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诗学理论

　　首先，白居易提出诗歌反映社会现实的创作原则。白居易推崇《诗经》，因为《诗经》“六义”植根社会，具有现实主义写实的传统，能够让人听诗了解社会现状。所以白居明确提出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后重申“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歌应反映社会现实、讽谕时政。用诗反映社会现实在杜甫的创作中多有体现，但还是白居易将这一实践上升到诗学理论高度。

　　其次，白居易认为诗歌应发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社会功效。白居易用“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强调诗歌的社会功效：诗歌应该让上位者补救考察政事的`缺失，让平民宣泄疏导感情，针砭时政。

　　二、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重视思想感情

　　白居易强调诗歌创作中思想感情的抒发。感慨于“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惟唱声”，白居易在《与元久书》中开门见山道：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白居易将诗歌比拟为树，将“情”，即思想感情比作树根，而“言”、“声”、“义”都是由“情”衍生出的。而“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所以语言、声韵使得情见”而“感易交”，是表现思想感情的手段。

　　但“情”不局限于诗人的个人之情。白居易反对只抒发个人情感的诗歌：他评论屈原、苏武、李陵“各系于志”的诗是“止于伤别”、“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所以白居易在提出“情根”后又做了补充：

　　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窦也。

　　白居易的“情”不是“纯属个人的愁乐哀怨”。“情”既言个人之志，有诗人本身的爱恨情仇，更要有“超越个人之上的‘圣人之情’”，囊括现实社会真实的民情时事。白居易对自己的不同类诗歌的态度，也体现这一创作思想。白居易的杂律诗被时人喜爱，但白居易却说“时之所重，仆之所轻”，因为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只抒发了他个人的情感，没有上能“补察时政”，下可“泄导人情”的社会功效。

　　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注重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白居易将诗歌的“情”、“言”、“声”、“义”比作树木的“根”、“苗”、“华”、“实”。“情”和“义”是诗歌的内容，“言”和“声”是形式。

　　其一，白居易重视诗歌内容。他提议“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白居易认为，诗歌的创作应该在六义的标准下进行，并发挥惩劝补察的作用。他反对抛开内容只追求“宫律高”、“文字奇”，因为“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于是他对梁陈的诗歌做了全盘否定，认为不过是“嘲风雷，弄花草”，空有华丽的辞藻，但“吾不知其所讽焉”。

　　其二，白居易也重形式。“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情”是四个要素中的根本，但“言”、“声”、“义”三者也是展示“情”的工具。“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韵律协调言语通顺，进而声音悦耳，情感才能得以表现才能感人，从而结出的果实“义”，才会贯串隐密细微的事物包含博大精深的道理。可见，白居易认为优秀的诗歌应兼顾情感与主题、语言和韵律，达到内容和形式的相互统一。

　　四、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向通俗化推进

　　《与元九书》中记叙道：“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官府部门选人以白居易的诗为标准。就是在民间“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白居易的诗歌在不同阶层不同知识层面中广为流传，反映了白居易诗歌的雅俗并赏、通俗易懂。

　　白居易讲求诗歌形式通俗，语言浅显易懂。白居易在作新乐府诗时，就提倡：“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要求新乐府诗句言语朴实而直率、直笔而恳切、所写的内容真实，让人容易理解，能够得到深刻启发，容易传播开。他的良苦用心使其诗歌达到了“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的效果，形式通俗，语言浅显而不浅薄，贴近民间大众生活，“老妪都解”，在当时瑰丽的词风中另辟蹊径。

　　总的来说，白居易他继承了儒家诗学的进步理论并将其发扬光大。他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重情、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以及语言通俗化的诗学理论，大大地丰富了诗学观念，对后世文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白居易的诗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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