤明的君主，不使用未经军事教育的士卒作战。军事教育的内容主要有：贵贱等级观念；人伦道德规范；认识朝廷礼法与军中礼法的区别；树立不夸功、不争功的思想；以服从军令为核心的赏罚原则。 通过回顾历史，本篇论述了有虞氏与夏、殷、周三王时代战前动员、武力使用、军事赏罚、兵器的配备和战车、旌旗、徽章等制度的不同特点。 在治军原则上，《司马法》既反对治军过于严厉，又反对治军没有威严。主张恰当地使用民力、畜力、任用官吏和有技能的人。尤其在用人上，要善于选择、启用有德行、有道义、服从命令而又善良的人，要坚决排斥奸邪、残暴、武断专横以及恃勇逞强的人。 在作战原则上，主张舒缓地进攻，徒不趋，车不奔，保持严整的战斗队形，即使追逐逃敌，也不可逾越战斗行列。因为军队的稳固性，正在于行列的整齐性。使用人、马不得过力，进攻速度也不可以超出命令的规定。这些古朴的战争观念和战术原则，反映周代早期的战争还保存着较多的原始性质。本篇还指出，将士在朝廷和在军队要表现出不同的气度。在朝廷要温文尔雅，谦虚谨慎；在军中则要勇猛果决，体现出礼与法、文与武相辅相成的精神。 接着，论述军中赏罚的起源。认为有虞氏不赏不罚，是至德之世。 夏有赏无罚，是至教之世，殷罚而不赏，是至威之世。周代有赏有罚，是德衰之世。提出军中的赏罚，宜于快，以便迅速起到教育士卒的作用。大捷不赏，培养将士不夸功的美德；大败不罚，培养将士勇于承担责任的美德。 最后提出，要让服役的士卒得到充分休息。这也是以仁为本的战争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定爵》篇，统论为进行战争而作的政治、思想、物资、军事和利用自然条件等各种准备以及阵法运用的原则等。 从政治准备上说，有确定军中的爵位，制定赏罚措施，颁布治军原则与教令，征求各方意见，根据人心动向制定作战方略。 人才、法纪、宣传、技巧、火攻、水战、兵器是军中七政，要努力搞好，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荣誉、利禄、耻辱、刑罚是军中的四种法纪，要将士严格遵守。 仁爱、信用、正直、统一、道义、权变、专断是治理军中乱政的原则，要运用得当。凡军中的规章制度，都要依据广大士卒的要求来制定，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经反复执行形成"法规"。 凡军中法制，要使人能接受，要清楚严明，要雷厉风行执行，树立法制权威。要规定军中各等级服制，并用颜色区别，坚决禁绝百官服制混乱。在军中，执法要"专"，不服从法纪者要制裁，从将军到士卒，上下都要"畏法"。 从思想准备上说，是统一军中意志，使士卒的意志统一到将军的意志中去。军令不统一，军中有"不服、不信、不和"以及玩忽职守、猜疑厌战、分崩离析、推诿责任等现象，都是战争的祸患。而骄傲、畏惧、吵闹、犹豫、做事反复等则会破坏军威，要坚决制止。在军中，一切都要服从将帅指挥，将帅调动士卒应像以手调指那样自由。这样的军队才是具有战斗力的军队。 从物资准备上说，要"阜财"，即广集资财，特别是利用敌国的资财。达到"众有有，因生美"，即民众富足、国力充沛。 从军事准备上说，要"右兵"，即重视兵器的运用，了解"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的特点，充分发挥"长以卫短，短以救长"的作用。 要训练军队，熟练掌握"攻战守、进退止、前后序、车徒因"的各种战法，以便临机制敌。要演练阵法、布阵：行进时行列要疏，战斗时行列要密。兵器使用要多样配合，士卒要训练有素。上下遵守信义，军中指挥信号系统，即金鼓旌旗等要鲜明，号令不得随便改动。要对全军进行作战教育："作其气，发其政"，即鼓舞士气，颁布纪律。教育要和颜悦色，言辞恳切，利用士兵的畏惧谈戒律，利用士兵的愿望谈事功。教育他们进入敌境要控制有利地形，按分派的职份完成任务。 从利用自然...

仁本

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故仁见亲，义见说，智见恃，勇见身，信见信。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战也。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下大恺，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 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终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时合教，以为民纪之道也，自古之政也。 先王之治，顺天之道，设地之宜，官司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国辨职，以爵分禄，诸侯说怀，海外来服，狱弭而兵寝，圣德之治也。 其次，贤王制礼乐法度，乃作五刑，兴甲兵以讨不义。巡狩省方，会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之时，而危有功之君，徧告于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祷于后土四海神祗山川冢社，乃造于失王。然后冢宰征师于诸侯曰：“某国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师至于某国，会天于正刑”。冢宰与百官布令于军曰：“入罪人之地，无暴圣祗，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既诛有罪，王及诸侯修正其国，举贤立明，正复厥职。 王霸之所以治诸侯者六：以土地形诸侯，以政令平诸侯，以礼信亲诸侯，以礼力说诸侯，以谋人维诸侯，以兵革服诸侯。同患同利以台诸侯，比小事大以和诸侯。 会之以发禁者九。凭弱犯寡则眚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陵政则杜之。外内乱，禽兽行，则灭之。

天子之义

天子之义必纯取法天地而观于先圣。士庶之义，必奉于父母而正于君长。故虽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 古之教民，必立贵贱之伦经，使不相陵。德义不相逾，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故德义不相逾。上贵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则无求，无求则不争。国中之听，必得其情，军旅之听，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从命为士上赏，犯命为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既致教其民，然后谨选而使之。事极修，则百官给矣，教极省，则民兴良矣，习惯成，则民体俗矣，教化之至也。 古者，逐奔不远，纵绥不及，不远则难诱，不及则难，陷。以礼为固，以仁为胜，既胜之后，其教可复，是以君子贵之也。 有虞氏戒于国中，欲民体其命也。夏后氏誓于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殷誓于军门之外，欲民先意以行事也。周将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 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杂。殷义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尽用兵之刃矣。 夏赏于朝，贵善也。殷戮于市，威不善也。周赏于朝，戮于市，劝君子惧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 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 戎车：夏后氏曰钩车，先正也；殷曰寅车，先疾也；周日元戎，先良也。旗：夏后氏玄，首人之孰也，殷白，天之义也；周黄，地之道也。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龙，尚文也。 师多务威则民诎，少威则民不胜。上使民不得其义，百姓不得其叙，技用不得其利，牛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谓多威。多威则民诎。上不尊德而任诈匿，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贵用命而贵犯命，不贵善行而贵暴行，陵之有司，此谓少威，少威则民不胜。 军旅以舒为主，舒则民力足。虽交兵致刃，徒不趋，车不驰，逐奔不逾列，是以不乱。军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绝人马之力，迟速不过诫命。 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故在国言文而语温，在朝恭以逊，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问不言，难进易退，在军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车不式，城不上趋，危事不齿。故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 古者贤王，明民之德，尽民之善，故无废德，无简民，赏无所生，罚无所试。有虞氏不赏不罚，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赏而不罚，至教也。殷罚而不赏，至威也。周以赏罚，德衰也。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罚不迁列，欲民速规为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赏，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则不骄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让之至也。大败不诛，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过，下苟以不善在己，必远其罪。上下分恶若此，让之至也。 古者戌军，三年不兴，覩民之劳也；上下相报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则恺歌，示喜也。偃伯灵台，答民之劳，示休也。

定爵

凡战，定爵位，著功罪，收游士，申教诏，询厥众，求厥技，方虑极物，变嫌推疑，养力索巧，因心之动。 凡战，固众，相利，治乱，进止服正，成耻，约法，省罚，小罪乃杀，小罪胜，大罪因。 顺天、阜财、怿众、利地、右兵，是谓五虑。顺天奉时，阜财因敌。怪众勉若。利地，守隘险阻。右兵，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见物与侔，是谓两之。主固勉若，视敌而举。 将心，心也，众心，心也。马、牛、车、兵、佚饱，力也。教惟豫，战惟节。将军，身也，卒，支也，伍，指姆也。 凡战，智也。斗，勇也。陈，巧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废其不欲不能。于敌反是。 凡战，有天，有财，有善。时日不迁，龟胜微行，是谓有天。众有有，因生美，是谓有财。人习陈利，极物以豫，是调有善。人勉及任，是谓乐人。 大军以固，多力以烦，堪物简治，见物应卒，是谓行豫。 轻车轻徒，弓矢固御，是谓大军。 密静多内力，是谓固陈。因是进退，是谓多力。 上暇人数，是谓烦陈。然有以职，是谓堪物。因是辨物，是谓简治。 称众，因地，因敌令陈；攻战守，进退止，前后序，车徒因，是谓战参。 不服、不信、不和、怠、疑、厌、慑、枝、拄、诎、顿、肆、崩、缓，是渭战患。 骄傲，慑慑，吟旷，虞惧，事悔，是谓毁折。 大小，坚柔，参伍，众寡，凡两，是谓战权。 凡战，间远，观迩，因时，因财，发信，恶疑。作兵义，作事时，使人惠，见敌静，见乱暇，见危难无忘其众。 居国惠以信以信，在军广以武，刃上果以敏。居国和，在军法，刃上察。居国见好，在军见方，刃上见信。 凡陈，行惟疏，战惟密，兵惟杂，人教厚，静乃治。威利章，相守义，则人勉。虑多成则人服。时中服厥次治。物既章，目乃明。虑既定，心乃强。进退无疑见敌无谋，听诛。无诳其名，无变其旗。 凡事善则长，因古则行。誓作章，入乃强，灭历祥。灭厉之道：一曰义。被之以信，临之以强，成基一天下之形，人莫不就，是谓兼用其人。一曰权。成其溢，夺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内。 一曰人，二曰正，三曰辞，四曰巧，五曰火，六曰水，七曰兵，是谓七政。荣、利、耻、死，是谓四守。容色积威，不过改意。凡此道也。 唯仁有亲。有仁无信，反败厥身。 人人，正正，辞辞，火火。 凡战之道：既作其气，因发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辞。因惧而戒，因欲而事，蹈敌制地，以职命之，是谓战法。 凡人之形；由众之求，试以名行，必善行之。若行不行，身以将之。若行而行，因使勿忘，三乃成章，人生之宜，谓之法。 凡治乱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五曰义，六曰变，七曰专。 立法，一曰受，二曰法，三曰立，四曰疾，五曰御其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宜无淫服。 凡军，使法在己曰专。与下畏法曰法。军无小听，战无小利，日成，行微曰道。 凡战，正不行则事专，不服则法。不相信则一，若怠则动之，若疑则变之，若人不信上，则行其不复。自古之政也。

严位

凡战之道，位欲严，政欲栗，力欲窕，气欲闲，心欲一。 凡战之道，等道义，立卒伍，定行列，正纵横，察名实。立进俯，坐进跪。畏则密，危则坐。远者视之则不畏，迹者勿视则不散。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位逮徒甲，筹以轻重。振马躁，徒甲畏亦密之，跪坐、坐伏，则膝行而宽誓之。起、躁，鼓而进，则以铎止之。衔枚、誓、糗、坐，膝行而推之。执戮禁顾，噪以先之。若畏太甚，则勿戮杀，示以颜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职。 凡三军：人戒分日；人禁不息，不可以分食；方其疑惑，可师可服。 凡战：以力久，以气胜。以固久，以后胜，本心固，新气胜。以甲固，以兵胜。凡车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轻胜。 人有胜心，惟敌之视。人有畏心，惟畏之视。两心交定，两利若一。两为之职，惟权视之。 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故战相为轻重。 舍谨甲兵，行慎行列，战谨进止。 凡战，敬则慊，率则服。上烦轻，上暇重。奏鼓轻舒鼓重。服肤轻，服美重。 凡马车坚，甲兵利，轻乃重。 上同无获，上专多死，上生多疑，上死不胜。 凡人，死爱，死怒，死威，死义，死利。凡战，教约人轻死，道约人死正。 凡战：若胜，若否。若天，若人。 凡战：三军之戒，无过三日；一卒之警，无过分日；一人之禁，无过瞬息。 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执略守微，本末惟权。战也。 凡胜，三军一人，胜。 凡鼓，鼓旌旗，鼓车，鼓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齐。 凡战，既固勿重。重进勿尽，几尽危。 凡战，非陈之难，使人可陈难，非使可陈难，使人可用难，非知之难，行之难。 人方有性，性州异，教成俗，俗州异，道化俗。 凡众寡，既胜若否。兵不告利，甲不告坚，车不告固，马不告良，众不自多，未获道。 凡战，胜则与众分善。若将复战，则重赏罚。若使不胜，取过在己。复战，则誓以居前，无复先术。胜否勿反，是谓正则。 凡民，以仁救，以义战，以智决，以勇斗，以信专，以利劝，以功胜。故心中仁，行中义，堪物智也，堪大勇也，堪久信也。 让以和，人以洽，自予以不循，争贤以为人，说其心，效其力。 凡战，击其微静，避其强静；击其疲劳，避其闲窕；击其大惧，避其小惧，自古之政也。

用众

凡战之道，用寡固，用众治；寡利烦，众利正。用众进止，用寡进退。众以合寡，则远裹而阙之；若分而迭击，寡以待众；若众疑之，则自用之。擅利则释旗，迎而反之。敌若众，则相众而受裹。敌若寡若畏，则避之开之。 凡战，背风，背高，右高左险；历沛历圮，兼舍环龟。 凡战，设而观其作，视敌而举。待则循而勿鼓，待众之作；攻则屯而伺之。 凡战，众寡以观其变，进退以观其固，危而观其惧，静而观其怠，动而观其疑，袭而观其治。击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袭其规。因其不避，阻其图，夺其虑，乘其惧。 凡从奔勿息，敌人或止于路，则虑之。凡近敌都，必有进路，退必有反虑。 凡战，先则弊，后则慑；息则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 其慑书亲绝，是谓绝顾之虑；选良次兵，是谓益人之强；弃任节食，是谓开人之意；自古之政也。

作者

根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司马穰苴，春秋末期齐国人。原来姓田，名穰苴，曾领兵战胜晋、燕，被齐景公封为掌管军事的大司马，后人尊称为司马穰苴。

历史

《司马法》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的礼类，称《军礼司马法》，共计155篇。汉朝以后，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该书多有散佚，至唐代编《隋书·经籍志》时录为3卷5篇，列入子部兵家类，称为《司马法》，即今本《司马法》3卷5篇的原型。此书受到历代兵家及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汉武帝曾"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任，秩比博士。"司马迁称该书"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北宋元丰年间，《司马法》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作为考试武臣、选拔将领、钻研军事的必读之书。由于《司马法》年代久远，散失严重，所以对于该书的真伪、成书年代、作者等问题，历代学者均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特别是明清以来，辩伪成风，《司马法》成了一部争议极大的兵书。有的认为《司马法》是一部伪书；有的学者认为史书中的《司马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司马法》、《军礼司马法》是几种不同的书；有的认为今本《司马法》可分为两部分，前两篇为古《司马法》，后三篇为《司马穰苴兵法》。当前，国内学者一般认为今本《司马法》不是伪书，历史上的《司马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军礼司马法》均包含于《司马法》之中。作者为司马穰苴及其追论者。尽管由于该书亡佚严重，155篇仅存5篇，内容不全，但它仍具有很好的军事思想和很高的军事价值。 论述范围 《司马法》论述的范围极为广泛，基本涉及了军事的各个方面；保存了古代用兵与治兵的原则，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出师礼仪、兵器、徽章、赏罚、警戒等方面的重要史料。此外，还有很丰富的哲理思想，很重视战争中精神、物质力量之间的转化和轻与重辨证关系的统一。对于人的因素、士气的作用非常重视。 “武经七书”之一 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战国初齐威王令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并附春秋时齐国大将司马穰苴兵法于其中，故又称《 司马穰苴兵法》。《汉书·艺文志》著录《军礼司马法》155篇,入礼类。《隋书·经籍志》著录《司马兵法》3卷,司马穰苴撰，入子部兵书类，其后各史志和目录书多因袭此说。今本3卷,5篇,为《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另有逸文60余条，1600多字。唐魏徵将其部分内容收入《群书治要》。宋刻《武经七书》本为现存最早刊本。流传至今的各种注解本与翻刻本见于著录者不下四五十种。

战争观

《 司马法 》按战争的目的，把战争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大类。认为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诛暴扶弱的战争是正义的。所以,为安人而杀人,杀之可也；为爱其民而攻其国，攻之可也；为止战而战，虽战可也。为扩大疆土或夺取财货、恃国之大而凌辱小国之民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兴兵作战要“以仁为本”，若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而危有功之君的无道行为，天子即可集结诸侯各国出兵征伐，并制定了在九种情况下出伐的禁令。强调发动战争应以保护人民的利益为前提条件,“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在对敌政策问题上，提出“入罪人之地，无暴神祇，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把战争“罪人”和一般兵士相区别，同时主张优待俘虏，对其伤者进行医护。不主张侵犯敌国民众的利益,要求军队在进入敌区后，严格遵守纪律,以求得敌国民众的同情与支持。这是中国最早关于对敌政策和群众纪律的论述。 备战、慎战是《 司马法 》战争观的一个重要思想。它认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恺，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强调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每年借春秋两次大规模的围猎活动进行军事操法训练和检阅，以示全国上下不忘战并随时准备应战。在强调备战的同时，又强调“国虽大,好战必亡”,要备战，但不可好战。

治军思想

《司马法》认为，“治国尚礼，治军尚法”,二者有着根本的区别,“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治军尚法的首要问题是严明赏罚，书中列举夏、商、周三代赏罚制度的异同，并详细论述治军立法的各种要则，强调申军法、立约束、明赏罚是治理军队的关键所在。《司马法》中含有大量的军礼内容，大体可分为：出军制赋，军制(含车兵、步兵编制及兵器配备)，出师(含时令、宜社、造庙、事由、目的、军中职事等)，旌旗，鼓，徽章，誓师，校阅蒐狩,献捷，献俘，军中礼仪，禁令，军威，赏罚，止语，等等。这些军制、军法内容的规定，体现了以法治军思想。在将帅修养方面，提出“仁、义、智、勇、信”五条标准。强调德才兼备，智勇双全，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敬则慊，率则服”。要谦让、严明、果敢、负责、不诿过、能为人表率，这样，才能使军队做到有礼有节，勇猛善战。 《司马法》的战争指导思想是建立在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基础之上的。它强调对战争要全面考察，做到“五虑”，即顺应天时，广集财富，人和，地利，兵器精良。战前既要周密计划，战中又要通达权变，注意侦察、洞悉敌方情况变化，对不同的敌人采取不同的打击方法。要善于从众寡、轻重、治乱、进退、难易、固危、先后、息怠、强静与微静、小惧与大惧等各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中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在此前提下决定作战策略。强调轻重是相互为用、可以转化的，要善于相宜而用，转变力量对比，取得对敌优势。对敌观察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做到“击其微静，避其强静；击其倦劳,避其闲窕；击其大惧，避其小惧”。武器配备要长、短、轻、重、锐、钝相杂，使之各发挥其特长而相互弥补其不足。对军队运动时休息与否、何时休息、休息时间长短诸问题也应掌握得恰到好处，“息则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其慑”等。 《司马法》一向受到统治者、兵家和学者们的重视。它所阐述的以法治军的思想和具体的军法内容，为其后各时期制定军队法令、条例提供了依据。历朝论证周代军制和注解古籍者对《司马法》多所称引。宋代以来，该书被列为武举应试的经典之一，传播更加广泛。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其泥古保守的思想则不可取。

《司马法》是我国历史上颇多争议的一部兵书。关于其作者与成书的年代等都有不同的看法。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西周时，王室设有大司马一职，职掌军事，《司马法》就是司马论兵的兵书。这个司马是谁，如今已无从查考。古《司马法》早已亡佚，到战国时，“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司马法》原有一百五十篇，可惜的是后来大部分遗失了，现只存五篇。 《司马法》在汉代具有崇高地位，汉武帝“置尚武之官，以《司马法》选位，秩比博士。”司马迁评论道：“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意，如其文也，亦少褒矣。”东汉以后，《司马法》被奉为兵学权威著作。宋元事中被列为《武学七书》之一，规定为将校必读之书。但是，到了清代，姚际恒、龚自珍等人认为今本《司马法》完全是伪书。这个看法过于偏激。我们认为，今本《司马法》应该看作是《司马穰苴兵法》的残本。它是战国中期的作品。 《司马法》提出了“以战止战”的战争观。《司马法》认为，进行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讨不义”、“诛有罪”。因此，对于那些能“安人”、“爱其民”和制止不义的战争，《司马法》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它提出了“以战止战”的思想。《仁本篇》说：“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为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了同于中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这就是说，只要目的是为了消除战争，借助战争这一手段是完全可以的。这实际是说，为了达到和平的目的，不妨使用武力。 这表明《司马法》并不简单、绝对地反对战争，否定战争，而且还表明了《司马法》已经揭示了战争的实质是用非常的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同时，《司马法》还提出了“天下虽安，忘战必亡”的观点。认为，如果平时忘记了战争的存在，放松战争准备工作，国家就有灭亡的危险。《仁本篇》说：“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对战争的态度：好战会导致亡国，忘战也会导致危险的局面。这一方面是对穷兵黩武行为的批判，也是对偃武修文，麻痹大意思想的警告。所以，《司马法》不是简单地反对战争或者赞同战争，而保持着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

军队治理

《司马法》认为，要“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这很重视军事教育的作用，认为：“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在教育内容上，强调简明扼要，“教极省”，并提出“六德”，即礼、仁、信、义、勇、智来教育和培养民众、军队，六德以时合教”。《司马法》也指出，治理军队与治国是有区别的，治国与治军各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故德义不相逾。”“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这是说，古时不用治国的方法去治军，也不用治军的方法去治国。如果两者相混，就会产生不好的效果。因为，治国与治军的目的不同，“故在国言文而语温，在朝恭以逊，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问不言，难进易退。在军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车不式，城上不趋，危事不齿。”意思是治国追求的是温文尔雅，治军追求的是坚决果断。

战略战术

《司马法》强调轻、重相结合的原则。“轻”、“重”在《司马法》中有不同的含义，既指兵力的大小，人数的多少，又指兵器的长短、大小等。这种轻重结合的原则体现在许多方面。在兵器的配备上，《天子之义篇》说：“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这就是说，要重视武器与重武器的结合。轻的是短兵器，重的是长兵器。取长补短，才能充分发挥各种武器的性能，取得最好的效果。《严位篇》说：“凡战……以甲固，以兵胜。”又说：“甲以重固，兵以轻胜。” 这里的重指的是坚固，轻指的是锐利。在战场上，只有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甲胄的坚固性来巩固防守，使敌人的进攻不能得手，又利用兵器的锐利来发起进攻，战胜敌人。这样，就可以很好地照顾到防守和进攻而不会出现偏颇。《严位篇》又说：“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故战相为轻重。”这里的轻、重指的人数的多少。意思是，用小部队与敌人的小部队作战可能产生危险，用大部队与敌人的大部队作战可能无功而返，用小部队攻击敌人的大部队就可能失败，用大部队对付敌人的小部队就要迅速决战。所以，大部队和小部队的相互结合，互为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在军队的指挥上，也存在着一个轻重结合的问题。《严位篇》说：“上烦轻，下暇重。”“奏鼓轻，舒鼓重”。总而言之，《司马法》强调，不论是武器配备、兵力的运用，还是军队的

军事辩证法

《司马法》的这种以轻、重来阐述军事问题的做法，正如方克在《中国军事辩证法史》中指出的那样：“《司马法》从军事领域中对立统一的矛盾诸因素中抽象出‘轻’、‘重’这一对基本范畴，是我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成就。正象老子、孙子、范蠡分别将军事领域诸矛盾归结为刚柔、奇正、阴阳一样，都是把军事思想提高到了哲学的高度，这对建立我国军事辩证法思想的理论体系，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武器装备上，《司马法》认为要尽量运用精良的武器。它还强调要团结士卒，提高士气，充分利用奖惩手段等。

局限性

《司马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它也有不可忽视的缺点，如突出仁义说教，把战争说成是仁慈的。又美化上古教化，认为周不如商，商不如夏，夏不如虞，以至把战争看成是“德衰”的结果等等。 《司马法》一方面强调以“仁”治军，宣扬“攻其国，爱其民”；另一方面又提倡将军对士卒“小罪乃杀”，军中要“政栗”、“位严”，带有明显的以法治军的烙印。而以“仁”治军与以“法”治军则代表两种不同的军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