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研究应倡导“盲人摸象”【最新3篇】

法学研究应倡导“盲人摸象” 篇一

在法学研究领域，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有些人认为应该追求全面深入的研究，而有些人则主张从整体中抽象出一般规律。然而，我认为法学研究应该倡导“盲人摸象”的方法。

“盲人摸象”这个比喻来自于中国的古代寓言故事，故事中描述了几个盲人摸象，每个人只能触摸到大象的一部分，从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一个人无法凭借个人的经验和观察得出完整的真理，而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同样地，法学研究也需要从多个角度和层面来分析问题，才能得出全面准确的结论。

在实践中，法律问题往往是复杂而多样的，没有简单的答案。因此，我们需要借鉴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以便更好地理解和解决问题。而“盲人摸象”方法的核心思想就是要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去观察和分析问题，以便得出全面准确的结论。

首先，我们可以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比如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来分析法律问题。这样可以避免陷入法学研究的独立性和封闭性，从而得到更加全面的视角。例如，在研究刑事法律问题时，我们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犯罪的社会原因和影响，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犯罪的经济动机和效果，从心理学的角度去探讨犯罪者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动机。这样的综合分析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解决刑事法律问题。

其次，我们还可以借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和实践经验，以便对法律问题有更全面的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和实践往往有着不同的特点和优势，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和借鉴，以提高我们的法律研究水平。例如，在研究民事法律问题时，我们可以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合同法制度和实践，从中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和经验。

最后，我们还需要关注社会和公众的需求和期望，以便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的法律改革和社会进步。法学研究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学术界的讨论和争论，而应该更加注重实践和应用。只有将研究成果与社会实际相结合，才能实现法学研究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总之，法学研究应该倡导“盲人摸象”的方法，即从多个角度和层面去观察和分析问题，以便得出全面准确的结论。通过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借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和实践经验，关注社会和公众的需求和期望，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解决法律问题，为法律改革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法学研究应倡导“盲人摸象” 篇三

法学研究应倡导“盲人摸象”

“盲人摸象”是一则老掉牙的佛经寓言，《汉语成语词典》解释道：几个盲人摸大象，摸着腿的说大象像根柱子；摸着身躯的说大象像堵墙；摸着尾巴的则说大象像条蛇，相互争论不休。宋代道原《景德传灯录》据此有云：“众盲摸象，各说异端”。后人用来比喻仅凭片面的了解或局部的经验，就以偏代全，妄加揣测。

千百年来，国人对“盲人摸象”定义“以偏代全、妄加揣测”似乎从来以为天经地义的，竟无人对此“各说异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以笔者愚见，“盲人摸象”正是人们以自己的体验、从自己的视角，对事物作出一种自己分析判断的方法，这种分析虽不失片面，但绝对是一个人真实的看法和观点。须知，没有片面，就不会有全面，盲人把象的一部分当成象的整体诚然是片面的，但由于每一次片面都发现了象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又是以前所没有接触到所发现的，这就是对事物新的认识、新的观点，当所有的盲人把象的每一部分组合起来，就发现了一只大象的整体，亦即全面的东西。

片面的东西往往是深刻的，因为这种片面只及一点不及其余，而这一点恰恰是以往所谓全面的东西中所未容纳的，譬如说，孟德斯鸠之“摸”寻法意，是片面的，但绝对是深刻的；贝卡里亚之“摸”建公理，是片面的，但绝对是深刻的；黑格尔之“摸

”求理性，是片面的，但绝对是深刻的等等，在人类思想史上，正是这一点点片面才构成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深刻的片面其实总是要突破平庸的全面的，在旧的全面面前，它是显得多么的叛逆又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当片面与我们无缘之时，深刻也就离我们远去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说过：“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对于“摸象”的`“盲人”来说，又有多少人能“解其中味”？以我们现代刑法理论研究为例，似乎正在以一种全面折衷与调和的形式出现：汲取古典学派和实证派之所长，形成所谓的综合理论，如所谓二元论的理论：犯罪本质二元论、刑罚目的二元论、罪刑关系二元论等等。诚然，在我们身边，亦不乏甘于“盲人摸象”的，著名的法学博导何家弘，就长年累月坚持“摸象”不止，只及一点不及其余，于是便有了今天的集律、法、文之大成。但纵观今日中国整个法学研究领域，不难发现，仍有太多的地方只是限于对貌似公允、全面的东西敞开门户，而对一个个看似浅陋、片面的“摸象”之“各说异端”拒之千里。

法学研究既需要理论家，也需要实践者，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法学“盲人摸象”者，是必要的、亦是有所作为的。因为惟有成千上万个“盲人摸象”，才能构建起整个中国法律“大象”的丰碑。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的人长期以来要嘲讽片面而热衷于全面呢？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的法学“盲人”们无“摸象”之缘、无“各说异端”呢？粗究起来，笔者以为：

一、中国法律传统权利精神的贫瘠，使得法学研究者天生的神经衰弱，“摸象”不足，“惧象”有余。

中国的传统法律是离不开统治者、离不开国家、离不开用刑法手段处理民事关系的。在古代文献中，只有刑、法、律互训，如《尔雅·释诂》云：“刑，法也”，“律，法也”；《说文》道：“法，刑也”；《唐律疏议·句例》则说：“法，亦律也”，三者的核心都是刑，而无权利、正义于其中。古代的这种法，源于君主的意志，从属于专横的权力，以刑为标志，一方面既窒息了国人的人性，另一方面又窒息了从事法律研究者的思想，于是，中国古代的法学研究最成熟、最全面的表现往往不是法律常识和条文法律，而是孔孟的“仁学攻心术”、“德治”、“仁学”的“无法之法，乃为至法”，除此之外，“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至于有人胆敢“盲人摸象”，指出它是“法自君出”，旨在统制臣民，则是万万不可的。因为在统治者眼里，正是这种防范、镇压臣民“犯上作乱”的法才是最全面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根本大法，其余的统统不过是“各说异端”，除非你不想活命，否则，是谁也不敢“盲人摸象”而“妄加揣测”的。

二、中国法律传统的排外思想，使得法学研究者天生的自欺欺人，“毁象”有余，“摸象”不足。

就在中国传统法律以人治和专制为核心且代代相传之时，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当地就有了其内容涉及各城邦各个时期的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如条约、契约、法院判决等建立在权利本位基础上的先进法律，即便是以今天的目光来看，其仍不失为民主国家的法律观，是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国家相继步入“启蒙时代”，展开了民主与贵族特权的较量、公正与暴政的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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