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历史地理征文范文 第一篇
摘要:突厥的历史相对于其他民族而言比较短暂，但它的历史演变也是与其它民族一样，也有其起源、形成、发展、兴盛、衰亡的过程。它带有漫长的变迁过程。本文将从它的族源、建立xxx、内部分裂、后起发展来讲述突厥族历史地理变迁过程。
关键词：突厥 族源 兴起、 分裂 后突厥
突厥是我国古代多民族中一个游牧部族。公元6世纪兴起于新疆东北的部其后势力扩展大漠南北及中亚一带，至8世纪叶衰落，在我国和中亚活跃了近200年，对中国和世界历史发生巨大影响。突厥是我国古代北方包括三大族系，突厥就是其中一支。
一、丁零
突厥最早来源于丁零，丁零在3世纪前后与匈奴同时兴起，游牧于北海，即今贝加尔湖一带，在匈奴北边，是我国最北的一个游牧民族，在匈奴冒顿时，丁零常被南边的匈奴掳掠，沦为匈奴的奴隶，公元3世纪至1世纪多次与匈奴抗争，至2世纪，丁零已在抗匈奴中不断壮大，成为强大民族。从西汉末年开始，漠北的丁零开始有少量的人南迁或投西汉王朝，至三国时，除大部分丁零仍游牧与北海，有些丁零向西迁徙游牧于乌孙以西及康居以北，故有“北丁零”“西丁零”。至汉末魏晋期间，五胡内迁，丁零族也不例外，纷纷入塞。
二、高车
丁零在南北朝时叫高车，仍有一部分游牧于北海附近，而大部分则逐渐迁移到今土拉河以西一带，随后不断向西发展，发展成一个庞大的部族，包括很多部落。4世纪末，高车人日益强大，成为柔然和北魏的威胁，后由于北魏的不断攻击，最后不得不(除仍在贝加尔湖东部的高车外)归顺北魏王朝。随后由于柔然和呀哒对高车的军事打击以及高车统治集团内部对王位的争夺，高车力量日益衰弱，高车世系从此中绝，当时北魏已分东西，突厥代替高车这个名词出现。
三、突厥族的兴起
突厥之名最早于《周书》卷二七《宇文测传》记载西魏大统八年以前，突厥每岁于河水结冰后即来侵掠西魏北边。据此可见，突厥兴起于6世纪中叶，公元五世纪，突厥人成为柔然的种族奴隶，被迫迁居于金山(今阿尔泰山)南麓，为柔然奴隶主锻铁，被称之为“锻奴”。4五世纪后半期, 柔然汗国的被奴役部落不断发生武装起义。公元年487年, 高车十多万帐落集体西迁,经阿尔泰山, 迁到吐鲁番盆地, 建立了独立的高车王国。此后柔然和高车在阿尔泰山附近进行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拉锯战争。六世纪初, 突厥趁机脱离柔然而独立，6世纪时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遣使向西魏献方物。546年合并铁勒部5万馀落(户)， 势力逐渐强盛。552年，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率领部众大败柔然，以漠北为在鄂尔浑河流域中心，建立第一个奴隶制xxx——突厥汗国，势力迅速扩展至整个蒙古高原。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建立突厥汗国后，国至其子科罗和燕都俊斤时, 西破峡哒,东走契丹, 北并契骨, 威服塞外诸国。史称燕都侯斤为木杆可汗，当时突厥汗国的疆域“ 东自辽海(辽河下游濒海地带)以西, 西至西海里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 北至北海(贝加尔湖)五、六千里,皆属焉(《周书· 突厥传》)木杆可汗在位二十年,572年逝世, 其弟它钵可汗继之578年到579年,突厥先后发兵攻北周的幽州、酒泉, 又扰并州, 周不得已以千金公主嫁给它钵。581年隋开皇元年, 它钵可汗卒, 内部汗位的继承发生问题。它钵遗志传位于木杆可汗之子大罗便, 但为它钵另一兄长乙息记可汗之子摄图所反对, 于是立它钵之子庵罗为可汗, 大罗便不服, 出而反对, 后经国人会议决定由摄图继可汗位, 号日沙钵略可汗，突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其叔侄兄弟, 各统强兵, 俱号可汗, 分居四面, 内怀猜忌, 外示和同。最后达头联合阿波、贪汗及地勤察等各部势力，在西部宣布独立，共同反对沙钵略，588年正是分裂为东西两部, 即xxx厥汗国和西突厥汗国。
四、xxx厥汗国
突厥汗国分裂以后，xxx厥大体上以金山(今阿尔泰山脉)为界，与西突厥划分汗国原来的疆域。但是，随着两国势力的消长，所辖范围也时有伸缩。从木杆可汗统治期间553-572年，xxx厥开始迅速强大起来。560年前后，木杆打败了契丹人，势力到达了辽河西岸。突厥的沙略可汗被隋军打败后，迫于分裂形势，不得已向隋求和。沙略死后，其弟立，称叶护可汗，叶护可汗勇而有谋，在隋的支持下出击西突厥，生擒阿波可汗。不久叶护在西征中中流矢死，xxx厥发生内讧，族人拥立雍虞闾，即都蓝可汗。587年，xxx厥都蓝可汗即位，隋文帝支持突利反叛，599年突利奏隋朝言都蓝可汗，欲攻大同城，文帝大怒派遣六名总管分道出塞讨伐都蓝可汗发兵攻打都蓝可汗，突利与西突厥联盟消灭都蓝可汗，双方大战于长城下。但突利失败，兄弟子侄被杀，部落溃散。突利可汗等五人骑马南逃，由长孙晟陪同，朝见隋文帝，隋文帝立刻隆重迎接突利,承认他的可汗地位，并让他在河套地区做隋的盟邦，xxx厥自此分裂。一直沿传到颉利可汗，颉利可汗承袭父兄余荫，兵马强盛，在原隋义成公主与其堂弟杨善经以及王世充使者王文素等人怂恿之下，颉利欲奉杨政道以伐唐，恢复隋朝，为此经常入寇中原，使中原的百姓痛苦不堪，高祖时期，由于刚建国，大局不稳，实力弱，对颉利一直妥协退让。至李世民时期，唐朝出现繁荣，于是意图击退颉利，624年，xxx厥可汗颉利利用中国内战带来的混乱，骑着马率领着他的骑兵队伍对帝国都城长安进行威胁。唐太宗被迫设疑兵之计，亲率臣下及将士隔渭水与颉利对话。颉利既见唐军军容威严，又见太宗许以金帛财物、与之结盟，乃领兵而退。(“渭水之盟”) 贞观三年(629年)秋，唐太宗命李靖率李世绩、柴绍、薛万彻，统兵10万，分道出击突厥。李靖出奇制胜，在定襄大败突厥，颉利逃窜，李在白道截击，降其部众五万余人。两将又督兵疾进，大破敌军，颉利西逃吐谷浑，途中被俘。时值当年三月，xxx厥灭亡
五、西突厥汗国
西突厥的始祖室点密又击败了柔然残部阿瓦尔人，将其逐往伏尔加河一带，并派军追击。因此功绩，室点密被封为西部可汗，名义上受东部总可汗的管辖，实际上取得了独立地位。最终取得完全独立的是室点密之子达头可汗, 西突厥达头达头可汗是一位极端残暴的人，在582年至584年间，他摆脱了中原的威胁，自己称汗，自从突厥分裂后，东、西突厥再也没有重新统一，并且在大部分时间内，二者之间确实是处于敌对状态。在xxx厥首领都蓝死时，西突厥达头可汗再次试图利用xxx厥人的混乱使他们降服，以便建立起他对蒙古地区和突厥斯坦的统治，实现突厥人的重新统一。601年，他威胁隋朝都城长安;602年进攻受中国保护的突利可汗。但中国的政策是在暗中进行活动。603年，一支西部的主要部落铁勒族突然反叛达头。达头的势力大大削弱，逃往青海避难，从此销声匿迹(603年)。达头的王国瞬时瓦解了。在达头之孙射匮可汗的统治之下又强大起来。射匮可汗广开疆土，东起金山西到西海诸国都在他的统治之下，汗庭建在龟兹北面的三弥山。弟统叶护可汗进一步扩张势力。征服了东北方的铁勒部，在西南方又重申了对吐火罗地区和巴克特里亚的统治，并取得了对塔里木盆地部分地区的霸权这是西突厥最强盛的时期， 贞观初年，统叶护被伯父所杀，西突厥内部变乱迭起，贵族争立。唐太宗灭了xxx厥汗国，接着又着手瓦解西突厥，把注意力转向西突厥。651年，阿史那贺鲁自立为沙钵罗可汗，建牙帐在双河(今新疆博乐、温泉一带)和千泉，总领十姓部落，控制西域各国，进攻唐朝的庭州等地。657年，唐朝派苏定方等征讨西域，俘获贺鲁，西突厥灭亡。后突厥灭亡，阿史那家族完全丧失了草原的统治。
六、第二突厥帝国再起——后突厥
东西突厥汗国都灭亡后, 朔方处在唐的支配下达五十年之久, 唐朝统治下的突厥各部基本上稳定。但由于朝廷常征调他们东征西讨，渐渐引起突厥群众不满，特别是一些民族上层人物滋生了复国思想。
历史地理征文范文 第二篇
阮元对中国古代地理学思想多有承续，他把清代地理学名家的理论融冶于一炉，形成了独特的地理学理论和思想，成为乾嘉道时期地理学的代表人物。
1．着眼于民生实用，体现经世致用精神。明末清初，史家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地理学传统，他们强调研究历史地理要与国家政治、民生相结合，阮元继承了这一传统。阮元撰著的《广东通志》就对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尤加重视，进行重点阐释，其中《舆地略》、《山川略》、《关隘略》、《建置略》、《经政略》、《前事略》就达116卷之巨，占全书的比重最大，并延请颇富名望的学者从事撰述，力求反映民生。《舆地略》19卷，含疆域图、晷度、分野、气候、户口、风俗、物产，延请受阮元赏识的番禺人崔弼负责撰写，谢兰生对崔弼的《舆地略》颇有微词，不得不煞费周章订正崔氏的错讹遗漏之处;《建置略》22卷，含城池、廨署、学校、坛庙、津梁，由方东树负责撰写。谢兰生《常惺惺斋日记》记载:“阅方植之所纂《建置略》:《城池》三本、《廨署》一本、《庙坛》一本、《学校》一本、《梁津》一本，此四本俱广、韶、惠三府而已。”［1］嘉庆二十五年一月二十一日由于是名家精心结撰之作，所以方东树负责撰写的《建置略》受到总纂谢兰生的高度评价。总纂谢兰生负责《海防略》、《关隘略》的主纂，并负责对《舆地略》、《前事略》进行校定。
2．历史地理研究特别强调实地调查的重要性。文献资料固然重要，但在历史地理研究中仅靠文献史料远远不够，它需要从实地调查中寻找第一手资料补证文献史料的不足，态度严谨的历史地理学家在治学过程中都比较注意文献资料之外的实地调查。顾炎武在撰著《历代宅京记》时，特别重视实地调查。《历代宅京记》共20卷，阮元在《历代宅京记》卷首叙言中提到:“先生撰《肇域志》未成，其稿本散出四方者，双行夹注，颇难雠校。至《郡国利病书》，流传虽多，然强半为抄手割落，而四库书中又仅列之存目，民间无从是正。唯此本《宅京记》为先生族裔孙顾竹楼所藏，王树畦同年携以示余，厘订修整，具有条理，不似《肇域志》之烦矣。”［2］阮元序该书条理清晰，史料丰富，考证精审，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阮元为顾炎武《历代宅京记》作叙时称:“宁人顾氏，崎岖南北，所考山川、都邑、城郭、宫室，皆出自实践。当先生盛游之时，尝以一骡二马载书自随，所至扼塞，即呼老兵土民，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2］阮元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书评价甚高，指出《历代宅京记》“上起伏羲，下讫于元，仿雍录《长安志》体例，备载其城郭宫室、都邑寺观及建置年月事迹”，“征引详核，考据亦颇精审。盖地理之学，炎武素所长也”(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68)。阮元负责编纂的《广东通志》也特别重视实地调查。《广东通志•金石略》由仪克中和曾钊合作编纂，仪克中负责采访碑刻，曾钊负责考订。《粤东金石略》凡九卷(附《九曜石考》二卷)，由乾隆年间翁方纲遍涉岭南，多方稽究，编纂成书，按当时的地域分类，记载金石名称、地点、年代及撰书人名、字径、行数题跋等，是广东历史上第一部金石学著作。该书因是首创之作，在著录粤东金石方面存在很多错谬，“仪墨农、曾勉士订翁覃溪《粤东金石略》，错谬甚多”［1］嘉庆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为此，仪克中多次到粤东实地调查，考订该书的讹误。如《龙龛道场铭》，在罗定州龙岩，《粤东金石略》未著录。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六月十八日，两广总督阮元派仪克中到龙龛岩访古，并拓下石刻，后将该刻收入《广东通志•金石略三》中，可以说正是仪克中的努力，才使此铭为世人所知。它是广东现存年代最早的摩崖石刻，也是岭南年代最早的石刻，并且是广东现存文字最多的一块古碑，是了解唐代历史及文字学研究的珍贵史料。曾钊对仪克中实地勘察的精神极为钦佩:“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今相国仪征公节制两粤，延方闻士修广东志。以君为探访，缒幽跻险，剔苔扪碑，多翁学士《金石略》所未著录者。”［3］567仪克中的实地考察保证了《广东通志•金石略》史料的严谨，再加上曾钊的严密考订，使得《广东通志•金石略》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谢兰生对此极为赞服:“墨农访金石及唐宋石刻甚多，皆前人所未收者，加以勉士考订数次，此志书当以《金石》一门为冠。”
3．重视图表的价值和作用。清朝通志的编纂特别强调地图的重要作用，谢启昆誉修、胡虔主撰的《广西通志》，对地图的作用十分重视，其《叙例》说:“图之为用，视书尤切，文字易传，绘事难效，书存图亡者十之九，而图学相传之法，亦于是遂废。”(谢启昆等《广西通志•叙例》)《广西通志》十分注重郡县沿革的考证，特设郡县沿革表，列于总目之首，博引史志及专家之书，详加辨析考订。阮元亦十分重视图经的价值和作用，他说:“古人不曰志，而曰图经，故图最重。宋王中行等广州图经不可见矣，今则一县一州为一图，沿海洋汛又为长图，按册之，灿然为毕著也。”［4］卷8重修广东通志序阮元的《广东通志》所有绘图均出自番禺人李明澈之手，阮元对其地图学成就非常倾慕，力邀其入志局负责绘图，经其手共绘制舆地图106幅，包括省图1幅，府、直隶州、厅图16幅，散州县图89幅，其中府县地图的绘制对明晰地了解山川水道有重要的作用。《海防略》一门，除了详论广东海事、各路关防要塞、攻防战守诸事，特附海图20幅，海图描绘精细、准确，炮台分布历历在目，又以文字说明各军事要点，这种图、文结合的绘图方法将广东海域的地理、军事形势一览无余地揭示出来，使人一目了然，参考价值极高［5］。阮元对“图说”一门十分重视，他认为，地理以“图说”为先，采用“地图注记式”的方法，说明一邑之内的地理形势，图文并茂，直观生动。“自古史传，人事与地理相为经纬也……《图说》者，以一邑分四乡，以四乡分都图，每一地保所管之地绘为一图，周回径直不过二三里耳。图内为说，曰东西南北至某处有某山，与何处相连，有某水、某路，自某处来，自某处去，所管之地有某村、某桥、某庙、某墓，聚十数地保之图即成一乡，聚四乡即成一邑。一邑之图说，须以数十纸计，而城池、廨宇、街巷更在此外，此所以为图经也。”
因此，他建议《扬州府志》专立“图说”一门，并亲自绘《雷塘地保图》1幅，刻印了100张送给伊秉绶。他还撰写《云南黑水图考》一文，篇末附图1幅，阮元在图中标明盘江由粤西入南海，礼社江由交址入南海，澜沧江由南掌入南海，三江既入南海，即是黑水，用图标示起到左图右史的效果。阮元重视地图的思想受到戴震的影响，阮元在历史地理撰述中亦重视史表的价值和作用，认为史表是地理著作之经纬，史表的价值在于可以化繁为简，对复杂的历史记载起到明晰、晓畅的功效。在地志编纂实践中，他主张仿《唐书•宰相世系志》的办法设立《氏族表》，他说:“一县之中，必有大家旧族、新贵儒门，以此为主，而收其族。凡内官翰、詹、科道以上，外官道、府、镇、协以上由科甲出身者，皆以其姓氏立表，首叙先世迁徙之表中详载各房名字，自生员以上皆附见于表，即如江都、甘泉、仪征之耿氏、唐氏、杨氏、常氏、郑氏、秦氏、许氏、阮氏，兴化李氏，高邮王氏，宝应刘氏、乔氏，泰州宫氏等族，各以宰相、九卿、勋爵、督抚等官家自为谱，余皆借而次第辑成表稿。”［4］卷8阮元竭力提倡修氏族表，对地方志而言，谱牒可以为地方志提供重要史料，其见解和章学诚有相通之处。章氏亦认为:“夫比人斯有家，比家斯有国，比国斯有天下。家牒不修，则国之掌故何所资而为之征信耶?”(章学诚《文史通义》卷6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这种认识在阮元总纂的《广东通志》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广东通志》表分郡县沿革表(卷3－卷9)、职官表(卷10－卷62)、选举表(卷63－卷81)、封建表(卷82)，其中郡县沿革表、职官表都是延请名家编纂的，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就。吴兰修(1789—1839)，字石华，广东梅县松口人，阮元赏识其才，任命他为“学海堂”第一任学长，曾纂修广东《封开县志》(10卷，道光十五年刻本)，梁廷枬在《粤秀书院志》中也有提及:“适开通志局，先生与焉，《沿革》门其手纂也。”［6］252郑灏若，字萱坪，番禺人，拨贡生，著有《榕屋诗抄》、《四书文源流考》等。汤贻汾与吴兰修、郑灏若都有密切往来，在羊城形成岭南文化的交流圈，“公在羊城数年，多文字交，有谢澧浦、张南山、李芸甫、吴石华兰修、仪墨农克中及刘朴石、三山张墨池、磬泉郑萱坪、黄香石、苍压孟华墀、叶云谷、麦南村、马德隅、曾竹屋、陈仲卿诸先生”［7］528。这些人在阮元幕府和广东通志局有着重要的影响。1821年，学海堂冬课题为《四书文源流考》，课后阮文达尝令侯康与周秩卿孝廉，郑萱坪明经，胡稻香茂才同辑四书文话［8］卷7。由郑灏若负责撰写《职官表》，内容最为详尽，密而不猥，疏而不漏，纵横经纬，词约意丰，谢兰生对其评价甚高，日记说:“郑萱坪所撰《职官表》甚佳，不亚石华之《沿革》。”［1］道光二年十月二十九日阮元重视图表的思想受到清代方志学代表人物戴震和章学诚的深刻影响。戴震认为方志的核心在于考察地理沿革，“志之首，沿革也”［9］488。他还十分重视地图、沿革表，“地图及沿革表，志开卷第一事也”［9］489，“县境图表最紧用”［9］486。戴震的这些思想在阮元的地理学思想中都有很明确的体现。阮元总纂的《广东通志》职官表也受到章学诚的志书思想的影响。章学诚对此论述极详:“今为人物列表，其善盖有三焉……今于传删人物，而于表列帝王，则去取皆宜，永为成法。其善一也……兹于古人见史策者，传例苟无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几密而不猥，疏而不漏。其善二也……传无可著之实，则文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则义无屈抑。其善三也。凡此三者，皆近志之通病，而作家之所难言。故曰:方志之表人物，将以救方志之弊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卷7)正是因为设置人物表有重要的意义，所以他推崇在方志编纂中适当采用人物表，其修志思想对阮元《广东通志》职官表有重要影响。
阮元在历史地理学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组织编纂的《云南通志稿》是精心杰作，他对同时代人编纂的历史地理著作的评价体现了他的独到的眼光和认识。1823年，龚自珍为阮元撰《六十寿序》，对阮元的史学成就评价甚高，重点突出他在历史地理学方面的贡献，其文曰:“公(阮元)又谓读史之要，水地实难，宦辙所过，图经在手。以地势迁背，班志、李图不相袭，以目验获者，桑经、郦注不尽从。是以咽喉控制，闭门可以谈兵，脉络毗联，陆地可使则壤，坐见千里，衽接远古，是公之史学。”［10］226龚自珍对阮元学术特色的把握是非常到位的，揭示出阮元衽接远古的史学成就。《云南通志稿》是以阮元为主，组织学士通儒编纂的历史地理学杰作，是地方志中的翘楚。《云南通志稿》上起秦汉，下迄道光朝，卷帙宏富，内容详瞻，全书216卷，总目13，子目68。从总体来看，篇目分类合理，编排有序，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可以说是志书中的上乘之作。该书于1826年延揽王崧为总纂，总理通志之事，一直到1835年修毕，前后共9年修成。在该书的编纂过程中，因为阮元入京述职，云南巡抚伊里布接替阮元出任主修，王崧与分纂黄严和李诚对修志的旨趣和志书的编排意见不合，遂托病辞去总纂之职，关于此事赵联元在《续云南备征志》中有记载:“王乐山先生崧，应总督阮文达公聘总纂《省志》，视旧志为宏富。成书强半矣，文达述职入京。巡抚伊里布公，不学人也，分纂黄岩?李诚，驳杂而坚僻，每与乐山(王崧)龃龉，巡抚复右之。于是乐山托嫁女，辞归，不复来。”［11］136正是因为巡抚和分纂的排挤，王崧辞归，这对《云南通志稿》的修纂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阮元修撰的《云南通志稿》具有自己鲜明的风格。其一，他认为，中国古代方志编纂的详近略远原则值得商榷，他说:“详近略远，志书通弊，考志书备一方掌故，若详近略远，考古者不可为典要，何用志为?况四部载籍具在，悉心考订，自不至大有渗漏，蹈详近略远之弊。今自三代以迄本朝，综汇数千载，详加考订，期免漏略，不敢草率塞责，其不可考者仍缺之。”［12］凡例通志编纂的目的是备载一方掌故、典章制度和人物，从存史的角度而言，搜讨古代文献更难，价值也更大。如果采取详近略远的编纂方法，势必会使古代许多重要史事、制度和人物难以载入，由此会使编纂的方志价值大打折扣。《云南通志稿》编纂古今并重，在有关云南地方历史文献方面尤加重视，这也保证了它在云南地方文献方面的重要价值。其二，修志要做到繁简适宜。史书繁简问题是历史编纂中十分重要的问题，作为地方通史的《云南通志稿》特别注重繁简得宜的编纂原则。
云南作为边疆地区，有必要特设子目《边裔》，来记载边疆民众与邻国交往所发生诸事。《贡献》与《方言》两个子目的设立，更突显边疆志书所特有的内容。在《秩官》一门中，《土司》占6卷之多，之所以用6卷篇幅写土司，是因为土司在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从忠实地反映云南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有必要详写。《云南通志稿》书成以后，备受学者青睐，王先谦曾寄信给缪荃孙，高度评价此书，信中说:“阮文达以滇督内召，晚年荣遇极矣。其学问，滇人不甚尊尚，所撰《云南通志》刻已成书，公自名曰《通志稿》，实宝书也。妪(王先谦)典滇试时，强携以行。山川一门，缺云南府下，竟不可得。心念中华区域，郦元所不能详者，惟滇南为最。文达水地之学，旷古无俦，滇人不知。盖其时限于僻陋，非后来比。”［17］46王先谦赞扬该书旷古无俦，足见他对该书学术价值的认可。治云南地方史颇著名的方国瑜评价该书说:“体例整瞻，详略适当。《滇省通志》今存者十，此为最善之本。盖前此修纂，惟取旧《志》略为删补，而未重加编纂，惟是书用力最勤，非奉行故事可比……故其门类多仍旧贯，而搜录事迹，称引条举，多足征信。且各门互注，少有复出歧异之弊，较之前志为丰实，其层序亦井然可观，他省通志如此完善者，未获数观。”［18］68作为乾嘉道时期水地之学的代表人物，阮元深受传统历史地理学思想的影响。他评价前贤和同时代人的历史地理著作主要从直觉和经验出发，忽视对历史地理原理的探讨，这就使他的历史地理学思想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如他评论《舆地纪胜》，阮元称该书“体例谨严，考证极其赅洽”，又说，“南宋人地理之书，以王氏仪父象之《舆地纪胜》为最善……足以接武(《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两书”［19］阮序。《舆地纪胜》仿《水经注》之例，于每州府之后，列碑记、图志之目，以南宋庆元建置为纲，详述166个府州的府州沿革、县沿革、风俗形胜、景物、古迹、官吏、人物、仙释、碑记等，诚如阮元所，说体例明晰，考证严谨，是南宋地理书的代表作。他对焦循十分称赞，在其所撰《扬州北湖小志》的序中说:“扬州周回百里中水地，古迹、忠孝、节义、文学、武事悉载于是，是地出灵秀，特藉孝廉之笔，以传斯地之事也”［4］扬州北湖小志序，推许焦循“学识精博，著作等身，此书数卷，足觇史才”［4］扬州北湖小志序。再如他对金棨《泰山志》的评价，他从史家三长的角度对《泰山志》的评价准确、到位。嘉庆十三年(1808年)，泰安知府金棨修《泰山志》刊行。此书“经始于乾隆已卯(1795年)，告成于嘉庆戊午(1798年)”，作为研究泰山的重要典籍之一，为史地学者所推重。阮元对该书评价较高，他说:“今休宁金太守棨，本聂钕《泰山道里记》、《金石记》、朱孝纯《图志》，而广征典礼，博采贞珉，作《纪》三卷，《图》一卷，《志》十卷，《记》五卷，《叙录》一卷，总为二十卷。经始于乾隆乙卯，告成于嘉庆戊午。余喜得其书而尽观之，序述赅备，体例谨严，兼史家之三长，考地理于千古，善乎!何异以古今为经纬，为岱宗勒成一史乎?”［20］780阮元深得历史地理学的精髓，评价该书体例谨严，才、学、识三长兼具，推为历史地理学的杰作，足见他对其著作的赏识。阮元作为历史地理学的代表人物，他对前人和同时代人史地学的评价，一方面反映他本人深厚的史地学素养，因而其评价往往能洞中肯綮;另一方面，经过阮元的倡导，在当时的学术界形成了一股历史地理考证、边疆史地研究的热潮，对当时学风的转换和经世思潮的勃兴有着重要的意义。由此，阮元作为史地学领导者的地位衽接千古，以启方来。嘉道时期的学风对阮元地理学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他沿用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并结合嘉道时期的地理学思潮作了一些有价值的改造，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我们在肯定阮元历史地理学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他的历史局限性，即他对西方地理学的思想持怀疑和排拒的态度，这势必会影响阮元地理学思想的转型。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东来后，西方地理学思想传入到中国，从而使传统的天运地处观念面临严峻的挑战。阮元排拒西方的地理学思想，他说:“古推步家，齐七政之运行，于日躔曰盈缩于月离曰迟疾，于五星曰顺留伏逆，而不言其所以盈缩、迟疾、顺留伏逆之故，良以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
故但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此古人立言之慎也……乃未几而向所谓诸轮者，又易为椭圆面积之术。且以地球动而太阳静，是西人亦不能坚守其前说也。夫第假象以明算理，则谓为椭圆面积可，谓为地球动而太阳静，亦何所不可。然其为说至于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畔道，不可为训。固未有若是甚焉者也。”(阮元《畴人传•蒋友仁传》)中国古代地理学是以经验为重，对理论少有兴趣，阮元亦秉持这种观念，所以他推崇“但言其当然，而不言其所以然者之终古无弊哉”。他的这种不去探寻地理原理和规律的思想窒碍了他的地理学视野，从这样的地理观念出发，他对地球说竭力否定，认为此理论“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叛道，不可为训，固未有若是甚焉者也”。可见，他的地理学成就限于配合沿革地理的记录、考证，涉及到自然地理的记述比较少，更缺乏有关地理规律的探索和追寻。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否定阮元的地理学成就，而是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客观公正地评价他的功绩和不足。
历史地理征文范文 第三篇
摘要：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是中国移民史上的大事件，它对四川地区的方方面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就这一事件简要叙述鄙人的浅见，希望有助于人们深入认识明末清初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对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有所帮助。
关键词：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影响。
一：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背景
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历史大背景是明末清初人口大锐减。《四川通志》载：“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在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一场大浩劫。在这个地域上，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之中：1639年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入川，1644年第二次入蜀后建立大西xxx，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军一起攻向起义军，次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阵亡，使川人死亡过半;1647至1650年，明军内部争权夺利，战火不断;1650至1659年，张献忠余部孙可望、刘文秀进入四川，在川北与清军激战;1660至1664年，清军镇压义军，搜捕明军残余分子;1673至1680年清军平西王吴三桂叛乱，攻入四川，其叛军与清军的“三藩之乱”历时七年。这些战争持续达三十多年，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 明末清初旷日持久的战乱，使四川社会经济遭受空前的摧残和破坏，人口凋敝。清初四川巡抚张德地在上任途中见所过州县境内人户“非数十家，或十数家，更有止一二家者，寥寥孑遗，俨同空谷”[1]。川东地区亦饱受战乱蹂躏，“各属尤空旷，草蓬蓬然植立，弥山蔽谷，往往亘连数十里无人烟[2]”以致地方大小官员纷纷上奏:“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可耕之民，招民开垦，洵属急务”[3]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不断地轮番拉锯厮杀，尸横遍地，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
二：清政府对“湖广填四川”采取的对策与移民热潮。
清朝初年，四川由于受战争影响人口锐减，但四川素有天府之称，土壤肥沃、水资源充沛，适宜于农业发展，因此吸引了大量的移民。迁入四川地区的人口主要来自湖南、湖北、广东、福建、 江西等地。
对于向四川移民，清政府是积极鼓励的。xxx在移民政策上给予了进川移民极大的优惠。一是社会地位的确认和保证。康熙十年，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 [4]。二十九年，“定入籍四川例。时四川民少而多荒地，凡他省民人在川垦荒居住者，即准其子弟入籍考试” [5]。二是经济上的实惠。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给为永业”[6]。辟土地起科年限一缓再缓，先是“准令五年起科”，后来又宣布早地十年起科，水田六年起科。[7]这一点对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推动力，于是他们蜂涌入川。
清朝中期是移民的热潮，尤其是康熙和雍正时期。康熙二十九年“定入籍四川例”明文规定：“四川省民少而荒地多，嗣后流寓之民情愿在川省垦荒居住者，永行禁止。[8]即在移民迁入四川后，不得再随意迁出。雍正时，仅潮、惠二府和嘉州进川人户，“一县之中，虽少亦有千人。以有入川人民各县计之，不下万余。[9]”这些迁出地区由于土地贫瘠、人多地少，当地农民不得不远走他乡，寻找出路，而土地肥沃、人烟稀少的四川自然就成了他们的首选之地。据甘汝来说，“潮、惠二府，嘉应一州，所属各县，或系层岩叠峰之区，或系海边斥卤之地。此两府一州属生齿最繁，田畴甚少，耕佃资生之民，终岁劳苦，止供输租，不敷口食，所以，一闯川省田土肥美，欣然悦往”[10]湖南、湖北到四川的移民也很多。从乾隆八年(1743)到十三年(1748)，包括广东在内的湖南人户，“由黔赴川就食者共二十四万三千余”[11]。
三：“湖广填四川”对四川人口的影响。
(一)人口大幅增长，劳动力增加。
移民涌入，加上人口的自然增长，四川人口的数量增长很快，到乾隆中期，平原地区已移民的大量涌入，加上人口的自然增长，四川人口的数量增长很快，到乾隆中期，平原地区已经出现人口过剩的迹象，“昔之蜀，土地为忧，今之蜀，人满为患”[12]。从乾隆十四年至嘉庆二十四年的70年间，四川的人口从250余万增长到2560余万，增长924%，至道光三十年，四川人口超过江苏，跃居全国首位，一直保持至今。通过移民，四川地区地广人稀的状况得到缓解，人口大幅增加，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得以顺利进行，四川从新变的繁荣起来，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人们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二)改变的川东地区的人口构成。
大量的移民迁入川东，形成“土著绝少”“客民尤多”的鲜明特色，极大地改变了川东地区的人口构成，其中，尤以湖广移民所占比例最大。严如煌《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云:“(川东)民多外省搬人，而湖广之人尤多;”道光《夔州府志》卷16《风俗》亦载:“夔郡土著之民少，荆楚之众多”，甚至有“楚之风俗即夔之风俗”之说。当然，也存在着湖广移民分布较少的地区。如川东北部的阆中、达县等县移民就以陕西人为多。这是因为毗连陕西及湖广移民在向南北扩散的过程中呈递减规律分布的缘故。
湖广移民究竟在川东移民中的比例为多少呢?一些县志中的《氏族志》给我们提供了相当有价值的材料。民国《云阳县志》卷23《族姓》收录了178个大姓家族，迁自湖广者有121家，占75%;民国《合川县志》卷9《士族》记载外省移入107个氏族，湖广籍为80家，同样占75%，如果保守一点估计，川东地区两湖移民所占比例在70%左右。无庸置疑，湖广移民是川东移民的主体，“湖广填四川”也绝不仅仅是一句民间传说，而是证据确凿的历史事实。
四：“湖广填四川”对四川农业的影响。
(一)劳动力增加，土地大量开垦。
人口的大量涌入使农业发展有了充足的劳动力，山区的农业垦殖大幅增加。xxx对土地开垦采取鼓励政策，明文规定：“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垦辟土地起科年限一缓再缓，先是“准令五年起科”，后来又宣布早地十年起科，水田六年起科。这一点对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推动力，土地开垦大量增加。
(二)新农作物的推广。
四川山区恶劣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制约着对土壤肥力、光照气候、水利灌溉有不同程度要求的稻、麦、粟等传统农作物的生产，这些作物不仅产量低，而且大部分山区不宜推广种植。迫切需要新的适宜山区环境的农作物品种来代替它们。从十六世纪开始传人我国的美洲高产耐旱粮食作物玉米、番薯、土豆等迎合了这种需求。
这些品种传入后，不仅成为山区农业垦殖的主要内容，而且引起了种植业结构的深刻变化。由于玉米“种一收千，其利甚大”，番薯“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土豆亩产亦可达数十石，山民们见有利可图，纷纷放弃传统农作物品种，争相种植。]立竿见影的效益和富余的粮食又招徕更多的移民，同时刺激着人口的快速增殖。最终的结果是导致移民们更加疯狂地砍伐山林，铲除植被，一切可供开垦利用的土地几乎都种上了玉米、番薯和土豆。它们成为山区最主要的、播种面积最大的农作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移民在本地区农业垦殖的过程可以视为玉米、番薯、土豆的引种和推广的过程。
五：“湖广填四川”对四川工商业的影响。
(一) 移民促进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
在大量移民入川的人口中，许多人本来就是手工业者，他们携带先进的手工业技术入川，在四川直接作为技术工匠进行手工业活动，如铸鼓匠人等等。他们的到来无疑有利于四川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
工厂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尤以盐业的恢复和发展最为典型。盐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动因在于人口的迅速增加，人口大幅增加使得人们对盐的要求大幅增加。巴蜀地区自古就盐业资源丰富，开发历史悠久，而移民的大幅增加使得巴蜀各大盐场重新恢复了活力并有所发展，直至咸丰年间因“川盐济楚”而达到最高峰。
(二) 移民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由于移民的大幅增加，农业和手工业都逐渐恢复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商业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商业往来更加频繁，商业繁荣起来。
四川盆地素有“天府之国”之称，各种物产资源非常丰富，与外省的商业往来也比较频繁，随着移民的大量增加，商业变得繁荣起来。外省移民入川促进商业发展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其一，移民为经商而入川。随着四川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商业繁荣起来，大量的商机吸引了许多外来移民，许多外省人大多是为了经商而入川。其二，移民入川后选择经商。商业的发展使商机大量增加，许多人为了发家致富放弃了原来的工作，转行经商。其三，移民经商带动本地人经商。许多四川本地人本来只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但受外来移民和商业暴利的影响，纷纷开始从事商业活动。
总之，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六：“湖广填四川”对四川文化的影响。
“湖广填四川”也给四川地区带来了诸多的文化影响,随着“湖广填四川”，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入,巴蜀文化那种有地方特色与地域风格的文化体系受到了冲击，以前四川人的思维沉寂与定势被打破了，而融入了许多新鲜和灵气，文化从内敛性走向包容性。
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论述南方文化时说：“南方其气温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为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常达观于世界之外”，巴蜀文化亦是如此。辽阔宽广的四川盆地为中心，奇岭与秀江为点缀的地理环境犹如一个强大的磁场，长期以来积累起丰厚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底蕴。由于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温和的气候，造就了他们温顺柔和、独立谨慎的性格特点。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四川这一隅之地长期以独立的形式而存在，因此其在文化方面也体现出内敛性。但是伴随着几次重大战事的发展，四川经济出现了暂时性的窒息，大量外来人口的出现在文化层面上带来的异样冲击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同样的,移民的客家人由于要在新客居地立足，必须面对重重困难，团结互助显得尤为重要。所以，他们提倡“天下客家是一家”，要求客居他乡的同族人或同宗人精诚团结。而且信奉“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人值得十人当”，“帮来帮去,石头变豆豉”。土客文化相互影响与交融是一段接纳、包容和吸收的漫长过程，也造就了如今巴蜀地区人民团结互助、坚忍不拔、开朗勇敢的鲜明性格。
由于战乱造成的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也因为迁徙过程中的生离死别，路途艰辛，人民也开始体会到个人力量的渺小，于是原来的四川人民便和外来的移民一起，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共同推动着当地的经济复苏和发展进程。而移居的客家人从心底深处也以来自中原而感到自豪。在迁移和开发的过程中，一代又一代的客家人正是靠着自强不息的顽强意志,战胜了各种艰难困苦，建成了自己的新家园。他们一方面依赖与弘扬客家原乡文化，如“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顽强地沿用方言乡音;并按原乡的家族和宗族形式重新组织家族和宗族，民居建筑也仿效原乡的形式。另一方面恪守中华文化共有的礼乐教化，弘扬爱国家爱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巴蜀地区人民形成了颇具地方特色的“天人合一”生活理念。尊重人性、突出人的自主能动主体作用的当地文化与众神为天、众生为奴的儒家文化就像两条红线贯穿于移民后四川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各个环节。
总而言之，“湖广填四川”移民，使巴蜀地区的历史文化形成了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矛盾统一，它积极接纳和吸收外来文化，体现了巨大的包容性。巴蜀文化始终与中原文化、荆楚文化乃至全国其他地域文化保持着一种交流互动的良好联系。
综述：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是中国移民史上的大事件，它对四川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以及巴蜀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了解“湖广填四川”对与我们了解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益处，对于今天推动西部大开发也有积极意义。
[1]康熙《四川总志》卷首(张德地序》。
[2]民国云阳《涂氏族谱》卷19
[3]《清圣祖实录》卷36，康熙五年五月乙未
[4]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58,《户部·户口·流寓异地》。
[5]光绪《巫山县志》卷8,《户口》。
[6]《清朝文献通考》卷2,《田赋考》。
[7]《清圣祖实录》卷36，康熙五年五月乙未
[8]《通考·户口考》
[9]杨锡绂：《四知堂文集》卷17《奉委查办人川人民事宜禀》
[10]《甘庄恪公全集》卷7
[11]《清高宗实录》卷310，乾隆十三年三月葵丑
[12] 道光《新都县志》卷3食货、天赋。
参考文献：
[1]《四川通志》
[2]阎守诚：《中国人口史》[M].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
[3] 《清圣祖实录》卷87
[4] 《清朝文献通考》
[5] 《通考·户口考》
[6] 《皇请奏议》卷24、25
[7] 《皇朝经世文编》
[8] 杨锡绂：《四知堂文集》卷17
[9]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58
[10] 《甘庄恪公全集》卷7
[11] 康熙《四川总志》
[12] 道光《新都县志》卷3
历史地理征文范文 第四篇
【内容提要】干旱地区的沙漠化主要发生在内陆河流下游，沙漠化过程的途径主要有就地起沙、风蚀绿洲、流沙入侵、洪积物掩埋绿洲4种， 前两者最重要。由于绿洲水资源的移动和重新分布而导致绿洲的转移过程，并不一定意味着绿洲的缩小或消失；只要大的气候环流形势和流域的总水量无大变化，则其绿洲总面积就不致发生大的改观，沙漠化土地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逆转的。
【关 键 词】沙漠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河西走廊
沙漠历史地理学是我国著名学者、业师侯仁之院士奠基开创的一门新型学科[1]。这一学科研究历史时期干旱、 半干旱（含部分半湿润）地区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经营活动，破坏其原有的脆弱生态平衡，使原非沙漠地区出现了以风沙活动为主要特征的类似沙质荒漠环境退化的过程及其产生的机制。土地沙漠化是人类面临的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有必要探究其形成的历史过程和产生的根源，因此沙漠历史地理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
1沙漠化发生的地域
据笔者的实地调查，河西走廊历史时期的沙漠化过程主要出现在内陆河流下游，特别是范围较大的成片沙漠化区域更是如此。内陆河流中游亦可见沙漠化土地，但分布较为零星，且范围较小。面积达1 000km[2]的民勤县西沙窝一地，原为汉唐时期的一片古绿洲， 即位处石羊河下游，盛唐以后演变成沙漠。今地表景观为，在遭受严重风蚀的古耕地上散布着成片的半固定白刺灌丛沙堆，间有少许裸露的新月形沙垄，其间废弃的渠堤、阡陌遗迹断续可辨，并散落陶片、砖块、钱币等汉唐遗物。这片茫茫的沙丘中还残存数处沙井文化遗址和三角城、连城、古城、文一古城等多座古城废墟[2]。古绿洲的东部即为现代民勤绿洲， 其东北约10km为石羊河古终端湖-猪野泽的遗迹[3]。面积约1 200km[2] 著名的古居延-黑城绿洲，即位处黑河下游的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这是一片汉至元代的绿洲，今地表景观为连片风蚀古耕地遗迹与吹扬灌丛沙堆、流动沙丘相间分布，早已干涸的古渠道时断时续，历历在目。其间残存K710城（汉）、K688城（汉）、乌兰德勒布井城（F84，汉）、 温都格勒日格城（K749，汉）、马圈城（K789，唐）、绿城（汉）、破城子（A8，汉）、黑城（K799，西夏、元）等多座古城址。古居延泽位于古绿洲东北部的居延洼地，残存6条呈平行环状的古湖岸堤[4]。面积达650 km[2]的金塔县东沙窝古绿洲，即位于讨赖河-北大河下游， 亦唐代以后沙化。其地遍布高约2～4m的白刺灌丛沙堆和柽柳灌丛沙堆， 间有新月形沙丘和流动沙梁，沙堆沙丘间古耕地成片出露，遗迹清晰。古绿洲上留存数处火烧沟文化遗址和西三角城、西古城、三角城、下长城、破城、黄鸭墩城、下破城、北三角城、西窑破庄等10余座汉唐古城址，并有较多古陶窑分布[5]。再如，马营河摆浪河下游古绿洲、 芦草沟下游古绿洲、石油河下游古绿洲等莫不如此。不独河西如此，塔里木盆地边缘等干旱地区古绿洲沙漠化区域亦呈现出这种分布规律。如著名的楼兰古绿洲即位于孔雀河下游、精绝古绿洲位于尼雅河下游、喀拉屯古绿洲位于克里雅河下游、安的尔古绿洲位于安的尔河下游等。
古绿洲沙漠化区域多出现在河流下游，其原因在于下游地区位处绿洲尾闾，水资源状况较差，易受水量变化的影响，且地当盛行风向（偏北风）前冲，干旱、大风等灾害性天气的作用较烈，又多与流沙、盐碱地、戈壁等相间分布，甚至被沙漠切割包围，其生态环境的潜在不稳定性很强，因而沙漠化过程易于被激发活化，在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方式作用下易于向荒漠演替。故此防治沙漠化的重点应放在绿洲下游地区。
河流中游亦有沙漠化区域，但其范围较小。如张掖xxx黑水国xxx古绿洲即位于黑河中游绿洲腹地，唐代以后发生沙漠化，面积仅约30km[2［5］]。又如地处石羊河流域中游的武威市高沟堡一带，清代后期发生沙漠化，面积约45km[2［4］]。
2沙漠化过程的途径
沙漠化过程的途径或曰沙漠化作用的方式，主要有就地起沙、风蚀绿洲、流沙入侵和洪积物掩埋绿洲，其中又以前两者为最重要。沙漠化过程的途径不同，所形成沙漠化区域的地表景观形态亦各具其异。
就地起沙主要出现在河流下游成片的沙漠化区域，这里的地表组成物资以较疏松的河湖相粘土、亚粘土夹层的沙质沉积物为主，当一旦因水源不及或人为破坏大面积弃耕后，造成疏松地表直接裸露，在失去原有植被（人工的、自然的）保护的情况下，风沙活动迅速加强，其生态环境潜在的不稳定性迅速激化，以致出现吹扬灌丛沙堆或形成片状流沙地，绿洲逐渐向荒漠演化。石羊河下游的西沙窝古绿洲即是如此。今天这里所见为成片的半固定白刺灌丛沙堆，沙堆高约2～3m， 丘间距8 ～25m，白刺覆盖度30％～40％，其间亦有少许裸露的新月形沙垄。 当接近沙窝西北部边缘则白刺覆盖度渐趋稀疏，以致出现大片流动沙丘；当靠近其东南部边缘毗近现代绿洲处，因地下水状况稍好，则绵延着一条宽约1km的柽柳灌丛沙堆带，沙堆高约3～5m，柽柳覆盖度60％～70％，柽柳株高～。 西沙窝这种由东南向西北灌丛沙堆景观的逐渐变化，反映了其地下水条件的逐步恶化和沙漠化程度的加深，也表明其地沙漠化过程应是渐次由西北推向东南的。古绿洲上分布的这些灌丛沙堆及其形态的差异，往往成为历史上所发生沙漠化过程的主要标识和衡量其发生发展程度的标志。西沙窝沙漠化的途径主要即就地起沙［2］，古居延绿洲、金塔东沙窝古绿洲等的沙漠化过程亦皆如此，地表形态也大体类似。
风蚀绿洲主要出现在以粘土亚粘土为主、沙质沉积物较少的古绿洲区段，这里因故弃耕失去植被保护后，在强烈风力吹蚀下，地表被蚀成条条垄槽，呈现出以雅丹地貌为主的景观。此类沙漠化土地既可能出现在下游地表组成物资较坚硬的区段，如芦草沟下游、黑河下游若干区域，亦可能出现在中游一些区地段，如疏勒河中游锁阳城一带。敦煌与安西交界处的芦草沟下游汉唐古绿洲，南北宽8～13km，东西长约20km，总面积约180km[2]，所见弃耕地极目连片，皆呈现为遭受严重风蚀的光板硬地面，风蚀垄槽比高～。河道、堰坝遗迹明显， 并可辨出干渠、支渠之别。干渠以砂石筑堤，高出风蚀地面， 渠底宽约20m，残深～，支渠呈低槽式，低于风蚀地面～1m，底宽3 ～8m。支渠分列干渠两侧，呈较齐整的羽状排列，其间亦有稀疏的灌丛沙堆分布［6］。
流沙入侵，主要出现在古绿洲边缘临近沙漠的区段。因其周缘固沙植被的破坏，导致流沙大量侵入，遂使这些区段逐渐形成密集新月形沙丘、沙丘链的景观，或新月形沙丘与吹扬灌丛沙堆、风蚀弃耕地交错分布。此种沙漠化土地一般面积稍小，不及就地起沙和风蚀绿洲的面积大。敦煌古阳关地区、武威高沟堡、民勤青松堡沙山堡一带均属此种景况。如古阳关地区沙漠化土地约50km[2]， 新月形沙丘链呈东北－西南向（与主风向垂直）排列，沙丘链高3～8m。丘间地宽50m，暴露大片风蚀古耕地，其上散落不少陶片、铜器铁器残片、古钱币等物，当地俗称其为xxx古董滩xxx。著名的阳关遗址即在这里［5］。
洪积物掩埋绿洲，主要出现在流域上中游洪积物丰富的地段。河流出山后携带大量砾石泥沙，一旦山洪暴发河堤决口，所携洪积物倾泻于绿洲农田上，遂造成其弃耕荒芜。此类沙漠化土地亦面积较小。笔者曾查得，永昌县乱墩子滩一带弃耕地上平铺着一薄层洪积砾石层，所见轴长数厘米至十数厘米的卵石遍地撒落，阡陌遗迹历历在目，并多见明代青瓷片等物。这里原为明永宁堡的垦区，位处石羊河支流西营河近侧，因明清时破坏祁连山林木，致使其涵养、调蓄水源的能力减低，河流含沙量增大，水情趋于不稳定，终使这片绿洲被洪积物掩埋，又经风力吹蚀，细粒物资多被蚀走，只剩下较大的砾石残留地面。其发生沙漠化的时代当在明代后期（注：李并成.武威-民勤绿洲历史时期的土地开发及其沙漠化过程.北京大学硕士论文，～143）。
3沙漠化发展的趋势
近些年来，学术界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认为在干旱地区随着人类利用改造自然活动的加剧，沙漠化过程亦不断强化，沙漠化土地不断扩大，绿洲范围则日趋缩小，今天的绿洲面积较之古代已经大大蹙缩了。
众所周知，绿洲乃干旱荒漠地区水资源作用的产物，绿洲范围的大小及其盈缩变化主要受水资源多寡的制约，而水资源的丰寡又直接取决于大气环流状况；只要历史上大的气候环流形势及河流总的水量无大变化，则其所发育形成的绿洲总面积就不致发生大的改观。因而考察历史时期绿洲的盈缩演变，首先需要探讨气候干湿状况的变迁。为解决此问题，笔者曾检索整理了河西走廊2000多年来的有关气候旱涝史料，采用湿润指数公式处理分析，较系统地研究了该地区历史上气候干湿变化的概况，得出如下结论：河西历史上气候干湿曾有多次波动，但波动的幅度不大，这种波动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河西干旱缺雨的地理景观，并未动摇其干旱大陆性气候类型的基本属性［7］。本地区有关xxx流沙xxx、 xxx沙岭xxx等记载从最古的史书起直到今日一直不绝于册，即使在湿润指数最高的年代，如清代前、中期亦莫能外。既然如此，则由其决定的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水资源量及其所形成发育的绿洲面积就不致有大的变动，今天的绿洲就绝不会比古代大大缩小。
笔者曾依据敦煌文书百余卷，并经多次实地踏勘，考出唐宋时代敦煌地区曾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开有大小干支渠道百余条，从这些渠道的分布格局来看，唐宋敦煌绿洲的范围不仅没能超出今天的绿洲，而且还较今绿洲稍小［8 ］。 唐宋敦煌绿洲的最西端起自沙州城西的马圈口堰，最南端抵达沙州城南5km鸣沙山麓的神农渠； 最东南延至沙州城东20km外的官渠、三支渠尾闾；以上三端点分别与今绿洲西、南、东端点大体吻合；最北端则伸至沙州城北的北府渠尾闾，即今黄渠乡马圈滩村北部一带，尚未达到今黄墩子国有农场，较今绿洲北端蹙缩约8km。可见唐宋敦煌绿洲的范围除北部延伸不及今日外， 余皆与今绿洲相吻。
此外，敦煌城西南70km处还有一块较小的绿洲，即今南湖绿洲，唐于这里设寿昌县。当时该县开有大渠、长支渠、令狐渠等多条灌溉渠道，其分布范围亦大体和今绿洲相似。又据敦煌文书Φ.0366号记载， 当时寿昌绿洲以寿昌城为中心，南5km，东，北5km，西15km， 面积约120km[2]。而今天南湖绿洲则东西12km许，较唐代约缩短5km， 绿洲西部阳关一带和寿昌故城及其以东、东北部分地区唐代以后逐渐沙化荒弃，因而绿洲东西蹙缩；但今天绿洲则南北长达16km，较唐向北推进约6km， 唐代灌渠尚未到达的南湖国有林场以至二墩一带建国以来已被开辟利用。今天南湖绿洲总面积约130km[2]，较唐亦有所扩大。
由此可知，在千余年来人类活动的影响下，敦煌绿洲不是大大缩小了，而是有所扩大。随着今天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绿洲地表、地下水资源的较充分开采，古代人们不能利用的湖沼滩地乃至盐渍碱卤之地已部分被开发利用，绿洲的范围遂有所延展，而并非缩小。尽管今天的科技进步可使绿洲得以扩大，但由于受水资源的制约，绿洲范围的扩大又是很有限的，切不可不顾及绿洲可资利用的地表、地下水量，盲目开垦，盲目扩大灌溉，否则必然给绿洲自身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危害，植被退化、水源劣化，乃至土地沙漠化过程即会接踵而至。
另需说明，本文论及敦煌绿洲未比古代缩小，但并不意味着古今地理就没有变化。由于历史上的滥垦滥牧、过度樵采、对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等活动，曾造成某些方面的恶果，绿洲东部甜水井汉代军屯遗址和南湖阳关地区以及寿昌城的荒弃沙化即是例证。然而我们还应看到，这种沙漠化过程仅限于局部地段，并未对整个敦煌绿洲的格局造成多大改观，此处发生沙漠化，彼处又有新的土地开辟。由于绿洲总水量古今无大差异，绿洲总面积自然亦不致相去过远。在干旱地区地理上，一定的河流水量总是大体滋养、维持一定规模的绿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当然对于尽管是局部地区的沙漠化也决不应掉以轻心。
不独敦煌绿洲如此，笔者考得河西走廊其它一些古绿洲亦皆如此。如位于石羊河下游面积达1000km[2] 的民勤县西沙窝汉唐古绿洲沙漠化以来，石羊河水在其东部又逐渐形成新绿洲，这即是元明清以来渐次开发今天仍在利用的现代绿洲［9］。又如位于北大河下游面积约650km[2]的金塔县东沙窝汉唐古绿洲，在废弃沙漠化的同时，其西侧则形成了直到现今仍利用的新金塔绿洲；位于石油河、北石河下游面积约480km[2]的玉门市花海比家滩古绿洲沙漠化以来其东部又发育了新的花海绿洲；位于古昌马河下游面积约500km[2]的锁阳城古绿洲沙漠化以来其东北部该河大转弯处遂形成了新的安西河东绿洲和玉门镇绿洲；位于马营河、摆浪河下游面积约450km[2]的酒泉、高台接界处的骆驼城古绿洲荒废之际则在其上游出现了屯升－新坝新绿洲等等［10］。这些古绿洲的废弃同样并未明显引起流域总的绿洲面积的减少。
笔者还注意到，塔里木盆地边缘的一些古绿洲亦皆如此。如位于孔雀河下游的楼兰绿洲、位于尼雅河下游的精绝绿洲、位于克里雅河下游的喀拉屯古绿洲、位于安的尔河下游的安的尔古绿洲等，均是由于中、上游地位的大量开垦引灌盲目扩大垦殖而导致其下游水源不及而荒芜沙化的。
可以认为，沙漠化过程的实质是一种因人类不合理的开发经营活动引发的，由于绿洲水资源的移动和重新分布而导致的绿洲的转移过程，其转移的基本方向之一是由下游向中上游的迁移，而并非绿洲的不断缩小或消失。伴随着这种迁移，造成原有绿洲的荒废和新绿洲的出现。
4沙漠化土地的逆转
根据笔者体会，土地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能逆转的，但逆转的难易程度却因干旱地区与半干旱地区的不同而有着显著差异，有些地区的逆转殆无可能。
干旱地区自然生境严酷，雨量稀少，在天然状态下沙漠化土地的逆转很难，特别是因流沙侵入形成的沙漠化土地，沙丘流动，沙浪肆虐，自然的土壤粘化、生草过程极为困难，更无逆转的可能。如民勤县西沙窝古绿洲自盛唐以后千余年来的气候状况下从未有过多少改观。当元代以后重新向石羊河下游绿洲垦辟时，西沙窝古绿洲根本不堪复用，只能另择它处，在西沙窝的东侧另辟新绿洲，这即是今天仍在利用的现代民勤绿洲［9］。
位于黑河下游面积约1200km[2]的居延古绿洲， 以及前举金塔东沙窝古绿洲、马营河摆浪河下游古绿洲、玉门比家滩古绿洲、锁阳城古绿洲、古阳关绿洲等，其沙漠化土地形成以来，均从未有过逆转。因而对于干旱地区来说，一旦出现沙漠化过程就很可能意味着原有绿洲耕地资源的永远丧失。可见保护绿洲现有土地，防治沙漠化的发生发展，在干旱地区就显得尤为至关紧要。
与此有别，半干旱地区的沙漠化土地则较易逆转。半干旱地区降水稍多，当不合理的人为经济活动的压力一经减轻，采取必要的封育措施，在天然状态下就可能出现逆转，已形成的沙漠化土地可以向沙质草原或草原转化，如科尔沁沙地所表现出的那样（注：武弘麟. 科尔沁沙地沙漠化过程初探.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4）。如再加以必要的人工恢复措施，是其逆转的过程当会更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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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气候干湿状况变迁考略.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1996，32（4）：5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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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并成.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的调查研究. 地理学报，1998，53（2）：106～115
历史地理征文范文 第五篇
历史地理学是近年来渐渐兴起的一门显学，有关的研究文献已经蔚为大观，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却一直是历史地理学研究中一个相对薄弱的领域。1984年以前，国内关于历史地理学理论研究的论著屈指可数，除了侯仁之先生于1950年7 月在《新建设》杂志第2卷第11期发表的《“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和1962、1979年初分别在《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当年第1 期发表的《历史地理学刍议》和《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同名著作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外，似乎很难见到较有影响的论著。1984年以来，伴随着历史地理学的兴起，历史地理学理论研究的论著也日渐增多，虽然与历史地理学的其他部分相比，历史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仍相对薄弱，但与其自身相比，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现就其中一些主要成果略作介绍如下：
一、基本理论
国内学者此时的研究主要有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概述》（见《百科知识》1988年第3期）和史念海的《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因素》（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xxx年第2辑），其中侯先生的文章阐述了历史地理学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国外学者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建立所作的突出贡献，探讨了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内容，附带说明了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借用历史学和地理学方法的重要性。史先生的文章主要分析了传统历史地理学即沿革地理学的形成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社会上对于沿革地理知识的需求，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及早期舆图的出现，并揭示了历史地理学的意义和作用及其和沿革地理的关系。除此之外，阙维民《论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时间特性》（见《热带地理》1996年第4期）通过对大量西方历史地理文献的分析，借鉴西方的理论，认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历程，从科学哲学的辩证认识分析，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存在着三种对立的时间观念：（1）静态的历表时间和动态的历时时间；（2）单纯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和整个人类历史时间；（3）简单的过去历史时间和过去、 现在和未来相统一的历史时间。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具有动态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统一的历史时间观念。其时间系统包括精确时间与模糊时间、动态时间与静态时间、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等。朱士光《关于当前加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的思考》（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1999年第1期）认为当前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存在理论建设滞后的问题，已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为进一步推进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必须加强历史地理学的基础理论建设。为此，应采取以下措施：大力推进贯通人类历史时期全过程的有关环境变迁的综合性研究，深入探讨环境变迁规律；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学科特点，进一步抓好人地关系研究；努力使研究工作与制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相结合，将研究对象时间下限延至当今，同时将研究内容扩大到包括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等方面；注意吸取有关学科理论原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促进学科理论的更新与发展。
专著性的理论成果不是很多，主要有张步天的《历史地理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版）、xxx辉的译作《历史地理学——对象和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阙维民的《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一些通论性的研究专著或教材对历史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也有所总结和推进，如马正林的《中国历史地理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王育民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1990年版）、张步天的《中国历史地理》（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史念海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陈昌远的《中国历史地理简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等。
（二）理论（学科）体系张步天《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框架及若干说明》（见《地理研究》1993年第4期）一文是一篇较有新意的集大成之作，该文提出了一个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框架（共三层44项），认为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应包括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和历史地理研究两部分，从研究实践考察，后者应包括描述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地理学、应用历史地理学三大系列。显示了各研究内容之间合理的层次关系。此外他的《历史地理学学科科学体系的初步研究》（见《益阳师专学报》1995年第2期）一文除对其上一篇文章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外，还认为认识历史地理学学科体系的关键是认识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的关系，也就是历史地理学在地理学中的地位，那种把历史地理学划入人文地理学的认识是值得商榷的。在研究时限方面，赖琼《史前地理——历史地理的一个组成部分》（见《湛江师范学院学报（社）》1995年第3期）一文针对历史地理研究上限的分歧， 指出没有源头的历史地理学是不完整的历史地理学，它研究的范围应该包含史前地理（原始社会时期地理）。史前地理研究虽然困难，但可以借助其他学科如史前环境考古学的一些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技术进行研究。李令福《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辑）一文总结了有关中国历史地理学理论方面的若干问题，认为历史地理学具有区域性、演变性、结构综合性与有用于世的目的性，前三点也与构成其研究内容的空间、时间、部门（专题）三大要素相对应，其理论体系中除了包括历史自然和历史人文地理诸分支外，还应包括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地图学、应用历史地理学。
（三）研究对象苏联学者b. c热库林著、xxx辉译的《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认识发展史》（见《历史地理》第8辑）从历史地理学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探讨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其它基本理论问题。国内学者刘盛佳《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1997年第2期）一文认为历史地理学是研究文化景观（或称人文景观、历史景观）的科学，包括未经人类活动改变的自然景观、人类施加了影响和作用的自然景观与人类建造的人为景观；文化景观以人类活动为景观营力的全过程，是将时间和空间与人类活动相结合的科学，以此有别于没有人类活动营力的古地理学，时段很短的现代地理学，以及无实证而难以检验的未来地理学。
（六）研究意义及影响蓝勇《现代历史地理学给历史学的新启示》（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从世界形势及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现状出发， 通过诸多个案指出历史地理学界和历史学界应该相互交流，历史学应该借鉴历史地理学的思维模式，改变那种把自然逐出社会，把环境逐出历史的传统研究方法。与90年代初李映辉的《历史地理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见《益阳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一文形成了对照，该文从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的角度，论述了历史地理学对丰富和完善历史学科的作用。李令福《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辑）一文对此问题也有论及，文中通过大量实例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兴旺发达，不仅对孕育它成长与发展的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有重大的学科推动意义，而且对当前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具有极大的现实指导作用。
朱士光《历史地理学研究与西部大开发》（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2002年第5期）针对新世纪国家大力推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形势，指出以前我国历史地理学界老、中、青三代学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已对西部、特别是西北地区历史时期环境变迁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史实依据与理论支持。现在更是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只有发挥特点优势、完善自身理论体系、借鉴新的研究手段、加强相关学科协作，走综合研究道路，才能既推动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又能对西部大开发的宏伟事业做出应有贡献。
二、分支学科理论
（一）区域历史地理较早探索区域历史地理理论问题的是侯甬坚，他在1992年至1994年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来论述这一问题，其中《空间地理规律对区域（中国）发展过程的影响》（见《人文地理》1992年第3辑）一文认为地理学上的空间地理规律深刻地反映了自然界的地域分异特征，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有明显影响。并分析了这些规律的分项表现特点及其对区域的不同表现形式。指出纬度地带性具有连续性特点，对中国大区的表现形式是东西延伸、南北过渡；经度省性具有离散性特点，对中国大区的表现形式是沿海排布、东西互通；垂直地带性具有层次性特点，对中国大区的表现形式是高下分野、趋上发展。《古代中国的区划思想与区划实践》（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1992年第3期）总结了区域概念的用词和词义的演进，指出了古代划分不同地带的区域观点：依方位划分、依气候冷暖划分、依地形划分和依天文限度（天区）划分。分析了行政区划的三种原则：总括人口原则、行政区与自然区重合原则和便宜赋税征收原则。并大致划分了区域的类型和层次。《区域历史地理申论——构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体系的重要环节》（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
（二）历史农业地理历史农业地理学自史念海先生倡立以来，至今已成为历史地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相关的研究成果已出版了十几部，但其理论研究一直相对薄弱。王社教《历史农业地理学刍议》（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1994年第3期）是较早论及此问题的几篇论文之一。该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历史农业地理学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研究历史农业地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全面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同时也必须熟悉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农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1995年，陈国生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从学科发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理论体系等方面论述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诸多理论问题。其中《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学发展的几个理论问题》（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辑）指出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要与现代农业地理学的研究相结合，借鉴现代农业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发展系统分析和区域模型研究，同时要利用新技术，节省文献检索时间，提高研究效率。《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发展问题刍议》（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一文分析了当前历史农业地理学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如理论建设落后、研究对象不明确、研究方法陈旧等，并对今后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论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及其层次结构和理论体系》（见《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一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一定自然、 社会条件下的农业地域类型及其发生发展特征；探讨古代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和相互作用、相互包容的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对象包括人口增减、垦田盈缩、水利良窳、农作物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特征以及农业区域的形成和农业就够变迁的地理规律等。研究内容主要有土地开发和利用、历史农业生态地理、历史农业部门和作物地理、历史农业生产类型与农业生产区等方面。其层次结构从纵向看包括历史农业地理资料收集、历史农业地理具体研究、历史农业地理理论研究。从横向看与地理学、农业学、文史哲、历史地理等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其理论体系大致可划分为历史农业地理理论、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理论、历史农业地理学哲学等三大系统。此后直到2000年李令福又发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基本理论问题初探》（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4辑）一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具有农业发展的区域差异性、农业布局的变化发展性、农业生产的结构演变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
（三）历史文化地理历史文化地理的理论文章较少，20世纪90年代仅有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辑）一文，该文认为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及其不同发展阶段人类文化的各种现象和事物的空间组合与地域分异的地理特征及其变迁规律。是探讨人类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揭示当代文化现象、文化类型、文化景观和文化区域在历史上的地理背景和成因的学科。各种文化现象和事物包括各种文化和各个地区文化的起源、扩散、传播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区域的形成、伸缩转换的地理特征，文化景观的剖面结构和变迁的地理规律等。其研究内容包括文化区域的地理差异及其结构特征、历史文化景观、历史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2002年，蓝勇《对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思考》（见《学术研究》2002年第1期）一文回顾了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历史，总结了两个特点：系统的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著述不断出现，区域文化和区域文化地理的研究成果更加突出。指出了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内容上的两重涵义：一是历史文化地理的文化内涵，即文化因子，除包括学术文化分布、宗教文化分布、婚姻形态分布、俗乐区域分布、人才分布、民歌分布、民风民俗总体差异、方言外，还应包括人种体质特征差异的分布、艺文分布、丧葬分布、人类衣、食、住、行的特征等；二是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层面一是探究该地区与其地区的文化差异；一是分析本地区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并界定了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即区域内各文化因子的复原和这些文化因子产生发展的环境机理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历史文化分区研究。强调物质文化在历史文化分区研究中的地位，提出要注重历史上人类先天心理和生理对文化的影响，指明加强文化因子的复原研究、加强时间断面与文化分区的研究中的重要性，重视人才计量统计中存在的问题，提倡用新思维和新方法来研究历史文化地理，特别要注重研究者对区域文化的切身感受在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的作用。毛曦《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2002年第3期）一文与前面学者的观点基本相同，只是表述有异，他认为历史文化地理学是研究不同历史阶段各种文化现象的地域系统及其形成和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是文化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和文化史的分支学科，同时又是其中二者或三者共同构成的交叉学科，有着自己的学科体系。研究的主要内容有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历史时期的文化区域、文化传播、文化景观以及历史时期各文化要素的空间组合及其规律等。从事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要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和多种方法的运用。
（四）历史城市地理朱士光《论历史地理学对推进我国古代都城和城市研究的意义和作用》（见《西北大学学报（自）》2002年第5期）一文名为谈古都，实为对历史城市地理学理论的初步探讨。该文认为历史地理学具有“时空交织、人地关联、文理结合、古今贯通”的学科性质与特点，其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提高我国古代都城与城市研究的理论水平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古代都城研究应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揭示古代都城与城市形成、发展的地理环境特点，二、研究古代都城与城市各职能区域空间分布和组合结构状况及其在历史时期之变化。并从地理环境特点与社会变动等方面探明其原因。三、深入探索古代都城与城市之总体规制、外部形态及其和历史文化（其中包括地域文化）之关系。具体方法可运用：地理环境与城市布局复原法；微观地理特征与宏观地理形势研究法；地理环境变迁与古都、古城镇变化发展相互关联综合分析法；城市结构、形态分析与历史文化内涵开掘向结合的论述法。严艳、吴宏岐《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内容》（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2003年第2期）认为历史城市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重要的一门分支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城市，即研究历史时期城市空间组织及其演变规律。历史城市地理学的根本特性是区域性、综合性和时序性。历史城市地理学来源于地理科学和城市科学，是一门综合历史地理学与城市地理学的整合学科。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应为历史时期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历史时期城市区域空间组织（城市体系）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城市化规律、城市内部的空间组织演变（城市内部结构）规律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城市的空间组织形态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
（五）其他除以上几个方面之外，谭其骧《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见《历史地理》第10辑）、朱士光《论历史自然地理学在当前自然地理学学科体系改造中的地位和作用》（见《历史自然地理研究》1994年第1期）、 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5期）、 龚胜生《历史医学地理学刍议》（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辑）、 刘理《教育历史地理研究刍议》和李并成《沙漠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以我国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见《地理科学》1999年第3期）等论文分别对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民族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历史教育地理和历史沙漠地理的有关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另外，王守春《论历史流域系统学》（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一文提出了“历史流域系统学”的新概念。黄盛璋《论绿洲研究与绿洲学》（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2辑）提出了“绿洲学”的新概念。这些都是对历史地理学分支学科理论的新发展。
三、可持续发展与人地关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的新发展是出现了对可持续发展和人地关系的探讨。最早对此进行研究的是上官鸿南，他在1992年和1993年连续发表三篇文章《试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人地关系问题》（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辑）、《中国历史农业地理中的人地关系问题》（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辑）和《中国历史军事地理中的人地关系问题》（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3辑），初步探讨了这个问题。指出人地关系问题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基本矛盾关系充满了辩证法，正是历史地理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在农业生产中，人地矛盾主要是人口与土地环境的矛盾，影响这一矛盾的因素有：生产技术、土壤肥力、土地利用方式、作物传播、土地性质及自然方面的气候、雨量等。在军事行为中，人地矛盾主要表现为军事活动家对地理条件的灵活运用。因为战争胜负必须通过一定的地理条件才能进行，而为了取胜就必须充分利用地理条件，揭示了人在人地关系中的主导地位。2000年，赵淑玲发表《历史上人地观的演变与现实反思》（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辑）一文，对古代“天人合一”的人地观和近代“人类中心论”的人地观进行了反思，探讨了目前人地矛盾的历史原因。指出人地关系的演变经历了一个人类依赖自然、征服自然、保护自然的过程。古代“天人合一”的人地关系思想对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需要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后鲁西奇《人地关系理论与历史地理研究》（见《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一文，讨论了与历史观和历史地理研究有密切关系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人地相关论以及或然论等人地关系学说（对与此关系不大的、或者未进入科学研究领域的人定胜天论、天人合一论、人地和谐论以及近年来比较流行的生态中心主义等学说则未予讨论），揭示了地理学中的“区域”思想在人地关系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并探讨了历史地理学在人地关系研究中的地位。
人地关系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专门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较早探讨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是北京大学的xxx辉，1994年，他发表《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地理学思考》（见《北京大学学报（哲）》1994年第3期）一文， 揭开了对这一问题讨论的序幕。该文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文化、技术及自然环境的综合概念，又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实质是建立一个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和谐共处、相互协调、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关系，其任务是从发生学的观点出发，通过重建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初始状况及其历史演进序列，科学地阐述这一关系的演变过程和规律，正确地认识全球人地系统的过程和现状，揭示当今人地系统的形成和发展。这一任务也是历史地理学的任务。历史地理学即是为这一任务服务的。随后徐卫民《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历史地理学透视》（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3辑）一文认为，要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历史上的人地关系进行探讨，这正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实质。离开了对人地关系演变过程的探讨，可持续发展理论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与韩文的表达异曲同工。而毛曦《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辑）则认为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理论，是关于人地关系的最新理论。以其为指导，研究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演变，要注意到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的综合影响，注意到人类活动的积极作用及对自然环境影响的限度，注意到人对自然的正常开发与破坏之间的度的界限与量的区分，注意引入量化方法与现代地理学的科学方法，将历史地理学研究对现实的借鉴作用与意义落在实处。其中对人对自然环境的积极作用的认识，与其他学者多从消极作用论述不同，体现了人地关系研究中应持的客观态度。
总之，近20年来国内历史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某些方面还相当深入。但从总体上看，还有很多不足。特别是学科基本理论方面大多借鉴国外，缺乏自己的体系。分支理论方面要么还无人注意，要么还停留在较浅的层面。可持续发展与人地关系的研究还稍显薄弱。多数学者已认识到理论建设的问题，但不是轻视理论研究，就是缺乏思辨能力，不知如何下手。从长远来看，这种状况对学科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实践研究已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迫切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投入理论建设，有更多的成果呈现在世人面前。
历史地理征文范文 第六篇
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讨论，自20世纪30年代即已开始，“xxx”以前曾进行过热烈的讨论①，至80年代初历史地理学界对本学科的性质、任务和学科属性等基本理论问题已经取得共识。不过学术讨论一直延续到现在。大致说来，以往因学科刚刚确立而主要着重于对该学科的整体性讨论，1990年以来则侧重于各个分支学科的探索，呈现出百花争艳的场景。
谭其骧1983年就已经指出：历史地理作为一门学科虽已存在几十年，但迄今尚未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区历史地理研究还基本没有开展起来，因此这门学科无论在纵的方面还是横的方面都还有很多空白无法填补②。朱士光1999年指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滞后，不仅湮没消蚀了学科固有的理论光芒，还使学科属性与归依问题出现新的模糊认识，并且因学科今后发展的主导方向不明朗而影响到学科整体的顺利发展。有鉴于此，朱士光倡议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科特点，注意吸取有关学科理论原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进一步抓好人地关系研究，应将研究对象时间下限延至当今，同时将研究内容扩大到包括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等方面③。下面分四个方面作一初步总结。
一、地理学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这个地理环境既指自然、也包括人文地理环境，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和方法而言，它又具有历史学科的属性。所以有人说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两个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学科”④。
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着重说明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是从以往不同时代的地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今天地理上的一切现象都植根在过去的地理中，且有它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存在，因此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景观的形成和特点⑤。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12)。虽然在基本理论问题已取得共识，但面临的新形势对学科理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侯仁之的《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3)就是对此作出的回答。他认为，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必须扩展到地质史的最后时期，也就是随着人类的活动能力逐渐加强，并开始在自然环境上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指出目前我国地理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革，而且是极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他科学地倡议开展系统的“区域链”研究，对整个历史地理学科都具有指导意义。90年代初，他又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14)。他的这一系列论文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历史学分支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中的沿革地理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地理主要是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更易，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它的成果长期被视为给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按过去的四部分类法，地理著作一般都归入史部，沿革地理自然属历史学范畴，历史地理学科从而也属于历史学，所以以前有的学者将它作为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但是至今还有学者将历史地理学狭隘地理解为考证古地名方位的(15)。
现在学界多数人赞成侯仁之的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两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
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作《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学术报告(16)。他针对那种认为研究历史地理只需要多做野外考察、只需要学会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的片面认识，指出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学的方法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地理学的方法。事实证明，离开了文献资料，不仅历史经济地理、人文地理无法研究，就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也不能取得应有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