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岂是“考”出来的？

士生选拔和培养体制，颇有不同，大致有英国体系、德国体系和综合两者之长的美国体系。在决定哪一位候选人可以被录取为博士生这一点上，德国大学完全由导师自主决定，只要没有违规情况，他人无权干涉，颇类似于师傅收徒。英美的高校则在导师意见极为重要的前提下，提高了学术委员会意见的权重。但不管怎样，像我国实行了二十多年的这种统一考试、统一录取，将分数几乎作为录取惟一标准的博士生招生制度，并不多见。多年来，这种制度虽然进行过一些局部调整（如增加口试分数比例、适当考虑导师意见等），但并无根本性的变化。

人们曾经为这种“考”博士的体制在我国的继续存在，做过很多辩护。常被提及的理由是：中国的教育资源稀缺，需要将有限的博士生资格慎重分配，因此有必要划定统一的录取标准。但笔者实在看不出来分数决定制和博士教育资源紧缺有何必然关系。

现在很多学校限制博导每年的招生人数，有的甚至限定为一名，这与欧美国家相比，确实很少（笔者的德国博导同时指导博士生二十名以上）。此举的意图是通过限制招生人数，提高博士生培养水平，出发点是好的。但博士培养的目的是造就高级科研人才，与其他学历教育的目标有较大区别。如果考试分数最高、从而成为某位博导当年惟一博士生的那一位，恰恰并不被该导师看好，那么，双方都将度过痛苦而难熬的时光。费尽心力却无法使自己的培养意图得以贯彻，是博导最痛心疾首的事；而不被导师寄予希望的博士生，就算没有自暴自弃或是心怀不满，也极有可能在尴尬与无奈中虚度本该留下金色回忆的读博时光。

因此，在目前每位博导分配到的博士生名额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才更应该将导师是否认为候选人有培养前途，以及其学术特点、个人专长乃至性格特征是否适合在自己的指导下从事研究，作为最重要的录取条件。再辅之以学术委员会的集体意见，最终决定哪一位候选人可被录取。

有人或许会说，凭分数录取虽有弊端，但可保证公平；若将决定录取的大权授予导师与学术委员会，岂不打开了以权谋私、招生腐败之门？然而，任何制度都有它的缺点，在现行分数决定一切的体制下，不也存在考题泄露、乱打口试分数等腐败事例？

何况，我们完全可以设计一套防止博导出现招生腐败行为的制度。比如，明确统一的博士研究生硬性条件（如上述浙江大学对“科研素质”的细化）；加强学术委员会的监督作用；对于招收不符合硬性条件（如学历不符合要求、证书造假、系博导亲朋好友、学术能力明显低劣之类）的博士生的导师，任何人均可以举报；一旦情况经查证属实，要严格依法处理，将其行为公布，永远剥夺其在任何学校担任博士生导师的资格等等。

中国高等教育招生单凭分数录取的做法，被诟病久矣，却有着强大的制度惯性。我们何不从博士生的录取体制开始，为改革打开缺口？基于此，我赞赏浙江大学的勇气，并期盼他们的努力能有良好的收获。

杨继（清华大学教师、留德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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