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边城解读

　　老船夫是作者在小说中尽力刻画的另一个人物。在作者的笔下，他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他善良、勤劳、朴实、憨厚、忠于职守、克尽本分。“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大，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生活虽然清贫，但却从不贪心;乐善好施，却从不索取，“凡事求个心安理得”。终生为别人服务，却不图别人的一丝报答。对于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他痛爱有加，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给了她们。十七年前，当他的独生女背着自己与驻防的一名绿营兵恋爱，有了小孩子后，他“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后来，士兵死于暴病，女儿为之殉情，他又毫不犹豫地负起了抚养外孙女的责任。随着岁月的流逝，转眼间，外孙女已出落成了一个如她母亲一样美丽的少女。从此，在老船夫的心里又多了一层心事：为翠翠找一个如意郎君。为此他不辞辛苦，竭尽全力周旋于翠翠、天保、傩送、船总顺顺和杨马兵之间。无意中为孙女的婚事设置了一些障碍，导致了一系列的误会，最终酿成了傩送与翠翠的爱情悲剧。他带着万般的无奈和无限的愧疚悄悄地离开了人世。老船夫慈祥、敦厚、善良、凡事但求心安理得的良好品德仿佛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化身;他对女儿、外孙女无私的爱仿佛就是我们炎黄子孙祖祖辈辈、生生息息得以繁衍的血缘纽带。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那原始而又古老纯朴的人性之美。

　　汪曾祺称“《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性化了的现实”。不过是几个乡下年青人的爱情，没有多少大起大落的悲情渲染，没有大悲大喜的矫情哭叫，象淡淡的水，又好似悄然无声的雨，潜入泥土，平淡静谧中流动着惊雷。内敛的情思，节制的情感，凸显人性的本真。生死别离已然发生，故事中的人唯有承受，却竟引得无数读者而为之动容感伤。那琉璃般透明的境地，带给人的感动是恒定而久远的。沈从文使人们相信了纯情的力量。一种超于物外的“纯粹的美”，和“清洁的魂”。在那诗意照耀的光辉里，消融了一切污秽丑陋。沈从文在他的《习作选集代序》中曾这样写道：“我除了用文学捕捉感觉与事象以外，俨然与外界绝缘，不相粘附。我以为应当如此，必须如此。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浸着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 他的对农人和士兵的温情，他的对健壮、勤劳、诚实、善良、充满生机、具有各种人类美质的理想人的热爱，他的对勇敢、天真、爱美等人性美的讴歌，无不像一条清澈的小溪从他文字的海洋中汩汩涌出。说他的作品带给人的是“暗香”，也正是因为他区别于同时代作家的风格而独具的特色。在我看来，这正是作家清新的故事中蕴藏的热情，朴实的文字中说隐伏的悲痛。时而含隐深沉，诉说着人世的悲凉与不平;时而慷慨欢悦，歌唱着生命和人性、风俗和人情，最终共同交织成理想的独具一格的乐章。这便是我眼中的沈从文，纯洁如天使，质朴像脱俗的“翠翠”“天保”“傩送”……

　　就是活脱脱的跳跃在他笔下的人物——美丽如传说，神奇似仙境。而沈从文呢?却退隐在人物事件背后，将自己的主观情感融会在他们的演变之中。

　　在《边城》中，沈从文故意淡化情节，以清淡的散文笔调去抒写自然美。作者在描写时又是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的，这就创造出了其独特的审美意境，体现了小说清新、淡远的田园牧歌情调。由于沈从文在作品中重视创作主体情绪的投入，使得《边城》具有了强烈的抒情性，产生了一种诗化的效果。《边城》将人物和环境都作了理想化的处理，是作者主观理想的张扬，是一种整体的象征。小说最后白塔的坍塌和重修就分别象征着古老湘西的终结和新的人际关系的重造，而翠翠的爱情波折和无望等待就成了人类生存处境的象征。沈从文素有文体作家之称，《边城》作为其代表作体现出了古朴清新的语言风格，寓有极强的表现力。毫无疑问，《边城》在语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总之，面的渲染与点的凸现，故事的推进与情节的浓化，画面的组接与意境的转换以及对朴拙的古语和流利的水上语言的使用，共同推动着《边城》走进圆熟静穆、完美和谐的审美艺术境地。

　　“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拿起我这支笔来，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二十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的声音，所嗅的气味;也就是说我真真实实所受的人生教育，首先提到一个我从那儿生长的边疆僻地小城时，实在不知道怎样来着手就较方便些。我应当照城市中人的口吻来说，这真是一个古怪地方!只由于两百年前满人治理中国土地时，为镇抚与虐杀残余苗族，派遣了一队戍卒屯丁驻扎，方有了城堡与居民。这古怪地方的成立与一切过去，有一部《苗防备览》记载了些官方文件，但那只是一部枯燥无味的官书。我想把我一篇作品里所简单描绘过的那个小城，介绍到这里来。这虽然只是一个轮廓，但那地方一切情景，欲浮凸起来，仿佛可用手去摸触。”(沈从文《我所生长的地方》)

　　一地的山水都在向一人倾斜，车过桃源，傍沅水曲折上行，你便仿佛一头闯入了沈从文的领地：白浪滩头，鼓棹呐喊的是他的'乌篷船，苍崖翠壁，焰焰欲燃的是他的杜鹃花，吊脚楼头，随风播扬的是他热辣而沙哑的情歌，长亭外，老林边，欢啭迎迓的是他以生命放飞的竹雀———如他在《边城》中一咏三叹的竹雀。

　　“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沈先生没有战死在沙场;其实，沈先生也没有回到故乡。他遥远地死在一个叫做北京的喧嚣的大都市里。当年，一个二十岁的士兵为旧生活所窒息，被新生活所感召，突然决定放下枪，拿起笔，要以文学闯天下的时候，他所来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北京。这个一文不名的青年，在自己的文学梦中几乎冻饿而死。当初谁也不会想到他日后传遍世界的文名。郁达夫先生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曾经感慨万端又大泼冷水地记述过这个青年身处绝境的惨状。最后，这个顽强的青年终于在绝境中立定了脚跟，并且终于在文学的山冈上留下一片美丽的森林。

　　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局势动荡不安，社会事件曲折起伏，社会心理矛盾复杂，革命文学的思潮袭击了文坛，对时代风云的变幻莫测，作家们采取了不同的态势。沈从文的文学既不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党派文学，也不是商业气味十足的文学。对于他来说，文学抒写的是一部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形式。小说《边城》就是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写成的。左翼作家注目于社会历史之“变”，而沈从文却潜心于表现“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的人性之“常”，①大搞其“独立性”文学，体现出非常特别的个体性，这种个体性是非主流的，也是非思潮的。大概是因为沈先生盎然不绝的诗意吧，他竟然在许多时候，在许多人那里被误解成是一位，而且仅仅是一位传统的“田园诗人”。许多人把“美化落后”“诗化麻木”的批评放在他的名字上。也确实有人依样画葫芦的，把中国所有偏远落后的乡村变成了“民歌集成”的歌舞场，并因此而得到了大大小小的文名。我一直不解的是，怎么会有这么深的误解和误读?别人不懂也就罢了，难道我们这些中国人也真的再也听不懂中国诗人的歌哭和咏叹了吗?难道历史的风尘真的把我们埋葬得这么深这么重了吗?难道一种弱势文化的人连听力、视力和生命的感觉力也都是弱势的吗?以致我们竟然听不懂一个肝肠寸断的柔情诗人的悲鸣?以致我们竟然看不见，在夕阳落照下的那样一种悲天悯地的大悲哀?

　　沈先生曾十分恳切地说过“我离开家乡去北京阅读那本‘大书’时，只不过是一个成年顽童，任何方面见不出什么才智过人。只缘于正面接受了‘五四’余波的影响，才能极力挣扎而出，走自己选择的道路。”这个秉承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湘西人，以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和自己的家乡时，就诞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一片最深沉也最美丽的森林。中国诗歌所最为崇尚的“神韵”和“意境”之美，在这片森林中流变成为一种不可分离的整体呈现。这是中国诗的传统向现代散文文体一次最为成功的转变。而弥漫在这些美丽的文字背后的，是一种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对于生命沉沦的大悲痛，和对于无理性的冷酷历史的厌恶。在这肝肠寸断的痛惜的背后，是一种人的觉醒。是一种现代人格的建立。对此，沈先生自己说过一句肺腑之言：“写它时，心中充满了不易表达的深刻悲痛!”所谓“大音希声”，所谓“有大美而不言”。不像郁达夫、郭沫若们那般直露地“噫!噫!啊!啊!”，未必就不懂得痛苦，未必就没有深刻。事实上，这正是沈从文先生不为潮流所动，独到而深沉的追求。——一个能和时代风格相抗衡而独立于世的作家必定是大家。在当时那一派峻急、坚硬、浮躁的白话“国语”的主流中，沈从文的从容沉静和优美大度尤其显得卓尔不群。看了沈先生一九三四年为《边城》所写的“题记”，就更会明白他的追求是出于一种清醒而深刻的自觉。沈从文在谈到《边城》的创作时说：“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②作者的这一创作追求无疑是建立在批判现代文明扭曲人性的基础之上的，与《边城》相对立的，正是那个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衣冠社会”。这自然而然地使人联想到东晋的陶渊明写《桃花源记》的情景，两者都是作家在对社会现实的极端失望与不满之中对心灵深处“人性乌托邦”的建构。所不同的是，陶渊明心目中的桃花源是作者想象中的理想化世界，而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茶峒则是真实存在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生活过的、记忆中的山山水水正是沈从文漂泊流浪的最后家园，是其最温暖的心灵寄托。他笔下所表达的游子对自然的渴望与回归，满怀深情地描摹熟悉的田园风光，是一幅美丽的画，一首感人的诗。作家笔下的灵山秀水其实是心灵与生命的栖所，也正是沈从文为自己设置的最后的真正精神家园。中国现代文学拥有一种悲怆的底蕴，自然世界充当作家心灵的折射，更多的呈现出历史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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