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盘龙城

商代盘龙城

3500年前，今天的武汉市汉口城区是一片水乡泽国，在汉口北郊的傍水岗地上，有一座盘龙城。商代盘龙城遗址被发现后，先后被确定为湖北省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入选“中国二十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2004年列入国家“十一五”第一批36处《重要大遗址规划和保护项目纲要》。2007年，国家文物局批复实施《盘龙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目前，盘龙城遗址公园的建设已进入实施阶段。

1954年，武汉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抗洪抢险时在府河（损水下游）北岸取土筑堤，风雨中挖去了盘龙城遗址东、西、北面土城墙，仅留下南面残垣。此前，当地村民在田地耕作或湖滩渔猎时，屡见青铜器出土。根据防汛中提供的线索，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汛期后派员踏勘采样并组织会商，认为发现的是古遗址，初步断定为新石器晚期或商代早期古城。

1963年，湖北省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考古所、武汉市博物馆等单位或单独或联合组队，正式展开了对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应用现代科技手段，确定这是一座距今约3500年的古城遗址。

通过对盘龙城1号和2号宫殿基址的发掘，揭露出我国至今所知最早的前朝后寝格局的建筑遗迹，同时探明了与郑州商城夯土板筑技术基本相同的城垣范围，发现了城外壕沟、手工作坊、灰坑、贵族墓地与平民墓穴等重要遗迹，以及古城四周矮丘和湖汊相间的湖嘴地上分布的十余个商代遗址和墓地，出土了可移动文物2000余件，包括青铜器400余件、玉器100余件、石器200余件、陶器1500余件以及铸铜陶埚、骨器、人类和动物骨骼等。其中，青铜大圆鼎、大铜钺、提梁卣、大玉戈等十多件文物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现已探知宫城东北部有宫殿基址3处（3号或为庑殿），宫城近方形，南北约290米，东西约260米，四面城垣的中部各设一个城门，两相对城门的直线距离约为290米；城外壕沟宽10余米，深数米，已证实有城南、城北、西北、东南等多处；还发现有一条从南侧通向东门的石铺路。从而确立了盘龙城遗址作为迄今可确认的商代早期城市遗存的重要学术地位，以及盘龙城在中国商史和商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位置。

通过以盘龙城城址的地层叠压关系为主干，结合城外诸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建立了可靠的文化分期框架，使盘龙城一至七期的演变序列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上限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下限至殷墟文化一期；城址兴建于商代二里岗期，废弃于殷墟一期，兴衰历时300年左右。经对考古地层采集的木炭标本作碳十四年代测定，富城城垣营筑及使用的日历年代，约为公元前1390年或稍早，在盘龙城四期偏晚。宫殿基址也始建于盘龙城四期偏晚，使用年代兴盛于五、六期，到七期城址已沦为废墟。城壕挖筑与城垣始建年代接近，约在公元前1380年。1950年发现的郑州二里岗商城系帝京王都，年代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从而确认盘龙城为二里岗期古城，是迄今发现的长江流域最早出现的商代遗址，也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现知布局最清楚、遗迹最丰富的一处青铜时代早期城址。

通过对盘龙城遗存分布范围的全面探查，深化了对遗址的总体面貌以及中心区结构、布局的认识。盘龙城遗址经多次勘探发掘，正式出版了1963年～1994年考古报告。1998年，湖北省开展了首次规模较大的高科技田野地质物探考古，在盘龙城遗址发现一处码头坝址。该坝址沿盘龙湖畔杨家嘴环湖山坡分布，长约140米，宽近30米。中国地质大学物探考古队运用现代磁法勘探原理分析后推断，为商代码头坝址。物探报告作定性分析时称：位于武汉市北郊的盘龙城，地处南北交通要冲，由此经府河（古汉水下游故道）、滠水、损水，穿随枣走廊进南阳，便可到达中原商朝首府；过汉水，至汉中，北方船只亦可经此，抵长江中下游交界的富矿地区。实用码头在此兴建，表明当时我国南北转运、货场、客栈等物贸，已具相当规模。

公元前16世纪，商汤伐灭夏桀建立商朝。商朝前期屡次迁都，商王盘庚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西北）才稳定下来，商朝因此又称殷朝或殷商。商王朝的国之大事是祭祀和战争，青铜器是祭祀和政治的需要，也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商朝强盛之时，势力东至大海，西达陕西西部，东北到辽宁，南抵长江流域，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个奴隶制大国，把四周分封和统治的区域称为四土。盘龙城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与矿产丰富的鄂东南大冶铜绿山和阳新铜铅矿隔江相望，沿江水路至赣北瑞昌铜岭及皖南铜陵等富矿地，极便获取制造青铜器的原料。盘龙城因此成为商王朝向南发展，控制与获取南方资源的基地或方国都邑。发掘显示本地遗址在夏朝就已存在，盘龙城的商代文化遗存，是“南土”社会文明发展的物质标志，是中原大一统局面推进到长江流域武汉地区的表现。盘龙城遗址的文化性质，从总体上看，是以一支南下的中原商文化为主体，融合本地域石家河文化，吸收了江南印纹陶文化因素，而形成的一个商文化边缘地区的新类型，即商文化盘龙城类型。这一文化类型具有黄河与长江流域双重文化因素，是黄河、长江同属华夏文明发祥地的重要见证。商文化盘龙城类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较高的青铜文化遗存，类似中原又具浓厚地方特色，器类有饮食容器、兵器、工具等，颇为完备，器形和纹饰与中原器物同多异少。高等级铜器、玉器等造型精致、饰纹精美、制作精良，不少在华夏文物中为罕见珍品，具有突出的艺术价值。城东李家嘴发掘的2号墓，有棺有椁，椁板雕花，色彩斑

斓，葬器成组共77件，殉人3具。其中象征权威的青铜钺，长41.4厘米，刃宽26.7厘米，重3.85千克，饰有夔纹和蝉纹，是商代早期贵族墓出土最大的一个。还有青铜锥足圆鼎3件，较大的一件口径31.6厘米，通高55厘米，为盘龙城四期巨器。而形制相似，杨家湾11号墓出土的七期青铜圆鼎，立耳锥足，耳身中空，颈部饕餮由二列细线云纹构成，饕餮目方珠凸起，口径55厘米，通高85厘米，为郑州所未见，系迄今发现商代早期最大的青铜圆鼎，堪称国宝。李家嘴3号墓出土玉戈长94厘米，宽11厘米，质地为岫岩玉（矿物名蛇纹石），器形之大号称“玉戈之王”，为我国商墓前所未有。李家嘴1号墓出土盘龙城五期锥足圆鼎2件；青铜提梁卣口径7.2厘米，通高31厘米，底径12.5厘米，小口长颈，圆腹圈足，器壁较薄，厚度均匀，肩有环状提梁与盖相连，纹饰考究丰富，盖顶饰夔纹和联珠纹，器身饰凸弦纹、夔纹、饕餮纹，且上下界饰联珠纹，形制的出现为商代出土最早。盘龙城青铜器出土数量超过郑州商城，推断应为本地铸造，体现了商早期南方青铜铸造技术的造诣，丰富了商代二里岗期青铜文化的内涵，给二里岗期青铜器增添不少新的因素。盘龙城虽以青铜器闻名，受本地铜石并用期的石家河文化影响，陶器和石器在前期也很发达。城南王家嘴二里头时期的作坊遗迹，在一条长30～50米的`长条状沟槽内，置有三五成群的竖立状或倒置状陶缸，出土高达1米的大陶缸在商代陶器中仅有。陶器以中原特色为多，大量出土的红陶缸有本地特征，缸口留有经慢轮修整的细密轮纹。印纹硬陶商前盛于江南，而长江中游江北地区的始于盘龙城。这表明了盘龙城的制陶成就和多元文化融合。城北发现有许多沟槽状黑灰烬遗迹及厚胎坩埚、铜渣残块，或陶埚残留熔渣与陶缸等，推断与铸铜有关，或与制陶、酿造有关。青铜器的机械性能随合金成分变化，硬度和抗拉强度等会相应改变。经对盘龙城不同用品测试分析，推断先民已了解这一规律并加以应用，而且青铜合金技术较偃师二里头有较大进步。盘龙城出土的生产和生活等各种器具，不仅表明农业已有相当基础，并且反映出冶炼、铸造、制陶、琢玉、雕刻、修饰、酿造等百工兴旺，具有较高生产技术与生产水平。与之相应的是，在作坊邻近的区域，分布有大片平民房基及单薄墓葬遗迹。贵族与平民的墓葬礼仪悬殊，殉人陪葬和作坊遗迹区的半地穴窝棚，昭显奴隶社会分层严格，尊卑贵贱与贫富差别极大。同时，宫殿基址建在夯筑的大型台基上，当是高台建筑的端始；宫殿坐北朝南，前后平行于北城垣，分布于同一条南北轴线，北偏东约20度，与贵族墓方向一致；城垣外侧四壁坡脚陡直，城外四周深挖壕沟，湖嘴地面夯筑外城垣，东南水面密布木栅栏，以作防御拱卫宫室；房基、作坊、窑址、灰坑（或水井）、墓葬等遗迹，围绕宫城，相对分区，暗示布局有精心的构思。宫殿柱础石埋深的水平面大致相当，可见在营建中采用了统一尺度的方法丈量。宫殿台基周边斜夯筑坡，上铺陶缸片叠砌，应为檐下散水遗存；2号宫殿基址西侧平行台基的边缘，发掘出一排南北向陶制水管埋设，11节水管连接向南低处倾斜，坡降1：2.25，表明宫殿区采取了排水措施。这些做法反映出城址营造有一定设想，建筑有一定经验，施工有一定技术，工匠有一定分工，对城市建造史、建筑历史、城市发展史及社会发展史等，具有宝贵的研究价值。专业人士评析，盘龙城现已发掘的面积不到遗址总面积的2%，虽然有些学术问题尚待进一步发掘和研究解决，但商代盘龙城的兴盛与发达，已经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人类生产工具和生产产品发展的新水平。盘龙城先民已有一批脱离了农业、畜牧业，成为依赖手工业为生的多类专业化能工巧匠，生产分工较细致，聚落人口较密集，生产力较前进步，多种产品需要交易，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商代盘龙城不同于单纯依靠农牧业为生活来源的原始氏族公社，进入了华夏文明发展中较前发达的新时期，已经形成一个以手工业为中心的较完整的新聚落形态，具备早期城市的基本特征，是长江流域的城市文明之始，也是武汉城市文明之根。

武汉到近代演进为三镇大都会，与盘龙城兴起时的区位优势一脉相承。商代盘龙城独特的文物与社会价值是武汉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我们领略了武汉的特殊区位所形成的令人骄傲的城市文明史，见证了武汉融合多元文化的优势和海量，看到了武汉在兴衰中生生不息的创造能力与发展魅力。盘龙城区域风光秀美，景观资源丰富，遗址是武汉宝贵的城市文明资源，是历史、文物、艺术等知识教育的极好基地，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自信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利用潜力，可发展成为我国文明起源教育的重要场所。2012年6月，武汉明确提出“复兴大武汉，建设全国中心城市”的奋斗目标，得到了国家的肯定与支持。在现代城市建设中，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利用至关重要。实施盘龙城遗址保护规划，和生态环境建设、城市文化建设、经济发展相结合，使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协调，将商代遗址及其整体环境合理利用与充分展示，有益于公众认识城市发展的历史，提高文物保护意识和艺术鉴赏水平，对武汉与中南区域文化、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必定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题图：盘龙城城址远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