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义乌丛书：黄溍评传》探讨黄溍的思想和文学艺术创作特点的成因;以及思想构成和文学艺术成就。
内容提要
黄溍(1277—1357)字晋卿，婺州义乌人，延祜首科进士，以《太极赋》驰名一时。入仕后浮沉州县，白首登畿，入直词林，侍讲经筵。黄浯会融文理，合而为一;研精佛学，解行兼全;随遇旷达，仕隐无碍。黄浯诗文兼擅，文章“雅驯不佻，粹然有儒者气象”，诗歌“不苏不黄，超绝町畦”。其弟子宋濂、王神为明初文坛领袖，开明代文章之派。在《元史》中黄浯与虞集、揭傒斯、柳贯一起列名“儒林四杰”，就文化贡献、时代声望、历史影响而言，黄溍实为研究元代文史难以绕过的精英士人。
作者介绍
黄溍(1277—1357)字晋卿，婺州义乌人，延祜首科进士，以《太极赋》驰名一时。就文化贡献、时代声望、历史影响而言，黄溍实为研究元代文史难以绕过的精英士人。《义乌丛书：黄溍评传》分别从家族传统、地域文化、仕宦经历等方面探讨黄溍的思想和文学艺术创作特点的成因;从政治思想、儒学思想、佛学思想、道家思想、书画理论和书画创作、文学观念和诗文创作等几个方面论述黄溍的思想构成和文学艺术成就。
文摘
(二)师群经，友迁、固 强调文成于学，反映了黄溍文章观念中重视性理的一面，但这只是理论上的蕲向，并未能为如何提高文章技巧提供方便法门。黄浯所倡行的细化的文章经验，是通过宗本群经、取法二史来实现的。宋濂自述学文经历，言及自己对古今文章大家，多所究心，“及游黄文献公门，公晦之日：‘学文以六经为根本，迁、固二史为波澜。二史姑迟迟，盍先从事于经乎?’①”黄溍的训诲包含了几层含义：文章根本在于宗经，经学深湛则文章淳雅;但仅重性理容易导致文章典实有余而质木板滞，故而需要学习史家笔法来增强文章艺术性，使之活跃而富有灵动之气。而这两端当中，宗经则为根本准则。在《叶夷仲文集序》中，宋濂更重引此说，以识师法：“昔者先师黄文献公尝有言日：‘作文之法，以群经为本根，迁、固二史为波澜。本根不蕃，则无以造道之原;波澜不广，则无以尽事之变。舍此二者而为文，则槁木死灰而已。”’两论对照，师群经决定了文章的内容;而法二史则影响了文章表达。造性理本源，尽文事之变，这与合程、朱、欧、苏于一的主张契合，反映出黄溍文章观念的一致性。后人称赏“此言约而能要，宋文宪公屡称之以励学者”②，并奉之以为圭臬，足见此说影响并不仅限于师门。
这一观点的具体意涵，黄浯并未形诸文字，而其门生宋濂、王袆却多称道不置，因而有必要考察宋、王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首先需要明晰他们所指称的“文”的具体内容。对于“文”的理解，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早已提出天文、地文与人文之说，有代表性意义，同时此文中已有将文与道联系起来的倾向。宋濂的见解大力突出了道对于文的规定作用，在为王袆所作的《华川书舍记》中，他强调“立言不能正民极、经国制、树彝伦、建大义者，皆不足谓之文也”。这样的标准自然只有圣人之文方能符合。在他的梳理下，诸子百家之文皆不免“学未闻道”，而“自是以来，若汉之贾谊、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向、班固，隋之王通，唐之韩愈、柳宗元，宋之欧阳修、曾巩、苏轼之流，虽以不世出之才，善驰骋于诸子之间，然亦恨其不能皆纯，揆之群圣人之文，不无所愧也”。他所罗列的几乎尽是后人所推重的文章大家，遴选结果却是无一合辙，悬的之高令人惊异。
合于这一标准的，不过寥寥数人：“上下一千余年，惟孟子能辟邪说、正人心，而文始明;孟子之后，又惟舂陵之周子、河南之程子、新安之朱子完经翼传，而文益明尔。”除孟子之外，其他皆为理学家，显然是以为理学家所推明的道，延续了圣人之传。他们的文章方为极则，是学习的典范：“士无志于古则已，有志于古，舍群圣人之文，何以法焉?斯言也，侍讲先生尝言之。”圣人之文自然就是儒家经典，因而宋濂转述的黄浯的论点，其实质仍在于宗经。
根据上述论点来判断，黄浯的文章观念基本不出理学家文论范围，作为常规话语，似乎早已失去重述的必要。不过这其中尚有未发之处，而正是这被遮蔽的存在，构成了黄浯文章论的独特性。黄浯所说的师群经、法二史不仅仅是对文章轨范的限定，更体现了文类观念。黄浯将文章分为两大类：纪事之文与载道之文。师群经一说所针对的，是载道之文;而法二史则是对纪事之文的要求。因而这一观念其实在重视性理、引史入文的同时，也具有提领实际写法方面的效用。
这一分类论文的见解在王袆《文训》中有充分表述。王袆自陈“华川王生学文于豫章黄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于是“太史公一日进生而训之”，因而《文训》中的观念皆直接秉承黄溍而来。文章提出：“文有大体，文有要理。执其理则可以折衷乎群言，据其体则可以剸裁乎众制。然必用之以才，主之以气。才以为之先驱，气以为之内卫，推而致之，一本于道，无杂而无蔽。惟能有是，则统宗会元，出神入天，惟其意之所欲言而言之，靡不如其意，斯其为文之至乎?”这与上文所言的文成于学构成呼应，是重道的表现。接下来文章对诗词四六、科举之文、金石之文、王言之作等逐一论列，而皆意犹未足，于是引出文类概念：“抑吾闻之，文有二：有纪事之文，有载道之文。”纪事之文当推史为极则，“文之难者，莫难于史”，“文而为史，诚极天下之任矣”。可见黄溍对文章的这一区划，是着眼于文章的境界，而并非对文体的逐体细分，由于史体代表了文章的最难之体，因而可以举以概全。史体当以迁、固为法，是因为“盖自纪表志传之制，马迁创始，班固继作。
纲领昭昭，条理凿凿。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谓特起拔出，隽伟超卓。后之为者，世仍代袭，率莫外乎其榘矱。论者以谓：迁、固之书，其与善也隐而彰，其惩恶也直而宽，其尊华也简而明，其防僭也微而严。是皆合乎圣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干。及乎范晔、陈寿之流，则遂肆意妄纂，曲笔滥笺。暧昧其本旨，而义
不过文章并不以史体为极致，“史者，纪事之文，于道则未也”。文章的境界即为群经，“经者，载道之文，文之至者也”。群经各有轨范，“圣人之文，厥有六经。《易》以显阴阳，《诗》以道性情，《书》以纪政事之实，《春秋》以示赏罚之明，《礼》以谨节文之上下。《乐》以著气运之亏盈。凡圣贤传心之要，帝王经世之具，所以建天衷、奠民极，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于是乎有征。斯盖群圣之渊源，九流之权衡，百王之宪度，万世之准绳”。载道之文，就可以汲取群经的优长：“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变，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乐》以求其通，本之《礼》以求其辨。夫如是，则六经之文为吾之文，而吾之文一本于道矣。”达到这一标准，文之能事也就穷尽而无余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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