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冀商与职业教育论文 篇一
冀商与职业教育是两个不同领域的概念，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相互促进的关系。本文将从冀商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冀商与职业教育的互补性以及冀商参与职业教育的作用等方面进行论述。
首先，冀商对职业教育有着迫切的需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冀商所需的人才日益增多，而传统教育体系所培养的人才往往难以满足其需求。冀商需要的人才具备实际操作能力和职业素养，而职业教育正是培养这类人才的重要途径。通过职业教育，冀商可以得到更为专业、实用的人才，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其次，冀商与职业教育具有互补性。职业教育注重实践操作和职业技能的培养，与冀商的需求高度契合。冀商注重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培养，而职业教育正是培养这类能力和素养的重要渠道。冀商可以通过与职业教育机构的合作，共同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人才。职业教育机构可以通过与冀商的合作，了解市场需求和行业动态，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提高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效果。
最后，冀商参与职业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冀商作为市场主体，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冀商可以提供实习机会和就业机会，帮助学生将所学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提高就业能力。冀商还可以提供专业指导和实践经验，帮助教育机构更好地了解市场需求和行业动态，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冀商与职业教育机构的合作还可以促进产学研结合，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综上所述，冀商与职业教育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冀商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促使其与职业教育机构进行合作，共同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人才。职业教育的互补性使得冀商与职业教育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关系。冀商参与职业教育的作用不可忽视，可以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和优化，提高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效果。冀商与职业教育之间的合作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实现共赢发展。
冀商与职业教育论文 篇二
第二篇内容
冀商与职业教育论文 篇三
冀商与职业教育论文
文章介绍了冀商的历史渊源，并从职业教育的理论和视角出发，重点介绍冀商代表之一武百祥在人才培养、职工生活、职工教育、教育事业、管理制度等五方面的做法，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和思考。
冀商，即河北商人，是指从河北走出去到外地经商的商人[1]。同其他各地商帮一样，冀商也经历了兴起、发展、昌盛、衰落四个阶段。
通常我们所说的冀商商史，是指始于清，发展鼎盛于清末民初，也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段历史，人称“百年辉煌”。
历史上的冀商，其经商之道及职业人才的培养可为职业教育提供些许借鉴;2015年河北省召开的首届冀商大会，标志着对当代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有着切实的利益关系，因此，本文梳理了冀商发展的历史脉络，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冀商的历史渊源
我国商业历史悠久，曾出现过许多杰出的商帮代表，有以乔家大院为典范的晋商、冠以红顶商人之称的徽商。相对于晋商、徽商而言，冀商的名气却远不及如此。虽不及其它商帮名气大，但是论及实力，冀商还是毫不逊色的。在河北商史上，冀商的主体主要指这三个帮：一是远到东北一带闯关东经商的“老呔帮”;二是远到蒙古双方货物互换为主“张库帮”;三是以特产经营及特色品牌为主的“冀中帮”。
(一)老呔帮
“老呔帮”是三大帮中最具实力的一个，也是“第一帮”。康熙字典中将“呔”字注释为：“南人詈北方人为呔子。”其引申意思为说话带有外地口音[2]。因说话带有外地口音，故东北人给到当地经商的河北商人一个统称“老呔儿”。
清乾隆年间，乐亭县刘石各庄的农民刘新亭得知，东北龙湾一带开垦荒地，急缺农具以及日用品，于是决定闯关东搞长途贩运。令人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一举动，使他开创了今后的“老呔帮”。据乐亭县志记载，刘家在东北和关内所开设的商号范围极广、数量极多，至光绪十五年已有30余处[3]。在刘新亭经商成功的影响和带动下，更多乐亭周边一带的人走上了去东北经商致富的道路，自此，“老呔帮”逐渐形成。
老呔帮的主要功绩就是开发东北，经商是乐亭发展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在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期间，“东北三个省，无商不乐亭”这句民谚十分流行[4]。自清初起就有乐亭人闯关东经商。他们先从小本生意着手，从而发家致富。有“京东第一家”之称的汀流河刘家，其祖先就是乐亭经商者的代表之一。
提及刘家创业，其历程非常艰辛。刘家始祖刘新亭大约在清朝乾隆末年开始创业，发迹于道光年间，至今已有二百多年。在当时有一首民谣这样来歌赞石各庄刘家创业史：“石各庄影匠窝，丰庄赶大车。炉上叮当响，洼里跟着学。”其大意是：刘家在石各庄养皮影戏班，有多名“影匠”，因此称之为“影匠窝”。刘家利用东北“开垦招荒”形势，闯关东经商。炉上村铁匠炉负责打制农具，为东北供应;丰庄组成车队，将农具运输到东北;洼里也跟着跑起运输来。所提到的事都为刘家经商发迹奠定了一定基础。他们去时运输农具，返程时捎载那边的特产，这种经商模式使得刘家生意蒸蒸日上。到了清末民初，在沈阳、哈尔滨、吉林等各大城市，刘家均有自己经营的商号，在那时达到鼎盛时期。
与此同时，乐亭等地同乡人也都效仿，很多人因此发财致富。刘家在东北各大城市经营范围十分广泛，最初，刘家只是贩运耕种农具、布匹、和一些杂货，随着其经济实力逐渐强大，发展成为了百货公司，到了后期，他们开始经营钱庄、银行，一度在商界炙手可热，为人们所熟知。
(二)张库帮
“老呔帮”是冀东人远到东北一带闯关东进行经商，而仍有部分河北人(诸如束鹿、深州、饶阳、南宫等地人)则利用起本地地域优势，将他们看重了那条始于张家口、终于蒙古草原乌兰巴托的贸易运销线，以此来作为生活的依靠。在电视剧《大境门》，它讲述了以张家口巨商王瑞昌为代表人物的一代冀商的奋斗故事。其中，有一个情景是这样的`：清末民初，天气十分恶劣，在陡峭的峡谷中，张家口蔚县商人王瑞昌正押车行走，突然从对面冲出劫匪……。电视剧中所指的那条道即为张家口通往蒙古草原乌兰巴托的贸易运销线——张库大道。这条商道形成于汉唐时代，兴盛于清顺治元年。那年，正赶上清政府修筑大境门，全面放开对蒙、俄的贸易。束鹿等地河北人正是在此商机带动下，踏上“张库大道”远到蒙古进行货物贩卖，自此，冀商“张库帮”形成。
当年的“张库帮”主要是将自己带去的产品与蒙古人的当地盛产进行交换。到达目的地后，一般都是搭上帐篷，等着将带去的这些产品，诸如烟、糖，以及蒙靴、烟袋杆等日常用品，还有珊瑚、玉器等之类的“细货”，与蒙古的牛羊马匹进行交换等。据说，一只羊只需用一包烟……数倍的利润使得张库帮长期地经营着。
(三)冀中帮
惠济京津和物流天下之业绩主要是由冀中帮创建的。河北环绕京津之间，河北商人利用地域优势以及特产特色，进行经商活动。“冀中帮”形成的因素主要有其三：一是交通便利;二是产销需要;三是产品优质[5]。
“冀中帮”凭借优质的特产，四海经营。比如以保定特产居多的有：安国药材、高阳棉布等。除特产外，还有河北人创建的一些特色品牌：像“东来顺”、“全聚德”等。
二、近代冀商与职业人才的培养
冀商史上，乐亭人闯关东经商的成功以及他们所流传下来的故事，铸就了冀商百年辉煌经商史，一批商业骄子诸如刘新亭、武百祥、孙秀三等将永载史册。本文以武百祥及其所创建的同记为例，从职业教育的视角出发，结合职业教育理论，深入挖掘冀商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贡献。
(一)积极学习先进，注重人才培养
作为一个商人，武百祥的经营思想、经营方式十分革新。他在经营方式上，打破旧商业的传统，试图推陈置新，积极学习先进经验模式，大胆学习外国经验。1907年，武百祥善于捕捉商机，开始制作一种流行的英式鼠绒皮毛帽，并聘请有经验的毛皮匠负责剪裁。1911年10月，他亲自去天津置办货物，并在外国租界处学习其经营方式，此外，他还曾到江南和日本进行学习。武百祥不仅注重自身的学习，而且还十分注重人才的培养。1920年，他到天津、南京、上海等地和日本各大城市等地考察参观学习其工商业的发展情况。在此期间，他还曾派员到西欧一些先进国家，诸如到苏俄、波兰、德国、瑞士等地进行工商业的学习，并在国内国外设立多个办事处。武百祥在学习先进的基础上，根据目前商业所处的地位，带动商业进行一系列革新，开创了诸多商界先河。
武百祥指出工人自身方面主要存在三种缺欠：知识缺乏，技巧不足，思想差缪[6]。因此，关于人才培养过程，武百祥在《劳资冲突之我见》中在简述办理工厂之现况时提及。现将涉及教育方面呈现如下[7]：
教育：每周学徒入教育班读书三小时。(现有十六班，共六百五十人)，教育班分两种：一种是专门的，分科教授。普通教授，是平民书信，公民常识，三民主义等。专门教材，针织科有纺织学、算术。木工科有绘图，算术。缝纫科有图案等。休息场游戏二小时。
集会：每礼拜六晚七时例会，智育演说(请人演说)，礼拜日早八时歌咏会(学习诗歌)，早九时朝会(训育部主办)，下午一时齐赴礼拜堂听讲，礼拜日晚七时德育演说(宗教演说)，每次晚会有电影助兴。
训育部：管理工徒，灌输智识等。
青年会：经理集汇书报教育并德智体群四育。
武百祥先进的商业革新精神以及注重人才培养、善于利用人才优势做法对于职业教育发展有很多启发。他十分注重对学徒的各方面教育，有分科知识的教授，即专门性质，也有普通知识的教育。同时，还强调学徒德智体群四育的发展。当前，职业教育是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为主的一种教育类型，尤其应注重专业技能人才的培养，与企业用人有着紧密关系。相对于普通、简单多重复的劳动，企业更愿意招一些有一定的专业技能、经过一定培训合格的服务型人才。为此，职业教育应注重人才培养，避免技能人才短缺现象成为常态，缩小企业用工与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差距，实现职业教育与企业用人的对接，真正深化职业教育内涵建设。
(二)丰富职工生活，提高综合素质
武百祥不仅注重人才的培养，而且还非常重视职工的福利待遇。武百祥认为没有素质好的工人，工厂很难搞好[8]。所以，为了工人的知识和素质修养得到提高和升华，他提供了很多有利有益的举措。在同记，为商店店员和工厂工人提供宿舍;为了使员工看病方便，在同记设有医院，并实行免费医疗;除此之外，还设有浴室、理发室等生活保障设施;为了丰富职工文化生活，在工厂设立了俱乐部、图书馆、游戏室等设施;为了使员工得到更好的身体锻炼，还设有体育场、运动场等。这既为员工提供了方便，也使得其综合素质得到提高。
种种上述举措，表明一个企业强大发展的背后，不单需要职工过硬的专业技能，拥有较高的综合素质也是一项必要的因素。这与其大力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紧密相关。在当前经济转型关键时期以及互联网+时代下，职业教育更应面向大众，尽可能使更多工人、农民及待业青年接受职业教育，增强企业、乡村技术技能积蓄，提高从业人员技能和综合素质。
(三)关注职工教育，重视企业文化氛围
为了提高工人素质以及受教育水平，武百祥将同记工厂内部组织分为厂务部和训育部。其中厂务部下设各个科室及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生产活动以及日常管理;训育部下设职工青年会，由6个部组成。即：德育部、智育部、体育部、群育部、艺术部、妇女部。职工青年会是由工厂训育部直接领导，具体组织形式如下图[9]：
图1 训育部组织机构
职工青年会所组成的组织机构，在活动目标方面清晰明确;活动内容详实，既有促进职工专业方面的活动，又有文化常识性活动等，如工业研究、工业演讲、工人教育班、主日学等。活动形式多元，如厂事讨论会、常识演讲、歌咏会、游戏室等，注重研究、讨论、演讲、娱乐、运动于一体;人员配备恰当合理，不同活动有相应的岗位人员负责，设有会员、教员、主任、指导员、值日员等。生活保障齐全，设有养病院、浴所、膳堂、宿舍。该组织机构全面完善，岗位责任落实到人，极大的促进职工发展。
通过这些活动的组织，既对职工进行了生产技术教育和文化教育，又使得职工的精神能力改进有一定益处。武百祥在《五十年自述》中对学徒施行教育所取得的成绩这样写道：“没读过书的学徒们，到现在不但能唱诗、能看书、能写信，而且每星期还能出一张‘工人周报’[10]。”武百祥还对领袖和店员在学问方面进行了特别要求。他在《大罗新政策》中写道：“商业上的教育，固是商人的利器，然而要仅受学校的教育，有书本上的学问，而无切实的经验，必难得其实用……要想在商业界占一位置，除此常识之外，更需要有特别的学问，非是从书本中可以找到的，也不是印板式的，代代相传的，乃是由于苦心经历积渐而得的经验”[11]。对于店员来说，他指出“一般普通店员，其受学校教育不过二、三年，或四、五年，如欲使其成为优秀的店员，当然还需要一番训练[12]。”主要通过课本讲授加之经验训练。可见，在那时商业职业教育就十分重视实践经验的锻炼。此外，当时武百祥也很重视企业的文化气氛，花文化名人为“同记”特别店员，旨在更好地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那时武百祥对于员工在商业教育上要达到的要求，对于如今的职业教育来说仍然适用。职业教育旨在以就业为导向、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但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也不能忽视人的全面素质的培养。在课程方面，把握好理论课与实践课课时比例。一方面，注重理论知识学习;另一方面，特别强调实践锻炼，关注学生职业生涯和可持续发展需要;在活动方面，多组织有意义的活动，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寓教育于文化活动中。
(四)创办学校，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武百祥因自身只在家乡私塾里读过四年书，深切感受到没有文化之苦，因此他为了让更多下一代免受其苦，在家乡乐亭及哈尔滨创办了学校。在1912年，在家乡乐亭县创建了赵滩小学。1918年，与人共同筹款筹建了“东华商校”(后改为东华中学，后改为哈二中现址)，培养造就一批具有新知识的商业专业人才。因为在当时，大部分商界领袖是没有受过商业知识训练的，不能适合企业发展的需要。1928年，他与赵禅唐共同筹资，创建了百善学校，这一学校在当时成为乐亭县最好的学校，聘请好的老师，创建优质的硬件设施、环境，让孩子们接受最好的教育，为社会培养了大量各级各类的人才。其中，学习好的可以继续升入中学、大学进行深造，即使没有继续升学的，也可以依托良好的文化基础，积极投身于农业生产、商品流通、企业经营等各个领域。
武百祥创建的学校，对贫困生实行免费政策，对特别贫困甚至提供资助补贴，这使得每个贫困家庭孩子都可以接受教育，或者凭借一技之长就业，也有继续升学的途径。通过让他们接受教育，帮助他们实现了脱贫，也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更多的实用型、技术型人才。武百祥发展教育事业的思想，对现如今的职业教育发展有借鉴意义。一方面，还应加大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力度，改善职业学校办学条件;另一方面，在大力发展现代学徒制背景下，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更注重“招生招工一体化、校企共同育人”等改革趋势下，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要求。
(五)制定严格管理制度，重视商业信誉和商业道德
武百祥强调既然要吃同记的饭，就要服从同记的管理，并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规章管理制度。首先，武百祥在用人方面特别重视学徒制的管理办法，他在《劳资冲突之我见》中对于工厂的学徒有严格规定“本厂学徒三年毕业，初学程度入厂者，毕业后酬劳一百元。高小毕业入厂者，酬劳一百五十元。(为提高工人资格故酬劳上略有区别)”[13]。其次，对于店员管理，他也有严格的要求标准，如规定店员要达到高小文化程度，年纪轻、容貌整洁，通过考试方可录用，在录用后还要经过一段培训期，并在熟悉业务和规章制度后才能上岗售货，始为正式店员。再次，至于店规，武百祥在《同记工厂及附属事业》中说到：“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人数一多，必须有一点秩序，才不至于紊乱。学校、军队、工厂，都是一理。……全厂职员，上至经理厂长以及各科主任执事，一切食宿起居与工徒苦力完全一律，毫无分别。至于工作服务，上级厂员均须身先工徒[14]。”再次，他对工人和店员制定了一些禁令，以及订立了厂训——“洁诚信爱”。对于失职或违职的职工，轻则记过，重则除名。在武百祥儿子《忆我的父亲》中写道：父亲的舅舅何善荣是当年带他父亲闯关东的人，在同记店内工作，由于不遵守店规，同样被开除了。
在商业信誉和商业道德方面，武百祥尤为重视，首先实行了言无二价、童叟无欺等做法。他在《同记工厂及附属事业》中，在讲到工厂效用之助长信用时提到：“我们的成衣，因为工厂有一种好习惯，绝不会没收顾主的剩料，也不会冒开材料，所以信用颇著[15]”。并在《大罗新政策》的演讲中，从货真、价平、优待、快感等四个方面保障了顾客的利益，在给顾客带来便利的同时，大大提高了同记的信誉和道德。
在武百祥看来，严格完善的规章制度和商业信誉道德是同记取胜的资本。现如今，职业教育中，职业道德教育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立德树人，加强德育特别是职业道德教育，是职业院校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也是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三、近代冀商与职业教育的思考
历史上，冀商三大主体的出现与形成，不仅使得东北、内蒙以及河北地区得到了发展，而且还带动了冀商以及相当一部分人的致富，更尤为重要的是一些留传下来的技术、特色品牌以及经商之道对于当今快速发展的职业教育很有益处。对于现代而言，借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遇，冀商商会也在不断地发展，并于2015年7月6日在石家庄召开了首届世界冀商大会，加强了海内外冀商与家乡河北的交流，促进冀商参与河北经济建设。无论是追溯到历史的轨迹还是跟踪现在发展的前沿，冀商以及商会的发展对于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建设，提供就业机会
目前，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对外贸易的深入开展，相应地冀商也在逐渐发展，对于企业以及家乡来说，两者的资源互动和辐射回流，即发展了企业，又回报了家乡。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结合得最为紧密的一种教育类型，从某种程度上说，职业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通过商会这个平台，与会冀商积极参与当地的项目，投资办厂，对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经济的发展带来人才岗位的增多，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就业。
(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
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冀商来说，是当前创新发展的最大机遇。通过冀商大会，与会企业抱团互助、抢抓机遇、搭建信息投资平台，凝聚转型力量等，有力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而区域经济和科技的发展都离不开相适应的人力资源的支撑。职业教育是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要途径，这无疑为职业教育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有利于实现职教人才培养与产业企业用工需求的对接，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现产业与人才优势互补，全面提升职业教育的层次和质量。
(三)加强校企合作，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便利
通过冀商间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发展，与会冀商可谓商机涌动，积极投资家乡，可以将很多行业企业的项目带到地方中来，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于职业教育而言，也为校企合作提供了便利条件，有利于推动组建职业教育集团。深入教育与产业结合，促进职业学校与企业实现专业与产业对接、课程与岗位对接、基地与车间对接、师资与师傅对接等。加大校企合作力度，使职业教育和当地区域企业产业实现有效对接、共同发展。同时也能把优秀的企业文化带进校园，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