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雾戴望舒《雨巷》的原文及文学赏析
《雨巷》一诗的音乐感很强，我们很容易感受到它的舒缓、低沉而又优美的旋律和节奏，也很容易感受到它所抒发的情感──凄清、哀怨和惆怅。《雨巷》所渲染的那种理想破灭而又无法挽回的苦闷、哀怨而又无奈、惆怅的情感又加深了一层。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雨巷》的原文及赏析，欢迎大家阅读!
《雨巷》
戴望舒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
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地
默默彳亍着，
冷漠，凄清，又惆怅。
她静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她飘过
像梦一般地，
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
像梦中飘过
一枝丁香地，
我身旁飘过这女郎;
她静默地远了，远了，
到了颓圮的篱墙，
走尽这雨巷。
在雨的哀曲里，
消了她的颜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丁香般的惆怅。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飘过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雨巷》赏析
雨巷，一条多么悠长的雨巷;
雨巷，一条多么寂寥的雨巷;
雨巷中，彷徨着一位诗人，又行着一位姑娘。
他们在雨巷中飘然相逢，又飘然相散。这景，这情，诱使过多少读者遐想幽思!
这诗人笔下的“雨巷”，究竟是怎样熔铸而成的?究竟表现了一种什么样的情思?且让我们来细细探寻。
戴望舒之所以写下这《雨巷》，从身世考察，他的降生以及他的早年生活，似乎都与“雨巷”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如这位诗人故乡的有的学者所考证的：1905年3月5日，戴望舒在杭州大塔儿巷11号诞生。他家的周围都是悠长的小巷，大塔儿巷和小塔儿巷从东向西蜿蜒，皮市巷和华光巷横贯南北。他八岁入杭州鹾务小学读书。这所学校在他家西南方向的珠宝巷内。他14岁入杭州宗文中学，这所学校又在他家东北方向的皮市巷内。他上小学和中学，都得走过好几条长巷。戴望舒发表《雨巷》，时年22岁。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想，这位诗人对当时刚刚过去的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那朝朝暮暮所走过的江南雨巷，一条又一条，一程复一程，该为他灵感的得来，意象的摄取，提供了多么厚实的生活基础。许是他太熟悉雨巷了，太系念雨巷了，于是往昔在雨巷的足迹，便像梦一般地飘来，涌来，这便是他写《雨巷》的原因，或者换言之，这便是他灵感的触发点。
戴望舒之所以写下这《雨巷》，自然更有他提笔的当时所特有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心境。在第一次革命战争高潮中，戴望舒受到了革命的洗礼，他还加入了共青团，在震旦大学投入了革命的洪流。然而，为他所意想不到的是1927年4月12日，反革命政变发生了，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遭到屠杀，他也遭到通缉。据施蛰存回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望舒、杜衡，都隐迹在我松江家里的小楼上。闲居无事，就以译书消遣。”“望舒译诗的过程，正是他创作诗的过程。译魏尔伦诗的时候，正是写《雨巷》的时候。”因而，这《雨巷》的问世，除了诗人早年生活的触发外，更是他在革命的低潮时期，躲进小楼、躲进“雨巷”的一种忧郁和苦痛的复杂思绪的抒写。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这是诗的开头一节，也是全诗的主旋律。反复吟咏这几个诗行，闭目回味，浮现于我们脑海的是这样的情与景：以情而言，是独自、彷徨、寂寥、愁怨;以景而言，是纸伞、雨巷、丁香、姑娘。此情此景，水乳交融，幻化为一体。这是孤独的袒露吗?这是爱情的渴求吗?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我们不必追问得那么具体，也不必回答得那么确切。因为诗毕竟是诗，正如前人所说：“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尤其是戴望舒早期的诗，大都不是直接对现实的摹写，而往往是一种隐蔽灵魂的宣泄。正如戴望舒的另外一位好友杜衡在《〈望舒草〉序》中所说：“一个人在梦里泄露自己的潜意识，在诗作里泄露隐蔽的灵魂，然而也只是像梦一般朦胧的。从这种情境，我们体味到诗是一种吞吞吐吐的'东西，术语地来说，它的动机是在于表现自己与隐藏自己之间。”
那么，就让我们寻着诗人在雨巷行进的足迹，躲在一旁，远远窥视吧。你看，接下去的2、3、4节，诗人又抒写道，他所希望逢着的那个丁香一样的姑娘，飘然迎面而来了。她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她也撑着油纸伞，像诗人一样，彷徨在这悠长而寂寥的雨巷。她从诗人对面而来，她与诗人只是瞬间相遇，又像梦一般地飘散而去。这是从正面写诗人与那位姑娘相逢。再接下去的第5、6两节，则是诗人回转头来，目送那从身旁飘过的女郎远去，一直看见她“到了颓圮的篱墙，/走尽这雨巷”，她的颜色，她的芬芳，都消散了，甚至她的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也都消失了。
要读懂这首诗，要品尝出这首诗的情味，关键就在于对以上两个层次的五个诗节所写的诗人与那位姑娘瞬间相逢又相散的情景的理解。那位姑娘是实写吗?我们从关于戴望舒现有的传记材料中，还不能得到确切的印证。他的第一次爱情的到来，有书可查的是他在1929年前后对一位名叫施绛年的姑娘的追求。1929年4月他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扉页上印了法文“AJeanne”，其意思是“给绛年”。《望舒传》的两位学者也只肯定地认为在这本诗集中的《路上小语》《林下小语》等诗作抒发了诗人对施绛年热烈的爱。这两首小诗大约写于1928年。而写于1927年的《雨巷》中的那位丁香一样的姑娘，是否确指施绛年，我们缺乏根据，就未敢断定了。但是，与《雨巷》同时写作甚或早于《雨巷》的一些作品，如《闻曼陀铃》《残叶之歌》，乃至《可知》《断章》等，我们从中却可以见出，这位诗人早已有了爱的萌发和爱的情愫。因而，对于《雨巷》中所写的那位姑娘，即使算做一种并无“本事”的虚拟，我们也可以大胆地认为，恐怕其中不乏对于爱的渴求与追索，这就不可忽视它所蕴含的爱的因素。诗人在此时此刻，希望逢着一位像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以慰藉自己的孤独和彷徨。这一看法，姑且作为“一家之言”。
当然，这首诗所表现的隐秘的灵魂，显然又不仅于此。诗人笔下那位匆匆相逢又相散的姑娘，显然又具有其象征意义。这一点，已为众多学者所公认。前面我们已提及，诚如施蛰存所说，戴望舒“译魏尔伦诗的时候，正是写《雨巷》的时候”，因而，我们从《雨巷》中，就不难寻求到魏尔伦诗作中的那种“迷茫如雨”的朦胧色彩，那种“凝思悠复悠”的忧郁情愫。我们也不难从魏尔伦的诗中，寻求到某些影子。诗人戴望舒运用象征的方式和手法，进行意象的摄取，这正如他自己后来在译古尔蒙的诗作的“译后记”中所说：“他的诗有着绝端的微妙──心灵的微妙与感觉的微妙，他的诗情完全是呈给读者的神经。”戴望舒说的是他对象征派诗人古尔蒙诗作的感受，他自己的《雨巷》又何尝不是如此?《雨巷》中那位丁香一般的姑娘，其实只不过是一个飘然而来又飘然而去的影子。诗人对这一形象的抒写，也并不重在实摹细描，而是重在追求一种“心灵的微妙与感觉的微妙”，重在“呈给读者的神经”。
因而，对于这首诗的欣赏，不知时代背景和诗人身世的读者，也许会寻着诗人所呈现的“神经”，去把它当做一首单纯抒写忧怨或抒写爱情的作品去理解，去品尝;而知道时代背景和诗人身世的读者，却可以更深一层地去发掘它的象征意义，即领略出这是诗人在以雨巷中丁香一样的姑娘的飘然而去作为象征，抒写大革命退潮后无法排遣的忧郁与惆怅。诗人以象征手法所写的这种感情，自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低沉哀怨之情，是一种在挫折和失败面前的惶惑空虚之情，是一种对时代洪流的回避之情。
这首诗之所以流传至今，主要在于它艺术上的成功。前面所提及的象征手法，在诗人戴望舒的手里的借鉴和运用，就比李金发自由和圆熟。诗人将外国的表现手法与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妙意境，相当完美地融为了一体。所以，著名诗人、学者卞之琳说：“《雨巷》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或者‘稀释’。”
扩展：
作者简介：
戴望舒(1905—1950)，笔名有戴梦鸥、江恩、艾昂甫等。生于浙江杭州。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诗人。1929年4月，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出版，其中《雨巷》成为传诵一时的名作，他因此被称为“雨巷诗人”。1949年6月，在北平出席了中华文学艺术工作代表大会。建国后，在新闻总署从事编译工作。不久在北京病逝。
人物经历
1913年，入杭州鹾武小学读书，开始拥有私人阅读空间，阅读古典说部和《水晶鞋》《木马兵》等外国童话。
1919年，考入宗文中学。
1922年8月，首次公开发表文学作品小说《债》，载《半月》第1卷第23期；9月，与张天翼、施蛰存、叶秋源，李伊凉及马天骚等在杭州成立兰社。
1923年秋天，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师从田汉，在校期间，学习中外文学和革命理论，参加实际斗争。
1925年6月，上海大学被封；同年秋，转入震旦大学学习法语。
1926年，与施蛰存、杜衡等人创办《璎珞》旬刊，发表诗作《凝泪出门》。
1927年写的《雨巷》。1928年发表《雨巷》，并与施蛰存、杜衡、冯雪峰创办《文学工场》。
1929年4月，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
1932年，任《现代》编辑；11月初，赴法国留学，先后入读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
1935年春，被里昂中法大学开除回国，开除原因一说是在中法大学学习一年多时间，不上课，不按时交作业，年终也不参加考试，到了期限即回国；一说是在西班牙旅游期间参加反法西斯游行，法国警方通知中法大学当局，这个学生不能再留法国；3一4月，乘船回国到上海。不久，与施绛年解除婚约。先开始筹办《现代诗风》杂志。
1936年6月，与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结婚。
1936年10月，戴望舒与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等人创办了《新诗》月刊，这是中国近代诗坛上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新诗》在1937年7月停刊，共出版10期，是新月派、现代派诗人共同交流的重要场所。
1937年1月，第3本诗集《望舒诗稿》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抗战爆发后，戴望舒转至香港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办《耕耘》杂志。
1939年3月，“文协”香港分会成立，为适应环境，改称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留港通讯处”，戴望舒当选为首届干事，同时兼任研究部和西洋文学组负责人，《文协》周刊编辑委员；7月，和艾青主编《顶点》；10月，参与“文协” 香港分会、中国文化协会、中华漫画界协会香港分会、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联合举办的“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会”的策划和筹备工作。
1941年底，因宣传革命，被日本人逮捕入狱。
1943年1月，给穆丽娟寄“离婚契约”；5月30日，与杨静（丽萍）在香港结婚。
1946年3月，全家赴上海；8月，经周煦良介绍，任暨南大学教授，教西班牙文。
1947年7月，因参加教授联谊会、支持进步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被暨南大学解聘；8月，任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教授、中文系主任，教唐诗研究和中国古代小说史，同时兼任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教授，教音韵学。
1948年5月，因参加教授罢课，被上海市立师专校长串通地方法院，污陷控告，说是香港汉奸文人，出票传讯，被迫离沪，携妻女再度赴港。
1949年2月，与杨静离婚；3月，离港抵北平；6月，参加在北平召开的中华文学艺术工作代表大会。后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法文科科长，从事编译工作。
1950年，在北京病逝，享年45岁。安葬于北京西山脚下的北京市万安公墓，墓碑上有茅盾亲笔书写的“诗人戴望舒之墓”。
个人生活
情感经历
戴望舒一生与三位女性有不解之缘，他的初恋是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而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第二任夫人是杨静，然而三位女性却并没有哪一位能与他相持一生，最后只留下令诗人的一生难以释怀的爱情悲剧。
1927年，大革命失败，戴望舒、杜衡到松江县施蛰存家避难。这个时期，戴望舒爱上了施蛰存的大妹妹施绛年。施绛年虽然比他年幼5岁，却因受到良好的教育，懂得感情，开朗、活泼、富有个性，不像戴望舒那样既冲动又忧郁内向。两人性格上的差异造成彼此感情上的不平衡，再加上戴望舒童年一场天花后脸上留下的瘢痕，也使施绛年不悦，这给他们的爱情蒙上了阴影。1928年，戴望舒以跳楼相逼，施绛年无奈只得接受戴望舒。1931年，两人订婚，施绛年此时实已爱上他人，便以希望戴完成学业以保证以后经济无碍催促他出国读书。第二年，戴守约前往法国留学。在法国没过多久便传来施绛年移情别恋的消息，戴望舒伤心不已，无心学习。1935年5月，戴望舒回到上海，证实施绛年已移情别恋，他便当众打了施绛年一记耳光，然后登报解除婚约，结束了这段长达8年的苦恋。
沉浸在失恋伤痛中的戴望舒，当时住在刘呐鸥的江湾公园的公寓，与穆时英一家挨得很近，为了抚慰戴望舒爱情的伤口，穆时英将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介绍给戴望舒。小他12岁的穆丽娟的清纯、秀丽一下就迷住了戴望舒，使他很快从感情的困厄中挣脱出来。1936年，两人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婚礼。穆丽娟是仰慕他的才华与他走到一起的，两个人本应该有很好的婚后生活。不幸的是，戴望舒根本不懂得怎样去爱一个女人，在家只顾自己读书写字，很少与妻子交流。直把一颗爱着他的心降到冰点，离开他时，他才后悔，再次以死相逼，然而这回也没能把妻子逼回来。1940年冬，戴望舒无奈离婚协议上签字，再次陷入到爱情的悲剧之中。
1942年，戴望舒与同在大同图书印务局的抄写员杨静相识，并很快进入热恋。尽管杨静的父母竭力反对，但杨静是个充满个性的女孩，她冲破种种阻力，毅然与大她21岁的戴望舒结了婚。杨静从小长在香港，娇小美丽，活泼好动，结婚时才16岁，由于彼此性格和年龄的差异，加之婚前缺乏深入了解，婚后不久便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常常因生活上的琐事吵架。1948年末，杨静爱上了一位姓蔡的青年，并向戴望舒提出离婚，戴望舒做出了种种努力希望挽回，然而杨静心意已决无法挽回，戴望舒只得一直不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杨静无奈之下与姓蔡的青年相偕出走。
嗜书如命
喜欢看书和买书是文人的共同爱好，戴望舒嗜书如命。喜欢书的文化人，即使因为囊中羞涩，买不起书，光是看一看，摸一摸，也会感到其乐无穷。戴望舒最喜欢逛塞纳河左岸的书摊，他说：“就是摩挲观赏一回空手而返，私心也是很满足的，况且薄暮的塞纳河又是这样的窈窕多姿！”戴望舒留学法国期间，虽然衣食无着，人在异乡，但只要手上有钱，总会量力而行，日积月累，竟然买了不少书。好友施蛰存对此艳羡不已，写信给戴望舒时说：“听说你有许多书运来，甚想早日看见。”施蛰存也经常委托他帮忙买书，两位好朋友在面对好书时，总是不可遏止地想着要去拥有它。施蛰存讲到戴望舒在信中所讲的巴黎书业的盛况时，总是会发出可怜兮兮的叹息：“我只恨无钱，不然当寄你三四百元给买大批新书来看看也。珍秘书之嗜好至今未除，希望继续物色，虽无书寄来，目录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