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的“原罪”-论卡夫卡的犹太文化渊源

【内容提要】卡夫卡的“原罪”观主要是来自于犹太文化传统。犹太教的“原罪”论与基督教的不同，体现了两个宗教信仰体系之间的差异。卡夫卡主要在家庭生活中形成了犹太化的情感心理结构。对于人的本质、人的历史和世界图像的理解，两个宗教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卡夫卡对于自身的犹太文化底蕴的自觉有1个逐渐明晰的发展过程。

【关键词】卡夫卡/原罪观/犹太性/犹太文化/基督教文化

【正文】

卡夫卡遗著的1位编者艾里希·海勒指出：“(卡夫卡的)作品在整整1个时代里都是1个谜。”[1] (P177)其原因就在于卡夫卡作品的多义性，甚至无解性。人们对他笔下的人物何以会有如此行状，或者何以遭此罪孽的缘由，往往深感困惑与惘然：1方面，卡夫卡笔下的“K们”与生俱来的罪性似乎都明明白白，另1方面，我们却无从为其定性和解释。追根溯源，关键在于卡夫卡为其笔下人物进行定位的“原罪”观，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中的“原罪”说，两者间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卡夫卡的“原罪”观，主要是来自于犹太文化传统。“卡夫卡关于原罪的理解，映现出1种犹太人的关于人的本性、他与世界的联系和他跟上帝的关系的理解方式。”[2] (P91)

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把西方文化视为“两希”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进而把“犹太——基督教文化”视为1个整体性的文化体系；而作为犹太教与基督教教义核心之1的“原罪”之说，又同是源自《圣经·旧约》中的《创世记》，所以人们更是忽略了两者间实质上存在的根本差异。事实上，基督教与犹太教的产生背景、流传方式、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大不相同，故而这两大宗教1系列宗教理念及其相关的体悟、解读及思维的方式，特别是关于“原罪”的理解与体验，自然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和尖锐对立的。

两千年前作为犹太教1个分支教派的

基督(教)运动，源起于西元纪年之前发生于犹太民族中的“弥赛亚运动”。当时的犹太教先知和祭司为了激励备受亡国离散之磨难的犹太民族，便到处宣扬，大卫王的1个后裔将会作为“人子”，肩负着上帝的嘱托来到人间，以“受膏者”(即“弥赛亚”)的身份，帮助犹太民族重建1个人间“王国”。部分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犹太人则开始宣称，他们那个教派的领袖、拿撒勒的耶稣就是上帝之子，就是“弥赛亚”(希腊语即“基督”)。这1说法显然危及着耶路撒冷犹太教上层祭司贵族们的权势和威望，所以他们协助罗马帝国犹大行省总督彼拉多逮捕了耶稣，并把他钉上10字架处死。耶稣的追随者们却将耶稣进1步神化，称其死后第3天便已神奇地“复活”了；并把耶稣被钉上10字架“受难”之举，解释为是在替人类始祖的后代们进行赎罪的神圣“事件”。耶稣的“肉身成道”，改造了人类的“原罪”属性，人们的灵魂才有可能在死后获得拯救，通过“末日审判”，重返“天国”。1场本来意在促使犹太民族进行文化自救的“弥赛亚运动”，至此却演变为1场遍及整个罗马帝国版图、并深入到各受压迫民族的普世性的“基督教运动”。

耶稣被钉上10字架受难这1宗教、历史的“事件”，在两大宗教之间种下了世代相传的夙怨，“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告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上帝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当年保罗对其门徒如是说(《圣经·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犹太人大离散的遭遇则被认为是“由于犹太人拒绝过去的1个弥赛亚而受的对于民族的天罚”。[3] (P190)罗素也曾说：“基督教对同时代的犹太人早就抱着敌对态度。公认的见解是上帝曾和先祖、先知等圣者讲过话，预言基督的来临；但基督降世后犹太人却不承认他，因此须把他们视为恶者。”[4] (P403)其实这夙怨之源在于两大宗教信仰体系在深层次上的严重对立。这种对立固然与耶稣殉难“事件”直接相关，其中重要的并不在于耶稣是否遇难，或者说这1“事件”是否属实，而是在于基督教教义围绕着被神话化的耶稣殉难“事件”，生成了1个与犹太教截然不同的信仰体系。

公元325年基督教世界性主教大会上制定了“尼西亚信经”，标志着基督教运动确立了自己的信仰体系。尽管基督教把犹太教的《圣经》也放在自己的《圣经》里，以示其承认了与犹太教的承继关系。然而，“旧约”(Old Testament)与“新约”(New Testament)的区分则表明，虽然“基督教并不是犹太教的否定，却是以犹太教为虚影的实体”[3] (P208)，把犹太圣教史淡化为1种间接性的文化背景。其中特别强调了，由于耶稣殉难“事件”，希伯来人的先祖亚伯拉罕与上帝所缔结的“契约”已经“陈旧”过时了；从西历纪元开始，神人之间形成了1种全“新”的契约关系。人子耶稣被钉上“10字架”受难，以“肉身成道”代替人类赎还了因始祖“偷吃禁果”而招致的属于全体性的那部分“原罪”，此后凡信奉“基督”的人只需通过禁欲来清赎那些属于个体性的“原罪”，其死后的灵魂就能经过“末日审判”，重返天堂。基督教“新约”把犹太教信仰的(犹太)民族性特征改变为普世性与个体性的同时，也置换了“原罪”的实质涵义：犹太教强调的是原罪之“举”(偷吃禁果之行为)，基督教则突出原罪之“欲”(偷吃禁果之冲动)。由于“原罪”重心的变化，人的“赎罪”方式也会有所不同，这意味着神——人间新的关系的建立，这就是基督教的“新约”。根据“旧约”，人之赎罪重在规约人的行为，所以犹太教特别强调恪守“律法”的重要性；依据“新约”，基督徒主要是忏悔与禁“欲”；同时由于耶稣的以身作则，示范了1种“赎罪——获救”的经典模式，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现实生命的存在只属于禁欲“赎罪”阶段，而“获救”并重返天国，只能是生命“死亡”之后的事。原先犹太教中作为对于“原罪”最严厉的`惩罚形式“死亡”，对于那些执迷于“原罪”、背弃“律法”之人，上帝所施行的最严厉的惩治，就是将其“治死”，从“挪亚方舟”所遭遇的泛滥了40天的大洪水(《旧约·创世记》)，到西奈山下所颁布的“摩西10诫”(《旧约·出埃及记》)，都表明人的违背诫命之罪将直接招致死亡。而到了基督教信仰里，死亡不仅与“原罪”脱钩了，而且还成了德行之人“成圣”之旅。这在犹太教信仰中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在“《旧约》中记载的犹太人的圣教历史，是1部充满负罪感的苦难史，祖先和国人对上帝的不诚始终像梦魇1般笼罩在犹太人头上，形成了1种比基督教的‘原罪’意识(因人类祖先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而获罪)沉重得多的原罪感。”[5] (P115)人们认可“原罪”的前提，就是对于“死亡”的恐惧，否则人们或许无须在意“原罪”了。正是基于这1理解，卡夫卡才如此说：“我们之所以有罪，不仅是由于我们偷吃了知识之树的果子，而且也由于我们还没有吃生命之树的果子。有罪的是我们所处的境况，与罪过无关。”[6] (P11)

人们或许以为，卡夫卡的箴言只是其灵感偶得，与犹太教信仰不期巧合，因为大量事实表明，卡夫卡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西方化”了。卡夫卡生活在1个欧洲犹太人纷纷被同化和改宗的时代，而且他对19世纪末兴起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表现得极为冷淡，尽管自己的密友马克斯·勃罗德也是这1运动的积极推进者。勃罗德曾“试图改变卡夫卡，使他认识到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必要性，结果是徒劳的”，两人唯1的1次争吵就是为此发生的。[7] (P112)早年的卡夫卡对于犹太文化，特别是对犹太教很不虔敬，他后来坦诚地承认：当时“只要我在教堂里……在那漫长的好几个小时中我不停地打呵欠和打瞌睡……”[8] (P263)卡夫卡的文学作品，包括他生前发表的和身后由马克斯·勃洛德整理出版的，其中基本上没有出现过“犹太”字样；他对希伯来语知之甚少，直至1917年他才让人教他学习这种语言，因为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才似乎对犹太文化传统产生了兴趣。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卡夫卡与犹太文化应当是1种相当疏离的关系。所以西方有学者曾断言：“他(卡夫卡)1直保持着做1个(犹太世界的)局外人”。[9] (P5)

表面上看卡夫卡确实已经非常“西方化”：自称是“标准的西方犹太人”，在学校里接受的是西方文化传统的教育；在生活或创作中，操持的就是德语。然而，我们不要忽视犹太家庭生活对于他情感结构的塑型和思想性格的根影响。1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延续和承继，主要是通过社会教育和家庭生活这两个渠道实现的，而对于1直处于大离散中、既无国家又无乡土的犹太民族来说，其民族文化传统所以能够顽强而完整地流传至今，根源就在于他们保持着犹太民族特有的宗教化的家庭生活模式。如果说，在西元纪年之前的犹太人比较强调“托拉”(即“摩西5经”)对于民族整体生存方式的规约和引导，那么当“大流散”成为他们短期内无法改变的生活现实时，犹太人就非常现实地对自己的(宗教)生活方式实施了重大的改造，通过1部250万字的《塔木德》，犹太人不仅把《圣经》中的教义诫命阐释得更加具体可行，而且将它与家庭生活直接融为1体，使每个人能够从最基本的家庭生活里无时无刻地受到犹太文化传统的熏陶；每个人在完成家庭角色时，其实也是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宗教使命。“犹太人信仰上帝是和家庭联系在1起的。”[10] (P16)“使犹太人得以生存下来的正是他们那种对家庭观念的挚信，在他们心目中，家庭既是体验人生的场所，又是属尽传宗接代义务的完美形式。”[11] (P18)家庭成了犹太民族传承其文化传统的最根本的方式和渠道，家庭生活与其宗教生活浑然1体。所以“Judaism并不认为自己是1种宗教，它把自己看作为由上帝与以色列立约关系而产生的教导和戒律……1种力求在道德上把每1种人类行为转变为1种同上帝进行沟通的生活方式。”[12] (P134)

[NextPage] 卡夫卡身上的犹太文化烙印，来自其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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